合影“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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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遗憾”的合影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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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三次会议上，拍摄了这张合影。
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些人以为等的时间会很长，便去楼后面的厕所方便，之后又慢步返回。等走到现场时，照相已毕，成了终生遗憾。钟敬之等人到前边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观看，刚一走到，回头一看照相队伍已排好，急忙回跑，同时喊着“等等我们”，总算挤在第三排边上。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照相时没有赶上，这些人在照片上都找不到。所以，实际参加座谈会的人数，比合影中的105人大约要多出20人左右。正是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后来在一些有关文章中，对于参加座谈会的人数就有了不同说法。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吴印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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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背后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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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的拍摄者，是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
吴印咸是江苏沭阳人，生于1900年。他早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摄影。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是作为延安电影团的代表出席的，拍照片的时候，已经42岁了。
在开会的过程中，他就在琢磨，怎样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摄入镜头保存下来。但是会议现场屋小人多、光线昏暗、烟雾弥漫，很难拍出理想的照片。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了毛主席，提出了到室外拍张参会人员大合影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欣然同意了，当即决定散会后到室外拍照。毛主席亲自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他自己先坐了下来，大家很快围了上来站好坐定。毛主席对此次会议如此重视，对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的亲切，使全体参会者激动不已。
（部分文字摘自《延安日报》：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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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纵即逝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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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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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家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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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化系统和部队文艺系统。所谓“四大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鲁艺与文抗两大阵营。
座谈会后，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部分文字摘自《人民政协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几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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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上、墙上、大树上
都站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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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时期的歌剧《白毛女》剧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鲁艺和延安的各文艺团体，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深入群众，奔赴前线，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诞生在当时的舞台歌剧《白毛女》，无疑是其中最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鲁艺院长周扬得知后，决定用它搞一个新歌剧，向党的“七大”献礼。
周扬把此任务交给了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立即把它作为戏剧系和实验剧团的重要任务布置下去。之后，鲁艺戏音（戏剧系、音乐系）部委员会研究确定，组成集体创作组和集体导演组，由鲁艺戏音部委员会委员王滨（原名“王斌”“王彬”后改为“王滨”，为鲁艺戏剧系的教员和话剧团导演）直接领导并担任《白毛女》集体创作组和导演组的负责人。
“鲁艺”版歌剧《白毛女》剧本封面
在创作、排练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因为是一部大歌剧，没有剧本，完全是在一个传说基础上，从零开始进行架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开始时，剧组的排练场地就设在鲁艺大院场地中。他们在露天场院里弄了一个简易的舞台，下面用长木板和砖头搭成观众席，这样鲁艺所有的教职员工，随时都可观赏到《白毛女》的排练情况。到了后期，全剧基本成形后，就进入了延安的小舞台上排练了。因鲁艺的门户始终都是开放的，老乡们闻声便络绎不绝地进来观看，王滨和剧组的人都非常注意搜集老乡和同志们的意见，不断进行修改。
在表现形式上，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虚拟表演手法，布景用代表性的大道具加平面景，不设门窗，便可与虚拟的表演手法相吻合。对于我国戏曲的表演程式，只学它节奏强烈、带舞蹈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剧本组的创作思想进一步体现出《白毛女》来自于人民的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又要高于生活的意愿和服务于人民的目的。
就在排练紧张进行时，创作组接到了临时任务，《白毛女》的创作被打断了！这时，距离党的“七大”召开很近了。为了赶进度，就形成了紧张的流水作业，即创作出一场戏就排一场戏，为了尽快落实，剧组从文学系选来了刚毕业、二十岁的尖子学生贺敬之到剧本创作组。在王滨的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当排练进行到最后一场“斗争会”时，贺敬之因过度劳累病倒了，所以他推荐了丁毅（丁一）来写这一场的歌词。
最终，成就了由贺敬之、丁毅（丁一）创作而成的永恒的经典《白毛女》。
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亲历者“小故事”
2012年5月17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亲历者、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的编剧于敏在北京居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说起7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仍然能准确地回忆起很多的人和事。
于老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我在鲁艺戏剧系工作。当时，中央请胡乔木负责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们发出47份请柬，我的名字不在这47人的名单中。5月2日那天，是个星期六，我和干学伟在鲁艺驻地的东山下散步，碰到我们的院长周扬同志从山上下来。他招呼我们跟他一起去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座谈会。这样，我们两个‘小沙弥’，跟着我们的院长就去了。这个会，就是意义深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据他介绍，会议开了三次，是在1942年5月的2日、16日、23日这三个星期六的下午召开的。前两次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后一次因为人更多了，就挪到室外土坪举行。
“好多记者问我那个会是怎么开的，主席台是什么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既没有献花，也没有主席台，更没有什么桌牌，安排什么座位。大家随意散坐，不拘一格。中央大礼堂是一所瓦顶砖墙的大棚子，靠墙靠窗摆了一些小方桌，四边有长凳，礼堂中央也摆了一些长凳。我坐在一张短凳上，旁边就是秦邦宪同志，不远处就是朱总司令，他们都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会的时候，秦邦宪还跟我一起‘咬耳朵’呢。”
“毛主席讲话时一直站着，他的开场白在发表时标为《引言》。他一开始就标举5个方面的问题，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说实话，我只泛泛地听着。只在讲到他自己的感情变化时，我动心了。他说自己是学生出身，养成一种习惯，在大家面前挑自己的行李，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了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