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一多、闻立鹏到闻丹青，
时代赋予他们各不相同的斑驳底色。
作者：许晓迪
1926年初，位于北京西城的西京畿道34号搬来一对年轻夫妇。男主人总是一身深色长袍，扎了裤脚，穿一双黑缎老头乐鞋。他把书斋客厅的四壁贴上无光的黑纸，再狭狭地画上金边，像一位裸体的非洲女郎，手臂、脚踝上套着细金圈。屋内的方形神龛里，供着一尊西方女神，屈着一条腿，挽住下沉的亵衣。
这是男主人——闻一多一手打造的宫殿。这一年，他27岁，留学归来不久，在北平艺专做教授。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诗人、学者、艺术家，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多年后，他的孙子闻丹青在中央美院（1950年由北平艺专美术系与华大三部美术科合并成立）的大院儿度过少年时代，疯玩时磕破了皮，就去医务室找李苦禅的太太擦药。“李苦禅说，当年在这里读书，上过祖父的素描课。”闻丹青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闻丹青，闻立鹏长子，1954年生于北京，先后在 《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从事编辑工作。
他的父亲闻立鹏，是闻一多的小儿子，自1947年踏上美术之路，历经艺海沉浮，1967年曾在菜市口以南、陶然亭以西的“半步桥监狱”做了75天“阶下囚”。上世纪90年代监狱搬迁，此处建了小区，他买房搬入，重回故地。闻丹青指着窗外一处爬满青藤的建筑：“那就是当年监狱的岗楼。”
·闻立鹏，闻一多三子，1931年生于湖北浠水，从事油画创作，代表作有《国际歌》《红烛颂》等。
2022年4月2日，“红烛颂：闻一多、闻立鹏艺术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闻一多47年短暂的生命里，蕴藏着艺术家、诗人、学者、斗士多重身份，却始终贯穿一个追求——美。纯美的艺术，醇美的生命。后来，闻立鹏选择油画，闻丹青选择摄影，也是赓续其“追寻至美”的理想。
闻一多的人生道路，是从美术开始的。
1912年夏天，13岁的闻一多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这所“东方华胄的学府”度过十年光阴。他热心各项校园活动，参加演说辩论，也倾心话剧，不仅编剧本，还参与演出，扮过革命党人、差役、律师、“震耳长鸣”的驴，以至男扮女装，饰主角的母亲。
清华开设图画课，闻一多勤加练习，校外村庄、圆明园遗址、清泉古庙，都是他写生的去处。1919年9月，闻一多与杨廷宝、方来发起清华美术社。次年12月，他又和浦薛凤、梁思成等人建立了研究文学、音乐等各种艺术的组织“美司斯”——取自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的音译。在《美司斯宣言》中，他们“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命的质料”，为此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作试验品”。
1922年，闻一多承担了毕业班纪念册《清华年刊》的编辑和设计工作，从黑色蜡皮的封面、扉页到题图、题花，以及大部分插图，都出于他之手。《梦笔生花》一幅，靠案熟睡的少女，幻梦中笔头生花，著名插画家比亚兹莱的经典大块黑白融合东方传统的线描，正体现了他的艺术理念：“不是西方现在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僵尸，乃是溶合两派精神的结晶体。”
·1922年，闻一多为《清华年刊》绘制的插图《梦笔生花》和《舞台》。
“凡是他创作的，常会在画中藏一个小小的‘多’字。”闻丹青说，他对《演讲》这幅印象深刻，画中的学生在天安门前演讲，远处一位黄包车夫驻足观看。“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十分同情底层民众。《清华年刊》里专门有一章讲到车驴夫阅览所、平民图书馆、校役夜学。今天的学生出毕业册，会把学校的司机工人、宿管大妈带上一笔吗？”
1922年8月，闻一多来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修习西洋美术。烟囱林立、噪声如雷的工业区，让这个“东方老憨”难以消受，“彼之人民忤我特甚”的民族屈辱感，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所幸还有艺术。一年苦读，闻一多各门成绩均佳，获“最优等名誉奖”，但始终无法摆脱“诗神的诱惑”——白天在画室用功，晚上回去看到拜伦、雪莱、济慈、老杜、放翁在书架床头，“心里又痒着要和他们亲热了”。
1923年，闻一多转学至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相伴读书。他给梁实秋画过一张半身像，头发是绿的，背景是红的，嘴角撇得像瓢，“看起来好吓人”。
一年后，闻一多再次转学，来到纽约艺术学院。
在这里，他结识了张嘉铸、赵太侔等一班戏剧人，蓄起长发，日上三竿起床，开夜车至午夜，到附近的广东小馆喝五加皮、吃馄饨。他们排演的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演出，大获成功。闻一多用油彩在服装上画出大海、红日、白鹤，灯光下闪现富丽堂皇的迷色。几个年轻人大受鼓舞，三更时分喝得半醉，在厨房火炉旁彼此告语：提前回国，发动“国剧运动”。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踏上阔别3年的祖国土地。迎接他的是“五卅”惨案后马路上的斑斑血迹。他写下一系列爱国诗作，“希望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一位青年说自己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
戏剧梦碎后，闻一多那间“黑屋”成为“新月派”诗人的聚集处。他们以《晨报·诗镌》为阵地，提倡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黑屋”附近那条扔着“铍铜烂铁”、泼着“残羹剩饭”的水沟，被闻一多写入《死水》，变幻出“绿成翡翠”“锈出桃花”“油织罗绮”“霉蒸云霞”的斑斓。
这一沟“绝望的死水”正是中国的隐喻。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兴起又分裂，让闻一多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1927年，他开始治印，排遣忧怀，写信给好友饶孟侃：“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
这一年，新月书店在上海华龙路开张。闻一多为出版物设计封面装帧：
《巴黎的鳞爪》是徐志摩的散文集，深重的底色上零乱分布着纤手、长腿、媚眼、红唇，让人联想到光怪陆离的现代巴黎生活；《浪漫的与古典的》是梁实秋的论文集，浅棕色的“古典”“浪漫”阴阳两方印文，组成色彩古朴的图案。潘光旦的《冯小青》探讨女性心理变态，闻一多为其绘制了插图《对镜》，画中女子披着睡衣、左肩半露、鬓发散乱、眼神忧郁，悬挂的鸟笼暗示着她的悲剧命运。
·闻一多为徐志摩的散文集《巴黎的鳞爪》所作的装帧设计。
1928年，闻一多的第二本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发行。设计由他自己操刀，封面、封底选用通盘的黑纸，书名题写在白纸上。翻开封面，银灰色的单线勾勒出奔腾的战马、手持长矛的士兵与飞舞的乱箭。
1932年，闻一多来到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弃新诗而去，钻入古典的故纸堆。学生回忆“楚辞”课上的闻一多，抱着大沓的手稿抄本走进教室，擦火点烟，用迂缓的声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真名士！”这是他一生最安定的时光。新南院的住宅舒适宽敞，书房前种着翠竹，草坪的大缸里养着金鱼，5个孩子在身边，有保姆厨师照料。
5年后，“七七事变”。清华南下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临时大学。闻一多动身赴湘，开始抗战8年的颠沛流离。1938年初，学校再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入滇。1938年2月，“湘黔滇步行团”出发，跋涉68天，一路上借宿农家茅舍，与鸡鸭狗猪同堂而卧。艰苦浪漫的长征中，闻一多重拾画笔，画了50多张写生。他写信给妻子，说自己已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湘黔滇步行团”，沿途画的写生。
教授学者漂泊西南，难掩众星璀璨。闻一多的课堂充满艺术气息。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钉在黑板上，有声有色；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点画派”。
家庭中，闻一多也营造着艺术的磁场：墙上古拙的拂尘、层层叠叠的线装书卷、床头泼墨山水般的大理石挂盘……他听孩子们背古诗，用男低音和他们一起唱《黑奴曲》《伏尔加船夫曲》；中秋饮茶赏月，冬日踏雪寻梅，在黑龙潭的唐梅宋柏和满树茶花间感受自然之美。
叛徒与新兵
现实却是越发逼仄。空袭频仍，物价高涨，闻一多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从线装书到皮大衣纷纷典当。为了节约炭火，冬天全家到小溪中洗脸，地里的蚂蚱在锅里熥干，不舍得放油，撒点盐也是一道菜。大学教授与村姑一条河里洗衣，与车夫一个铺子买米，真正接上了中国的地气。
1943年，教授们开始自制肥皂、养猪养马，夫人们开始摆摊卖糕点，闻一多也成为“手工业劳动者”，挂牌治印。“一向心宽”是对老友朱自清的慰藉，“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是与战友吴晗的共勉。
闻一多曾与华罗庚“隔帘而居”，1944年为他刻印，边款诙谐：“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抗战胜利后，学生黄海和陈幼珍前来辞行，闻一多为其题词“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按下印章“叛徒”。
这一年，闻一多以“叛徒”之姿走出书斋，从“何妨一下楼主人”变成激情喷发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握拳宣誓：“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5时，几声枪响后，闻一多倒在西仓坡离家一步之遥的地方。
“他有一枚未完成的印章，刚设计好字体，还没动手刻。印面是五个字：其愚不可及。”闻丹青说道。
这一年，闻立鹏14岁。父亲殉难街头、长兄重伤垂危、母亲病发住院的绝境，劈断了他的少年时光。
·抗战中，闻一多与三子立鹏、长女闻名在昆明。
1947年，闻立鹏通过封锁线，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进入美术系学习，老师是王式廓、罗工柳等来自延安的革命美术家们。教学条件简陋，他们就用柳树枝自己烧制木炭条，用黄泥做成立方体、球体、椎体，再刷上白石灰。
1949年10月，闻立鹏从华大三部美术科毕业，作为“美术干部训练班”的一员，进入王府井校尉营的北平艺专。操场上锣鼓震天、红绸飞舞，课间饭后总会听到嘹亮的《信天游》。联欢会上，“美干班”真人演出“俄罗斯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缅希科夫在别廖佐夫镇》，比原画还精彩。
1959年，闻立鹏以处女作《血债》踏进艺坛大门。这一年，他28岁，被选为留苏研究生，却因中苏关系破裂美梦难成，一年半突击苦学俄语，只换来高血压病。所幸西方不亮东方亮，插班加入了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
·闻立鹏作品《血债》。
罗工柳思想开放，主张“新奇怪绝”，18个学员要有18种面貌。1961年，他带领“油研班”到新疆，六天六夜坐火车硬座挨到乌鲁木齐，又坐了三天长途到伊犁，在阳光、白杨、葡萄园中开始写生。又去敦煌临摹壁画，洞窟黑乎乎的，他们把镜子放在洞外反射阳光，光线一变，就要出去挪镜子。
毕业创作，闻立鹏想把《血债》重新画成油画《国际歌》，在黄山住了一个月，到处观察写生。立马峰下，巨石背衬天空，气势逼人。他将这种感受搬入画中，7位烈士成“山”字形排列，黑与土红的色调，恢弘悲烈。
1963年，“油研班”毕业创作展隆重开幕却草草收场。此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囚犯与煤工
一年后，文化部取消模特儿制度。闻立鹏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获毛泽东批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需的基本功，不要不行。”
“文革”中，闻立鹏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半步桥监狱”关押75天。他利用派发的厕所草纸、写检查的铅笔，背着看守默写练笔。出狱不到半年，武斗成风中，他又被绑架关押了3个月，一天深夜冒死从美院陈列馆四楼结绳逃脱。
1969年，美院全体教职工下放河北部队农场，闻立鹏和妻子张同霞虽同住一村，却不许相见，大会批，小会斗，每天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不眠之夜，他写下了“一夜北风紧，万里秋月明。愿刀剖肺腑，照我赤子心”的小诗。
1972年深秋，听说妻子已离队出走，闻立鹏也决定“解放自己”。回到北京后，他和朋友们结伴到各地写生，想尽快恢复生疏的手艺。“我们坐在装炸药的翻斗车里，在太行山绝壁上行驶。我们匍匐在手扶拖拉机中，在王屋山穿越狭小黑暗的山洞水渠。风里，几十斤重的石头压不住画箱、画架；雨里，用松节油和着雨点在画布上涂抹。”
当父母双双“叛逃”归家，闻丹青也从插队的房山农村回到北京，开始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送煤生涯。熙熙攘攘的街市、深宅大院的高干人家、大杂院里的平民百姓，都得一筐筐背进去，按要求摆在窗檐下，码在床铺底下。
1976年清明节期间，闻丹青天天骑着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在茂密的花海里抄写诗词。一些摄影爱好者拍下当时情景，编辑成册，找到闻立鹏，请他设计封面。闻丹青看后大受震撼：“照相机还能干这事儿？”1979年后，这些人组成“四月影会”，在中山公园举办展览，“没有重大题材、宏大叙事，都是小花、小草、市井、人物、街景，给我刺激特别大”。闻丹青说，从此，他走上了自己的摄影之路。
这一年，闻立鹏创作了《大地的女儿》和《红烛颂》，前者描绘一袭白裙的张志新烈士横卧在血泊花丛中，后者定格父亲闻一多在红烛前回首凝望。此后，他画“无字碑”，画白石，画金秋，画蓝色的夜，画绿色的歌……在抽象的风景中，展现生命的崇高、壮美、悲怆。
·闻立鹏作品《大地的女儿》。
约100年前，闻一多写下《色彩》：“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自从绿给了我发展，红给了我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粉红赐我以希望，灰白赠我以悲哀；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从此以后，我便溺爱于我的生命，因为我爱他的色彩。”
从闻一多、闻立鹏到闻丹青，时代赋予他们各不相同的斑驳底色。透过这个艺术家族，也叠印出百年中国历史变迁的奔流与跌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