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本书，在几十年前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如灯塔般指引多少热血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奔向革命道路；
也正是这本书，让毛泽东也爱不释手，认真阅读抄录，并请人从内地订购数十本，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材；
同样，也正是这本书，蒋介石在1949年秋前后检讨战败原因时，自认非输于中共军队，乃败于这本薄薄的书册。
这本神奇的书，就是艾思奇先生的《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究竟是一部怎样的著作？
为什么一部人人都可以读懂的通俗书目可以让蒋校长如此忌惮、却又让毛主席爱不释手？同时又能引导血气方刚的知识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大众哲学》，特别是那些中学考过无数次、考过即忘的唯物辩证法，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展卷闻书香，别有滋味在心头。
摘录：
我是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艾思奇
我写成了一本通俗的《大众哲学》，并且获得了不为不多的读者，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件意外的事。
理论的通俗化，现在是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它所关涉到的一切问题，也有很多人热烈地讨论过了。但在两三年前，在《读书生活》中《大众哲学》以及柳湜先生的《街头讲话》等没有出世以前，就很少人注意到通俗化的问题，甚至于对于通俗化的工作轻视的人也是有的。老实说，我自己就多少有点偏见，把理论的深化看得比通俗化更重要。就是到了现在，虽然读者们接受《大众哲学》的热情教训了我，使我深深地领悟到通俗化工作的意义了，但就我个人的兴趣来说，仍是想尽量偷空做些专门的研究。我的这一种兴趣上的偏好使我成为一个爱读死书的人。如果不是为着做了《读书生活》的一个编者，不能不服从编者的义务的逼迫，如果不是朋友们的鼓励和督促，《大众哲学》也许就永远不会开始写，而我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使这么多的读者们认识了。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是对不起读者。因为读者诸君对于这本书虽然给予了极大的热情的代价，而我在写作的时候，却没有投下了同样的热情的资本。我对于这件工作是时时刻刻抱着踌躇的心情，并不是勇猛地做下来的。我对于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实在认识得不够了。
但也得要声明，我只是没有用很大的热心来写，这并不是说写的时候没有用力。热心不热心是一回事，用力不用力又是一回事。是的，《大众哲学》实在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前后竟经过了一年才写完。虽然这一年中我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但至少四分之一的时光是用在《大众哲学》上的。这就是说，我至少写了三个月的工夫，而写出来的东西又是这么幼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做到完善的地步。
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要归罪于我的不大敏活的头脑，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件工作的本身有着许多的困难。
第一，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术，只要有材料、有内容，即使用了艰涩的文字和抽象的把握，也不是十分要紧的。通俗的文章却要求我们写得具体、轻松，要和现实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术是第一要义，同时理论也切不可以有丝毫的歪曲，这就是一个困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而把这一个困难的重担担负到了我的肩上，就尤其是更大的困难。我掮着这个担子是极不胜任愉快的，因为真能当这重担的人，应该对于生活有充分的经验，而我缺少的却正是这一个东西。我的生性不大活泼，向来就是在学校生活中过去了大半的时光，生活经验尝得极少。朋友们当我的面时，常常称我做“学者”，背地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换上一个“书呆子”的称呼。是的，叫一个“书呆子”来把生活和理论打成一片，不是妄想吗？不客气地说：我自己还不至于这样完全不能自信。近几年来，我也在不断地向生活学习；但我所懂得的生活究竟很少，不能够运用自如地把材料装进作品里去。这是我在写作《大众哲学》时最感困难的一点。
第二，是环境的困难，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不但是写作通俗文章感觉到，就是一切其他愿意存着良心来著作的人都很明白的。当《大众哲学》在《读书生活》上逐期连载的时候，言论界还存在着检查委员会的统制。一篇文章写成之后，要经过“删去”、盖章，然后才能够和读者见面。碰得不好的时候，就根本无法出版。《大众哲学》所要讲的全是新唯物论方面的东西，这根本就已经不大妙了。如果再把说明例子举得更现实、更明了、更剌激，那么，这个发达不全的小孩也许就会根本流产。为着这样的缘故，就是有了实际生活的材料，也因为碍于环境，没有办法拿出来。慢说我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即使有了，也会感觉到运用困难的苦楚。我有时不能不把很实际的例子丢开，而用上了很不现实的例子，譬如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本质和现象就是一个好例。这些地方，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指摘。我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我写作时的困难。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势，就像乱岩中间的流水一样，本来应该一条直线流下去的，但中途遇到许多阻碍，只能不断地溅着飞沫，打着许多转弯，然后才能够达到目的。《大众哲学》的写成，就是这样辛辛苦苦地绕了许多弯路的。
在这样的困难情形下诞生出来的《大众哲学》，自然要感到极大的难产的痛苦，而所生下来的婴孩又一定是不很健全的了。我在这本书第四版改名《大众哲学》（本书原名《哲学讲话》）时，说写作《大众哲学》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是指这样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