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茹志鹃，而我的父亲王啸平却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从来对父亲是不了解的。小时候，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他缺乏常识，且不合时宜。比如有邻家的男孩送我两条蝌蚪，我很珍贵地放在一个瓶子里，父亲看见却惊恐地叫道：脏死了！脏死了！从此，邻家的孩子看见我，就叫“脏死了”。他的口音还很古怪，是一种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话，可一旦要他真正说福建话，他却又不会说了，他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这也使我为他并为我自己感到自卑，觉得因此我们都被排斥于正常人群之外了。父亲离休以后，偶尔也写一些回忆过去的短文，比如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南洋与郁达夫、任光等人的接触；还有关于他童年的生活与变迁。我渐渐地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胶厂的经理，因为与厂主意见不合辞职而家道中落，父亲便从少爷变成了学徒。我还渐渐地知道，父亲是在“五四”养育的一代启蒙者影响之下觉醒的青年，后来走上了归国的道路。父亲在这些年里，先后还写作有两部自传体长篇，前一部叫做《南洋悲歌》，后一部叫做《客自南洋来》。前一部写的是他在南洋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后一部写的则是他来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经历。在这一部书里，我又一次领会到我童年时所感觉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然而，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我仿佛看见一个纯洁积极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与一个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这个巨大人群与青年格格不入，犹如铜墙铁壁。而青年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这样一个痛苦的融合，则是因为这人群负着苦难中国的希望，负着使中国得救于是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这人群在浴血奋战，他们必须将战斗者的思想与情感作一次彻底的简化，好轻装上阵；这人群还来自于一个几千年的陈旧的中国，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那个万众一心向着敌人的炮火的日子里，若要前进，就只有加入这人群，筑起血肉的长城。这是那一个时代里，一名热血青年别无选择的道路。我看见父亲做一名青年的时候，是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且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国这一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小时候，我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作“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了。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着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的许多别样的笑话，关于这些，父亲曾经任职导演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调皮的演员们，经过收集加工，载入了人艺的口头文学大系。我还想起父亲另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中，他有一天说：开大会时，先唱“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所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于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过去没有认真地想象过这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为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会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我想象着父亲乘着轮船，越过茫茫太平洋，船离码头时，千万条彩带纷纷飘落的景象。这是我十六岁那年离家去插队之前，父亲告诉我的，使我增添了豪迈的激情。而我很少知道，父亲离家之后经历了什么。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这是犹如寻根一样的好奇。就是说，继“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我又有了“父亲从哪里来”的问题。“客自南洋来”的这个“客”字，总觉用得不妥。因我父亲早已不再是个“客”了，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他年轻调皮的同事开玩笑说：王导，你回来得太早啦，应当晚几十年回来，行情就走俏了。父亲对于这种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那时候不回来不行，政府在抓我。不过，父亲虽是早回来了几十年，如今倒还有一点点走俏，那就是当他以他那种怪异的样子走在街上，有些青年会走上前问：“有外汇券吗？”我父亲就严肃地回答：“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