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七、高老太太(注 1)
外公与他祖母高老太太合影 (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我外公虽有过三位母亲，但没有真正得到过母爱:他亲生母亲在他出生 后十天即谢世;后母白氏进门一年也得急病而故;后母袁氏又大归娘家了，所 以外公年轻时实际上并无母亲照顾。
外公是他父母的唯一子女，因为他的亲生母亲还未有机会生别的孩子就 死去，而另两位母亲也没有儿女，所以我外公从来没有享受过兄弟手足之爱。
即使父爱，我外公也享受得很少。我太外公是商人，常年在外经商。我 母亲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有一年他去朝鲜买盐。可能因为那年雨水太多， 花一万银元买的象山一样高的一堆盐眼看着一点点化成盐水而一无办法挽救。
近一百年前的一万银元，拿到现在的标准来看大概等于几十万美元吧。我太外 公遇到这样的厄运，当然又气又急，再加旅途劳累，饮食不调，竟在朝鲜病故 了。那时，我外公只有十八岁，是他唯一的儿子，就带了一名二爷 —— 一种 “高级佣人” —— 赶到朝鲜去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回杭州来安葬，这样，他就成了 名符其实的孤儿。(注 2)
外公从小失去父母，实际上，他是他祖父母领养大的。所以，他对他祖 父母特别孝顺。他祖母在杭州是一位名人，大家都尊称她为“高老太太”，倒是 一位非常值得我一记的人物。高老太太如果活到现在，会有一百五十岁左右了， 因此，她是属于上一世纪的人，但是，她却是杭州新思想的开创者。用现在的 话来说，她是一个“新潮派”，一百多年前的“女强人”，“新潮人物”的始祖。
她在家里制药、施棺木、施棉衣的事前文已经说过。但是，她的功绩远 不止这些，最重要的功勋，应该是“妇女解放”。
高老太太早在一百年前就在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请自己的女儿、 亲戚作教师，教女子念书识字。她还请了外国女传教士去教英文、教唱歌。这 在当时杭州城中真是维新得不能再维新了。
她做的另一件更大的好事是组织“放足会”，提倡妇女放脚。中国妇女之 缠脚是世界人类史上最残酷最可耻的事情之一。在中国，这样的事竟持续了一 千多年，无人敢带头去破除，也是怪事。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前，女孩子到了 四、五岁就要“裹足”，也就是一步步将足骨用布勒断，让她们成为不能奔跑的 残废人，这是多么残忍的事。高老太太在浙江省省城组织“放足会”，当然成了 轰动全省的新闻人物。妇女奔走相告，纷纷参加。高老太太亲自在会中演讲， 解释缠足的危害、天足的好处。(注 3)那时，我外婆还是一位小姑娘，没有过 门来做高家媳妇，但也参加了高老太太的“放足会”和女子学校。可惜，我外婆 在高老太太提倡放脚时已开始缠了足，虽然入会之后连忙中止再缠，但足骨已 断，无法完全恢复，只是没有当时一般妇女的脚那么小罢了。记得我小时很不 忍去看外婆的小脚，尤其她在床上不穿鞋子时，因为我能想象一个四岁小姑娘 的足骨硬被绞断时的痛楚及孤立无援的心情。但是，我母亲就从未缠过脚，虽 然如她的年龄，要缠也是可以的。可能，这与高老太太的维新很有关系。我想， 全杭州，以至全浙江，一定有成千上万妇女当时从心底在感谢高老太太给她们 带来的解放呢!
不过，高老太太到底是上世纪的人物，有些思想仍很陈旧，例如:她虽 然提倡妇女解放，却重男轻女。我母亲是她唯一的曾孙女，但她仍更喜欢她的 曾孙。只是后来我母亲六岁时军阀混战，全家逃难到上海，高老太太才常带了 我母亲出去散步，说可以当她为“拐杖”。我母亲又从小能认路，高老太太带我 母亲出去很放心。
有一年冬天，高老太太兴致很高，在下雪天与我母亲一起玩雪，致使我 母亲手上生起冻疮来。第二天有客来访，我母亲也在旁。高老太太指着我母亲 告诉客人，说她顽皮，因玩雪而生了冻疮。我母亲辩道:“阿太(杭州人对曾祖 母之称)跟我一起玩的。”客人说:“那为什么阿太手上不生冻疮?”我母亲答道: “阿太人老了，手上没有肉，只有一张皮怎么会生冻疮?”高老太太和客人听了 这个六岁小姑娘的解释乐得大笑，说我母亲嘴尖。
大舅去诸暨看望高老太太老女仆叶妈 (约摄于抗战初期)
最有意思的是高老太太对外国人的看法。有一年，也是逃难，高家坐火 车去上海，车上遇见外国人。高老太太是杭州名人，大家都知道她，于是外国 人就坐过来攀谈起来。外国人吃水果，削了一只请高老太太尝尝。老太太不便 推却，但只咬了一口，趁外国人不注意，把水果给了在身边的我母亲吃。事后， 她还对我母亲说:“洋人的东西都有羊臊气!”我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要大笑: 中国人的想象力多丰富，由“洋”字竟会联想到“羊”!这真是归功于汉字，它给 予中国人这种联想的机会!
高老太太及高老太爷都活到八十多岁。他们结婚六十周年时的庆祝盛典 又成了杭州城里的大事。这事要现在八十岁左右的老杭州才知道了。
结婚六十周年，在中国叫“重谐花烛”，要像六十年前刚结婚时一样，重 新举行一次婚礼。我外公是孝子，为他祖父母的庆典大大铺张了一番，在报上 登了广告，全杭州的人都可参加。为了筹备这次庆典，外公、外婆不知忙了多 少天。那天一共摆了一百多桌酒席，反正高家院宅大，大厅、二厅、花厅、船 厅等等十多个厅堂全部开放，也不显得拥挤。当时杭州军阀是孙传芳。该天孙 也亲自去高家贺喜，门口车马如龙。大典时，外公外婆搀扶祖父母去大厅举行 婚礼，外婆已在上房准备得样样齐全。那对老新郎新娘亦乐得心花怒放。
在汤冷秋所著的《风尘琐记》(会文堂书局，1922 年出版)中，有当时 关于这次庆典的记录:
“杭人高云麟，年七十有七。清孝廉，官内阁中书。娶同邑 金姓，偕老符于周甲。论年恰数同庚。于壬戌年四月间，重谐花 烛。假省教育会为礼堂。一时观者云集，传为盛事。盖杭郡自梁 山舟学士以来，迄今二百余年，未有此也。识者以为人瑞云。”
汤冷秋说“重谐花烛”是“假省教育会为礼堂”的，母亲的回忆是在家里举 行的盛典。我想一定是在省教育会礼堂举行了正式典礼之后，再到家里来举行 婚礼仪式和宴请宾客的吧。
听说高老太太平时脾气并不好。杭州城里又把她称为“雌老虎”，可能是 指她为人厉害，是《红楼梦》王熙凤式的人物。有人还说外公后母袁氏的大归 也跟她婆婆脾气有关。但我外婆服侍祖婆十余年，虽然家中仆婢如云，而为高 老太太贴心者只有外婆一人。高老太太过世时，亲友无不赞我外婆是个贤惠的 孙媳妇。
高老太太是在上海逃难时去世的。那时全家暂住哈同路，即静安寺附近 一幢小洋房内。高老太太住楼上，每天上下楼梯，她都不扶楼梯扶手，因为特 别爱清整。平时上下楼只愿两人搀扶:一是我外婆，一是从二十四岁开始在高家做到七十二岁的老佣叶妈(注 4)。有时，高老太太也用草纸裹着手，扶扶手 下楼。但有一天午睡后不知何故，既不叫人搀扶，也不用草纸裹手，不扶扶手 就下了楼。走到最后三档跌了下来，手骨脱了臼。连忙送医院接上，回来躺在 床上，用石头吊着手臂，不准翻身。老人受了惊吓，两周后开始腹泻，不久即 不治身死了，享年八十岁。
高老太太还能诗文。我父亲曾为她搜集遗稿编印了一本《云峰阁诗集》 出版。(注 5)
高老太太我当然没有亲见，但我在家庭相册上见到过一张泛棕红色的旧 照片，是我外公和他祖母的相片。外公当时可能只有二十多岁，穿着浅色长衫， 站在祖母身边。高老太太穿着浅色上衣，深色裙子，坐在一把高背藤椅上，背 有点驼，脸微圆，是一位中国世家巨族的老太太相貌。从照片，我想象不出她 在一百年前竟会如此勇敢而时新!
这张照片我甚喜欢，因此十一年前离国时我带在身边，至今尚在。看见 照片，我不但回忆起外公，而且也使我记得这位令我深感崇敬的祖先。(注 6)
注 1:关于高老太太更多轶事，可读《山居杂忆》第 5 章〈曾祖母二三事〉。
注 2:“我太外公”，即建造杭州高庄(红栎山庄)的高云麟之长子，名高尔伊，字子衡，又字 任之。曾任台湾巡抚唐景嵩的幕僚。光绪二十一年，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地民众愤愤不平，推唐景嵩为“台湾民主 国总统”，宣布独立。据说，《独立宣言》即我太外公起草。我大舅生前说，他还见过家 里藏有此文底稿。最近从网上查到的一些资料，还说高子衡曾参与清朝一些外交活动， 所以，他去朝鲜，最后在该地去世，究竟是“贩盐”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还待进一步考证。
注 3:最近，发现《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一卷)(王林茂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 5 月)“20 世纪初的浙江社会”中，收有《浙江潮》第 2 卷《调查会稿》中江东所写的 〈记杭州放足会〉一文，不但有我太外婆金氏的介绍，还有她当时所写的关于放足的号 召书〈奉劝妇女放足说〉和在杭州西湖张勤果公祠开放足会上的长篇讲话。那篇演讲， 引经据典、慷慨激昂、苦口婆心地诉说缠足的祸害，号召妇女放足。可惜全文太长，在 此无法全部引用。但江东所介绍的高老太太事迹，在此可以引述:
“...... 杭州高白叔中翰之夫人，母家金氏，故杭垣绅族。夫人有弟某某二人， 以顽固鸣于乡里，百计欲中伤新党，而及见外人，则又贡谀献媚，靡所不至。夫人与弟 异母，秉性特别弗之善也。夫人幼通汉文，喜涉猎书史，尤熟《资治通鉴》，故于中国四千年来治乱兴亡之迹，靡不燎若观火。世变日亟，每念国事，辄唏啸欲绝。岁辛丑， 遂遣其郎君尔翰、尔登游学日本，入成城学校习陆军。杭垣巨室大族命妇之多若鲫，明 白通达未有若夫人者。今岁正月，与同城女史孙淑仪氏、顾啸海氏、胡畹畦氏，组织成 放足会，先期刊发演稿，俾家喻户晓。十九日，乃于西湖之滨张勤果公祠，大开放足会， 士绅眷属来者八十余人，演说及三时之久。演说毕，合摄小影，为后日留纪念。此杭州 开会第一盛举，而不图出自巾帼，七尺须眉，滋愧恧矣。乃者，颇闻夫人更拟慷慨输捐， 提倡设立女学校，大兴女学，风气之开，正未有艾。海外同人，其顶礼祝之，拭目俟之 哉!”
可惜的是，文中提到的那张“合摄小影”，现在已经不可得了!
注 4:关于叶妈生平，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6 章〈叶妈〉。
注 5:高老太太的《云峰阁诗集》最近已经收入《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第 28 卷(肖亚男主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18 年 10 月)。内有高老太太小传一篇:
“金英(1846-1925)，字亦茗，浙江杭州人。幼承庭训，习书史，尤熟《资治通 鉴》，年十六适高云麟(字白叔，清同治举人，工诗)，随夫学吟咏，所作甚夥，而不 留稿。古稀之后始间为录存，暇则复就少作能追忆者随时属笔。高氏为杭州望族，富庶 一方。金英不堕俗流，襟怀高远，关心政治，清末不满清廷之倒行逆施，曾以诗言志， 并坚送四子高尔翰、五子高尔登(1881-1940，字子白，民初著名军事家、政治家)、长 孙高维魏(字孟徵，曾任浙江农大前身杭州笕桥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校长、安定学堂董事 长、杭州市议员等职)留学日本，获取新知。热心社会公益，以私蓄为慈善，救贫济时。 一九 0 三年与同城孙淑仪等女士共创杭州“天足会“，公开演讲，倡导妇女放足，影响颇 广。其后在杭州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所产科学堂，厥功甚伟。军阀混战期 间，逃难于上海，摔伤不起。此集为其亡故十二年后曾孙女高诵芬及其丈夫徐定戡编校 付梓。”
注 6:关于这位高老太太，我大舅信中还有几件小事补充:“一位中国旧式女子，在二十世纪之 初，能够有明确的维新思想，做了不少解放妇女的工作，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是正 如你文章中写到的，她到底是上世纪的人物，有些思想仍很陈旧，甚至有些可笑。例如， 每逢过年，她有不少清规戒律。点岁烛是一件大事，不能让它熄灭，要有专人管着;小 孩子不能胡言乱语，说不吉利的话。为了防患未然，每年吃过年饭之后，她就手上拿着 一张草纸(即手纸)，乘孩子不备，在你嘴上擦一下，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幸免。这个行 动的意思是当你的嘴是屁股，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也可以只当放屁，不会犯忌了。我 记得小时候对这个行动，最为反感，好象受了侮辱似的，总想躲过它，可总也躲不过， 心里难免不大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