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九、太外公那一辈
徐家祯
所谓“太外公那一辈”，当然是指我外公的父亲，也就是高老太爷和高老 太太的儿子那一辈。虽然前文已说“关于他们没有很多可说”，但也有一点小故 事。
高老太太虽生过五个儿子，但是其中两位未婚早逝，一位未婚，一位虽 有一子，其子却因忤逆不孝逐出家门，所以在曾孙辈中只剩我外公一人，难怪 她对外公那么喜欢了。
高老太爷娶过一个丫头做姨太太。姨太太有一子，家里人称他“六爹”。 排起辈分来，他也是我的“太外公”，只是他算庶出而已。六爹四九年后听说去 了香港。后人有人留在国内，有人去了美国。我母亲和舅舅与他们没有什么来 往，这里就略过不谈了。(注 1)
老太太所生的那五位太外公里，未婚早逝的两位中，一位是高老太太的 二子，十四岁时即因病去世了。另一位是四子高尔翰，故世时只有二十四岁， 死于日本。据说，这位太外公从小身体不强健。高老太太自己是女强人，“望子 成龙”心切，希望儿子也早点成材的心情可以理解。她要求老四去日本留学。老 四去了一段时间，回杭州来说希望结婚成家不再去日本了。高老太太大怒，骂 他没有出息。老四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日本。高老太太陪他到上海， 一直送到轮船码头。老四头都不回地上船去了，不久即得肺病病死日本，遗骨 也没有运回祖国。因此，我还有一位太外公留在日本呢，只是不知在何处。我 母亲说，她很久之后还听见高老太太对家里做了一辈子的老佣人叶妈说:“老四 没出息。”杭州人人都说高老太太很凶，是“雌老虎”，从她对待自己的儿子的硬 心肠倒可以找到一个例证。而我的第四位太外公，也就那么作了封建中国传统 “读书做官”思想的牺牲品。
那位一生未娶的太外公是高老太太的第五个儿子，名高子白。因为我外 公是高老太太长房长孙，所以比他这位五叔只小一岁而已。高子白也去日本留 学，念的是日本士官学堂，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回国之后，还参加过蒋领导 的北伐，后来在徐州做官，可惜我无法考证他的官职。(注 2)高子白一生未正 式结过婚，但与女子同居过。当时愿与人不结婚而同居者大抵总是堂子里的高 级妓女之类。(注 3)这位太外公还有过一个儿子。(注 4)在封建社会里，未婚 而生的儿子当然在大家庭里得不到正式承认。但是，他仍与高家保持颇为密切 的关系，至少与我母亲。我也见过他几次，称他为“小外公”，因为他与我外公 同辈;我母亲则称他为“昆明叔叔”，其实，我看他比我父母年纪还小一些。小 外公白白的圆脸，戴一副金丝眼镜，常常笑嘻嘻的，人长得相当漂亮，衣服也 总穿得讲究、整齐，十分健谈。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当然常在旁边听他跟 父母谈笑风生而已。母亲告诉我，他小时顽皮捣蛋得很，在一起玩的时候常出 坏点子，有时还要欺侮我母亲，因为她是同龄孩子中唯一的小姑娘。十七、八 岁时，其父将他送到哈尔滨去念书，后来与一俄国女子同居。因为他父亲与蒋 介石的关系，他也在蒋政府中任过一点职。四九年革命之后，他似乎仍在东北 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印象较深的是四九年后他来我家那次。那时我们徐家也已 分居，我父亲刚买了那幢三层楼的大房子(注 5)搬进去不久。父母请他在我们 的新居住了几天。自他又回北方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后来，听说他是自 杀而死的，不知是因为政治原因还是因为“桃色事件”。
高尔登(子白)(右一)摄于广东肇庆(照片来自网络)
高老太太的第三个儿子叫高子谷(注 6)，即我外公的三叔。他倒不知为 什么没去日本留学。他的太太是杭州清吟巷相府王文韶之女。王家是杭州首屈 一指的贵族，说是出过“宰相”的。但最近我查了一下，发现王文韶的最高官职似是户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在两本《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对他同一经历 却有截然相反的评价，十分有趣，抄录如下:
“王文韶(1830-1908)清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字夔石，号耕娱(一作赓虞)。咸丰进士。历官湖南布政 使、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多次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 光绪二十一年(1895)调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捐金列名 强学会。旋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入赞军机处，在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百日维新时，受命办理矿务铁路总 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力主对外妥协，授体仁阁大学士， 转文渊阁大学士，后晋武英殿大学士。”(稿自上海辞书 出版社《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
王文韶(来自网络)
在这本辞典中把他说成是镇压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在臧 励和的那本《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却说他“有功”:
“王文韶。仁和人。字夔石。一号赓虞。咸丰进士， 任湖南巡抚。剿平贵族苗有功。光绪间除兵部左侍郎。改 户部。以云南报销索贿案镌级。再抚湖南。累官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庚子联军入京。从德宗及太后西奔。回京， 官终武英殿大学士。乞休归。卒谥文勤。”
王文韶因云南报销索贿案而降级事，另一本辞典倒未提及。那时，王文 韶之女一定已经嫁到我外公高家。王家犯了法，作为亲家的高家当然也很紧张， 生怕连累而被抄家。于是大房、二房连忙在自己房门上贴了“大房”、“二房”的 字条，以示三房人家已经分家，如果抄家，不应再被累及。后来，并没有来抄 高家。而且，王家看来也没有被抄，因为王文韶只是调任湖南而已，不久反升 了官。究竟是因为本来事小还是官官相护，一百年前的事就难以查清了。(注 7)
王文韶(来自网络)
至于王文韶的千金，即我的三太外婆却实在不妙。可能从小就被宠坏， 十七岁嫁到高家来时鸦片已抽上了瘾。带来作为陪嫁的丫头、老妈子一大群， 成天抽鸦片，早上也不能起早去她公婆房里请安。高家规矩甚严，高老太太对 这个媳妇的作风十分生气，就亲自带人去她房里搜烟具。王氏带来的亲信丫头 中当然早有人去通风报信，于是王氏连忙将吸大烟的烟具扔出窗外，老太太一 无所获。等老太太走后，那位千金小姐一怒之下，坐了一项轿子也回娘家“宰相 府”去了，从此不再回高家。后来，高老太太在上海故世，王氏既没有正式离过 婚，当然仍算高老太太媳妇，高家也去报丧。王氏赶到上海，参加将高老太太 的灵柩运回杭州的仪式。王氏的作风及名声太坏，高家亲友中竟没有一人去跟 她打招呼，使她十分尴尬。我外婆生性厚道，实在看不过去，也有点可怜她， 就主动去与那位叔婆攀谈。回杭州时包了几节车厢，大家坐在一起，我外婆也 送点心请王氏吃，使她十分感激。
高子谷也有一子，即我外公堂弟。此人据说更不象话，生活十分放浪、 潦倒。在高家时就已行为不检，祖母高老太太要管教他，他怀恨在心，据说他 曾想下毒手毒害高老太太。传说他把硝镪水涂在茶杯上，正巧有客来用了这只 茶杯。客人喝了一口茶觉得有怪味，吐在痰盂中。高老太太怀疑，拿来尝尝， 满口发麻，觉得事情蹊跷，就把整杯茶倒在客厅石板地上，地上立起白沫。事 情败露之后，高子谷之子被逐出高家。接下来他做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但我母 亲说，后来她那位叔叔似仍回高家来过几次，那大概总是他祖母高老太太去世 之后的事了。(注 8)
所以，虽然高老太爷及高老太太有五个儿子，但我外公却是他们唯一的、 正式的曾孙。我外公的父亲，即我的太外公任之先生则是他们的长子，所以我 外公又是长房长孙。外公是早产的，只有七个月，就已出世。生出后眼睛一直 不开，直到十天之后，他母亲，即戴文节公孙女去世，他才睁开眼睛。因此， 他实际上从未见过自己母亲一眼。
外公父亲的经历我不很清楚，除了前文提过的中年因卖盐死于朝鲜由我 十八岁的外公去将遗体运回杭州来安葬的事外，连我大舅及母亲都讲不出什么 别的事。但我父亲却说他去朝鲜之前参加过唐景嵩部，那么就有可能与保卫台 湾有关了，不过我不知道关于太外公那段经历我父亲是哪里听来的。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唐景嵩还当过台湾“总统”。 此人虽与高家无直接关系，但也值得顺便一提:
“唐景嵩(1841-1903):清末广西灌阳人，字维卿， 亦作薇卿。同治进士。选庶吉士，政吏部主事。光绪八年 (1882)中法战争前夕，自清赴越，后会同刘永福所部黑 旗军抗击法国侵略军。次年受张之洞之命募勇四营，号景 字军。十一年春率部会黑旗军同法军战于越南宣光等地。 战后晋福建台湾道道员。十七年升台湾布政使。二十年署 台湾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积极布置台湾防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命其内渡，台湾绅民决自主 抗日，被推为‘台湾民主国’总统。次年侵台日军占基隆后， 被迫弃台渡厦门。著有《请缨日记》。”
如果我太外公真与唐景嵩有来往，那也不知道他是参与抗法保越还是抗 日保台那段历史，或者两者兼有。可能他常年在外活动，在杭州的家中对他的 行动不一定有所了解。他去世时我外公年仅十八岁，可见那时他也最多只有四 十出头的。(注 9)
唐景嵩像(来自网络)
注 1: 关于“六爹”，可见《山居杂忆》 第 30 章〈姨太太〉中〈曾祖父的老姨太太〉一节。
注 2: 高子白，名尔登，我五太外公。《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陈予欢编著，广州出版社出版，2013 年 12 月)中对高尔登有详尽的介绍:
高尔登，“别字子白，别号君鳌，...... 民国前三十年四月十日生于杭县一个官宦 家庭。1901 年 10 月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先入日本陆军成城学校完成预备学业，继入日 本陆军联队骑兵大队实习。1902 年 6 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03 年 11 月毕业。1904 年秋留学回国，任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兵学教官，后任北洋陆军保 定练兵处(处长段祺瑞)帮办，参与袁世凯编练新军事宜。1907 年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 请南下，任广东营务处会办，兼任广东陆军讲武堂总办。岑春煊卸职后，返回北京，任 陆军部协参领。1909 年秋赴昆明，任云南督练公所练兵处总办，兼任云南讲武堂总办， 主持复办云南讲武学堂，兼任军事学教官。1910 年 5 月辞职。武昌起义爆发前返回浙江， 与陈其美参加沪战事，会攻上海制造局。再与周承菼(字赤忱)赴浙江，参与杭州光复 新军起义。浙江都督府成立后，旋任财政部部长，后任浙江财政司司长，创设浙江银行， 兼任浙江银行总经理。1913 年 2 月 20 日，被北京政府陆军部授予陆军少将。1916 年 4 月赴昆明，参加蔡锷发起的云南护国战争，任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部参谋长。 1917 年 8 月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唐继尧)靖国第六军(军长方声涛)司令部参谋 长，护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襄助蔡锷推进军事筹划。后应方声涛邀请，赴福建，任福 建靖国军总司令(方声涛)部总参谋长，兼任靖国闽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率部驻防闽粤 边境。1918 年 4 月 3 日任广东护法军政府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府卫戍总司令 (方声涛、徐绍桢)部参谋长。后受聘任浙江都督(卢永祥)署参议，主持浙人创设西 湖博览会，后任瓯海关监督。1925 年 2 月作为北京政府国会善后会议会员孙传芳的代表， 参加北京国会议事事宜。后返回江苏，任江苏徐海道尹。在任期间重典抚绥，兴学校治 水利，惠泽当地。1926 年 4 月任浙江海关监督，后因病卸职。1928 年蒋介石复职后，邀 请赴南京任职。1928 年 3 月发表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高等顾问。此后寓 居杭州旧宅赋闲，专修诗文禅经。抗日战争爆发后，迁移乡间隐居避难。1940 年 1 月 2 日因病逝世。”《百度百科》上还说“他是光复会会员、同盟会会员”，但上引资料中却未 提及。
高尔登是中国早期重要军事院校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首任校长，朱 德 为 该 校 首 届丙班学生。叶剑英为该校第 12 期毕业生。该校曾培养出 我国的一位总司令、两位元 帅、二十几位上将，还有三个国家的总司令和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注 3: 《山居杂忆》在我博客“六树堂文集”上发表之后，一天，忽然有一位名叫钱天华的来与 我联系。原来钱先生是高子白的后代，虽然其实并无血缘关系了。据钱先生说:他外公 (即高子白)后来与一位叫杨石君的女士结了婚。所以，我母亲在本文中说高子白“一生 没有结婚”是错的。因为杨氏没有生孩子，所以高子白与杨氏就领养了两个汕头佃户的女 孩做女儿。钱天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女孩的孩子。看来，母亲在《山居杂忆》中所说“很 厉害”的“广佬”大概应该就是这位杨氏了。那位杨氏后来又领养了她妹妹的一个孩子做儿 子，看来也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取得本来应该属于高子白的亲生儿子昆明的遗产吧。所以 我母亲说她“很厉害”也是有根据的。
注 4: 高子白的儿子名高维勋，字策英，小名昆明。我母亲称他为“昆明叔叔”，我叫他“小外 公”。关于他，《山居杂忆》中有专篇详述。可见该书第 28 章《昆明叔叔》。
关于小外公，我小舅补充说:他在重庆期间曾任过宋美龄的俄文翻译。此事是 否确实，还需进一步查考。
关于那位小外公之死，我大舅后来有信补充说:“昆明叔叔解放后在南开大学 (一说是石家庄的河北外国语学院 —— 作者注) 教俄文，后来因与老朋友的妻子闹桃 色事件，双双服毒自杀。”
注 5: 四九年前，我家是大家庭聚族而居，住在上海戈登路(现江宁路)1017 号一栋有好几亩 地的大房子里。改朝换代后，把房子卖给政府做了普陀区纱厂医院，我们三房就各自买 了自己的房子。正巧，我们三栋房子都在长宁区江苏路上，而且，我们一房与我三叔祖 一房的房子又是紧连着的。我们家是江苏路朝阳坊 200 弄 22 号，而三叔祖家则在隔壁 20 号。关于我家住宅，可详见《山居杂忆》第 53 章《依然静好楼记》和本书第 2 章 〈三叔祖礼耕先生〉一文。
注 6: “高老太太的第三个儿子”，即高尔登(子白)的三哥，名高尔嘉(子谷)，是我外公的 三叔叔，我母亲称他“三叔祖”。他太太是王文韶的孙女。王文韶是满清重臣，李鸿章去 世后，王文韶实际上接管了外务之责。正因如此，所以高子谷也在外务部门任职。《王 文韶日记》中多次提到他孙婿子谷的事。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说到《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利用高子谷的 特 殊 官 场 关 系，把情报出卖给外国，最后他们一起被判充军新疆的事。刘鹗因此死于新疆。后来高 子谷怎么离开新疆的，就不清楚了。有资料说，高子谷一直活到 1951 年，才死于杭州。 而且，据我母亲在《山居杂忆》有关逃难的两篇(即第 37 章 《逃难之一》和 第 38 章 《逃难之 二》)内容来看，民国二十年前后，高子谷已经在上海了。我猜，有可能辛亥 革命一成功，高子谷就离开新疆了。不过，似乎我母亲的曾祖父一故世，我外公就再也 不与他这位叔叔有来往，所以，我母亲就既不清楚高子谷究竟犯了什么王法，更不清楚 他后事如何。
注 7: 究竟为何那时高家会有“要来抄家”的传闻?是因为王文韶违了法，还是高子谷违了法? 这事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查考。
注 8: 关于高子谷之子，我大舅后来来信中有所补充说:“我的三叔祖子谷先生，有一子，我只 知他小名叫安澜，称之为安澜叔叔。他非常不肖，为硝镪水事被逐出家门，后来仍在外 面胡作非为，又把他弄到家里来锁在一间空屋中，过了一段时间，即生病而死。他曾经 做了两块十两假金条，偷偷地把我曾祖母的金条换走。这两块假金条传到我手中，保存 到文革中被抄走。当时盛传从我家中抄出金条一面盆之多，这也是一个笑话。”
注 9: 关于我的太外公，可见本文第 7 节〈高老太太〉一文及该节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