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专案组反复诱供邱会作
1972年3月上旬，李震第三次审问邱会作，仍然集中在“八八”问题上。此后一个多月中，中央专案组几乎天天审问，说的话都差不多，直接压供、诱供，只要邱会作说一句“同意吴法宪的交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李震说：吴法宪已经把主要问题交代清楚了，中央领导同志很赞赏。吴法宪有出路，正在给他找房子，安排他一家人住在一起。你本来是排第四位的，为什么要向前挤？这对你毫无好处嘛。对你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已经向你交了底，在你的名下不会放什么东西的。我们考虑到“八八”问题，吴法宪已经说清楚了，你只是证明一下就是了，这有什么难于办到的呢？周总理对你是很了解的。他曾说你们几个人中，邱会作虽是跟着走的，但他并不是盲目的，不会主动办什么坏事。吴法宪交代“八八”问题之后，周总理大吃一惊，老实说，他对你也有了新的看法，我这次找你谈话，就是总理要我来的。我们认为对搞清你的问题是很有利的。你不是说过8月8日晚上，吃了夜餐之后，常出到外厅去，有时还在电影室门口看一看嘛，你说的情况我们是得到了证据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排除吴法宪、叶群说了什么，你没有听到。你也可以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下。”
邱会作说：“你们提问我回答，或你们提具体要求，我自己写。”他们商量后说：“我们的具体要求就是你把当时的问题如实说清楚就行了。”邱会作说：“我以前写的就很清楚了。”“以前写的不能解决问题。”僵持一阵，他们忍耐不住了，说：“你们在毛家湾吃夜宵前，吴法宪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邱会作说：“我以前的材料写了当时的情况。吴法宪说了什么根本办法，我确实没有听见。”他们久不表态，邱会作又说：“对吴法宪的话，我没有听到，不等于他没有说。”他们叫写个材料，邱会作写道：“当时，只有吴法宪、叶群（胡敏在沙发上睡着了）和我在场。我不愿意听他们谈一些无关重要的问题，我经常出到外厅去，有时也去电影室看一会电影。我只听到叶群说：‘不要怕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开三中全会时，他们怎么来，我们就怎么去！’”中央专案组看后没有反感，也没有表示高兴。第二天上午，中央专案组又来了，让邱会作把以前写的和昨天写的合成一个材料。大约半小时邱会作交稿，他们看后说可以了。
1972年4月下旬，中央专案组来了4个“老面孔”和8个“新面孔”。主审者气势汹汹地说：“坐下！邱会作，你要老实交代！8月8日你们在叶群家谈的和9月6日李作鹏同你说的（毛泽东南巡讲话）都是反革命活动！我们掌握了材料，你赖不掉！”邱会作说：“那肯定有人胡说八道！”主审者说：“你耍无赖！”邱会作说：“你们也不要太威风！”接着有三个人像红卫兵一样拳击桌子，表示他们的愤怒。邱会作照样喝水、抽烟，根本不予理睬。一个人态度缓和地说：“你还是写了材料吧？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把没有交代的问题写出来！”邱会作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新的问题可写了。”自此中央专案组没有再来审问。
邱会作认为：吴法宪的假交代害了黄李邱，也害了他自己，甚至害了林彪，干扰了毛主席对黄吴李邱的判断，给江青一伙钻了空子。毛主席和中央很容易把林立果的“谋杀”和吴法宪说的“政变”联系到一起，把林立果和林彪扯到一起，又把林彪和黄吴李邱扯到一起，江青一伙再煽动去闹，问题就复杂了。如果没有吴法宪的假交代，这个根本没有的问题就不能成为问题，只要讲清我们和林彪的政治关系，我们的案子就基本会了结了，总理也好帮我们说话。在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会给我们一个结论。
当然，这只是邱会作的一厢情愿。
1972年4月底或5月初，中央专案组的四个人都来了，对邱会作说：“今天没有什么要问的，只是向你传达三条：一、中央认为你是交代了问题的，你所交代的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二、要注意身体；三、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几本书。谁能说这样的话你是会想得到的。”他们把带来的尼龙蚊帐、凉席、电扇交给邱会作，并说：“这些东西，谁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你也应该想得到。”至此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的审问就停止了。
邱会作说：即使林彪有“两谋”，我们也没有；林彪没有“两谋”，我们就更没有了。即使吴法宪说了假话，他其实也没有“两谋”。经过严格的反复审查，纪登奎代表中央专案组向政治局报告：“经审查，黄吴李邱没有‘两谋’问题”。主席、总理都是超人，这里面的真实情况我想他们会做出判断，为什么不解脱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共7年半时间无人过问，我都快不会说话了。
1980年4月6日，林彪案预审组组长带六七个“新面孔”审问邱会作，专谈‘八八’问题。邱会作从口袋里掏出过去写交代的底稿，念了20分钟。预审组用录音机录下，说：“你的稿子还是过去的，一点新内容都没有！”邱会作说：“过去我就把情况全部交代完了，当然不会有新内容！”“不尽然吧！何必同我们对立，把问题搞清了对你有好处。”“要是有好处的话，早就该有了。这个问题在8年以前，1972年3月间，我就向当时的中央专案组交代清楚了。”“不要过早封口。吴法宪交代了过硬的材料。你是在场的人之一，能与你无关吗？”“我希望你们有过硬的材料，完全可以定罪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不受罪了。因为这个材料我已经写了几十次了。我同吴法宪是两个人，这总该是事实吧！”“我不知道吴法宪交代的内容。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我认为不排除两点，一是吴法宪、叶群可能利用我不在的时候说了什么。二是也不排除吴法宪说假话的可能。”两三天后，林彪案预审组对邱会作说：你说的“八八”问题对我们有启发。以后就没有再问了。
吴法宪终于否掉“八八”政变
关于黄吴李邱是否知道“两谋”，一直是审讯重点。黄永胜坚决不承认叶群向他透露过“两谋”，李作鹏、邱会作也一问三不知，而吴法宪对“八八”政变又说不出具体部署。1980年1月9日，总政林彪案办公室列出12个问题，由军事法院院长郝苏组织调查组查证，提供了四份调查报告。其中之一是叶群1971年8月5日从北戴河回北京，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密谈过，但不是密谋政变。
从1979年初到1980年7月，吴法宪先后15次接受“新面孔”审讯。1980年元月起，吴法宪在多次提审中精神异常，言语支吾，关于叶群怎么提出反革命政变的问题，每审一次都变一种说法，漏洞越来越多。预审组分析：林立果9月8日晚回到北京，不敢去找吴法宪，所以吴法宪并不知道布置南逃飞机。如果叶群与他商量了武装政变，林立果的许多阴谋就可以通过他去实施，调动飞机和警卫部队要方便很多。从各方面的材料分析，吴法宪1972年的供词不可信。这一条定不下来，对吴法宪的审判将无法进行。
史洪义到人民大会堂向彭真汇报，于桑在座。史洪义说：吴法宪曾交代，于副部长在“九一三”当天对他说，“毛主席讲了，你如果老实交代，把问题讲清楚，以后还可以分配工作。”于桑说是有这回事。吴法宪“为了能出去工作”，编造假话，并在假话下面加了圈圈。彭真说：“要告诉吴法宪，决不能说假话，过去说的不是事实，可以不算数，上了中央文件的也可以改正，允许他翻案。”史洪义心中有了底，他明确告诉吴法宪：“允许你更改过去的口供，允许你翻案。”吴法宪长时间沉思后说：“如果我过去交代有假，现在说真话行不行呢？”预审员说：“允许你更正，但不能再说假话。”吴法宪又一阵沉默，“哇——”大哭一声跪下了，“感谢你们给我宣传了党的政策……我放下了8年的大包袱啊……”“关于1971年8月8日和叶群接触的那个材料，多处是编造的。我当时做了记号，凡是画了圈点的，那都是假话。”
吴法宪如释重负，说“好几年没吃西瓜了”。史洪义告诉管理员给他弄个西瓜。狱方对吴法宪也有优待，早餐牛奶，中晚餐一荤一素，这让本来就胖的他始终伴随高血脂、高血压。狱中10年，吴法宪读完了二十四史，还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部分内容。他被允许有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学英语，监管员说“其他犯人是没有的”。彭真说：“吴法宪态度最好，什么事都弄清了，林彪跑他并不知道，放他保外就医，每月给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