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远去的小南兄（3）— 稳健人
在知青当中，小南外貌平庸，相比于不高的身材，头显得太大，皮肤又粗糙，不像“文人”而像“粗人”。小南若不开口，看起来老而糙，难以显出他的“内秀”来。只要开口，在众多颜值高的知青中，他就立刻“一枝独秀”。
与他聊天是一件极其享受的事情，他见识广，观念独到，又能够容纳不同看法，彬彬有礼地讲述他的意见，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上了他的“贼船”。
后来他在当地农场教中小学，77年开放高考后，他的学生中，有好几位上了重点院校，他自己则因为是超龄考生，只被红河州的师范院校录取。
毕业后他辗转回北京，娶了一位山东老家的女人，他妻子不和我们这些老友交往。小南从不讳言他“惧内”。大约十年前我在北京一个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医院离他家很近，他和几位同学来医院见我，本来约好一起吃午饭。突然他妻子打来电话，说做好了午饭，他二话不说，立刻扔下朋友、打道回府。
他在北京一所大学教数学、统计学。据说他常被邀请外出授课，收入颇丰，花钱很省。他的钱财由夫人掌控，就像他当年在火车上告诉我的“我家的传统是男人挣钱，女人管钱”。
告别蛮荒（下）：不再回头
我和小南在昆明他表弟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从从昆明上了去河口的小火车。
自私的军人
在小火车上，又遇到一件令我生气的事情。小火车本来就很挤，好多人没有座位。我和小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座位，两个人轮流坐。
可是旁边的座位上，有位军人带着新婚妻子，竟然让她妻子躺下，他在对面又占了一个座位。有人刚在椅子边上蹭坐，就被他大骂。百姓都怕军人，被骂的人，赶紧站起来。于是他的胖媳妇可以继续呼呼大睡。
我一时间火气上涌，斥责那军人：“好多老百姓都站着，你倒好意思让你老婆躺下。要是让她躺下，你自己在边上站着凉快去，别再占一个座位”。那位军人竟然破口大骂，说坐哪里是他的自由，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身旁的老人硬给挤出座位，摔在地上。没过一会儿，这夫妻二人就鼾声大作睡死过去。那么多妇女孩子和老人却都站着，他们却睡得心安理得。更可气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买了许多双鞋，堆满了行李架，还占了座位。
天气很热，车窗大开。他们酣睡不醒。我几次跟小南说“趁现在他们睡觉，我把这些鞋盒子从窗口扔出去，不让他再白占地方”。小南几次劝阻，后来大概看我总想伺机而动，怕我真会一冲动，做出什么“得罪”军人的事，说：“别理他们了，我给妳讲我在监狱里的故事”。
铁窗与“凄凉”
坐监狱是人生的污点，一般不会主动告诉别人，别人也不敢问，他却主动提出，我当然很想听了。
小南说他在文革初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坐过监狱。原因是他和一群中学生反对当时的左派掌权者，公然去“冲击”公安部，这在当年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这些人都被江青和中央文革严惩，抓了关进监狱。他讲了很多监狱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那时候每天都盯着窗口，最羡慕的是苍蝇，可以自由地飞进飞出。坐了监狱之后，把其它事都看得淡了，觉得能自由地活着真好。”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忘记了要扔鞋的事。
随着火车一路南下，很多人下车，城镇渐渐稀疏，我也可以侧躺下休息。小火车的两人座其实很短，但是我非常瘦，蜷缩在椅子上一点不难受。身上被风吹得有些冷，就把一条洗脸毛巾盖在身上挡风。小南坚持“君子之风”，绝不横躺下去。我躺了一阵，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坐了起来。窗外是荒野丘陵，车窗外偶然闪过一些小土堆，像是坟墓。
他念了两句苏轼悼念亡妻的词“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又点了一根烟，说：“我刚才看着你，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做凄凉”。在乡下混日子，我一直以“泼妇”自居，绝没想到会有人用“凄凉”来形容我，而且我还没死呢。
恐惧与软弱
我给幺嫂子和老王写过信，我先去他们在大山上的龙堡农场；然后老王送我回连队。火车要进入农场地界的时候，我突然心虚害怕，不知自己会受什么惩罚。
想起1970年初，我探亲超假三个星期，回来被停发工资、饭票，关到开荒的野山上，白天开荒，晚上点着煤油灯做检查、接受批判。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天天晚上站在众人面前做检查，接受批判，黑暗中很多人发出污言秽语，感觉群魔乱舞，精神几乎崩溃。直到有复员军人替我说话，说他们的批判变得很下流。
在开荒山地，男女住在同一间临时的茅草棚内，妇女住在上面，每天爬梯子上去睡。虽然躺下时，底下看不见上面。可是天天晚上都听见下面的男人说猥亵的话。有一次有个男人想爬上来，被我一脚踢翻了梯子摔了下去。我们故意大声放话说，枕边就有割胶刀，谁耍流氓就放谁的血……。文革让我学会：不管处境多惨，或者抗争或者无语，都绝不流泪。因为女孩子的眼泪，往往不能带来施暴者的同情，只能更激发他们的“兽性”。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子不太温柔，大概就是来自这种粗暴生活的磨砺。
当年有其他同学为伴，还有些底气，这次却只有自己。火车驶过我的连队时，我吓得拼命往后缩，怕有人透过车窗看见我。
小南安慰说“你要实在害怕就先去我们队那边吧。”我想：回来就是要面对这些，关键时刻如果退缩，怎么能办成转插手续？怕归怕，却是躲不过的。
还好，傍晚到了南溪车站，看见老王孤单单地在站台上接我，心有点落在实处，就赶快下车了。老王拿着我的行李，我们摆渡过了南溪河。往龙堡农场去的拖拉机上午就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爬山，开始还有一位苗族歌手与我们同行，带着一把芦笙，后来嫌我走得太慢，他像猴子一样灵敏，几下子就把我们远远抛下。
天黑了，山更黑，路好像没有头，周围只听见虫子的叫声，偶尔有夜鸟的梦呓；时光停滞，似乎无始无终。
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见灯光，到了幺嫂和老王的家。那么晚了还有上海知青来看我，但他们都说一口云南话。
我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几天，我带的一条火腿，很快被吃的只剩骨头了。幺嫂说她家的厨房来去自由，谁有东西可以送来，谁需要都可以拿走，或者当场吃掉。上海知青长期不知肉味，当然不会放过这条“火腿”的。
事成与不舍
怕归怕，却总要面对现实的。老王送我回十一营，说他认识朱大炮营长，会替我说几句好话。我不知道他和营长说了什么，只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比离开北京时更恐惧，更无助。
老王见我可怜巴巴的样子，说“算了，还是跟我回山上吧，我们养妳。”我给自己打气说：必须要闯一闯，不能前功尽弃。
当我在房屋转角处，蓦然与大炮营长面对面的时候，我吓得腿软、几乎发抖。还好他一脸皱纹地挂着笑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瘦得只剩下三十几公斤，睡在竹床上，后背的皮都磨破了。再后来，就如同我在“大炮营长(下)”所写的，转插调动办成了，这中间老王和幺嫂也疏通、出力不少。
我再次上龙堡山，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几天。离开他们时本可以坐拖拉机到南溪车站。可是下山后，看见南溪河正在发大水，黄水倒灌。原来路上的一片洼地，已成一片汪洋。我当然不能走回头路，就卷起裤腿，硬着头皮游向对岸。水中漩涡很多，衣裤都束手束脚。水性好的重庆知青，头顶着我的行李，踩着水在两旁保护，怕我被激流冲入黄浪滔滔的南溪河。
到对岸之后，我钻入草丛换衣服，隔水与老王招手道别。身上淌水、眼中淌泪，心痛而不舍。
我能离开，除了“天时（中央政策）地利（北京调查组来到）”。更重要的是“人和”：靠那些爱护、帮助我的人，包括火爆脾气的“大炮营长”！
别了，河口！
我坐小火车到了河口，再到槟榔寨一营，那里是小南和小学同学的连队。
当年的大学招生也正好尘埃落定。他们连队的一位知青（后来是我的先生），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招生老师看中录取，成了“工农兵学员”。
大家聚集为给我们送行，买了许多白酒（包谷酒），印象里好像还杀了一条狗。我当时酒量还行（四两60度酒的量），但是不喜欢多喝。每次有人离开，都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家心情复杂，很多人喝醉，有人开始喋喋不休、有人胡说八道，还有人吐得一塌糊涂。
有一位男生躺在泥地里，连吐带哭，有人劝他说：“都吐成什么样了，别喝了”。他说：“别管我，我又没浪费粮食，我吐的是血”。
还有一位男生一本正经地和我聊天，告诫我说，明天去邮局转户口。我说“转户口不是去邮局”，他就和我“较真”，有人说“他醉了”。我不信，他只是脸色苍白，说话却有条有理。等他又去找别人“较真”，我才明白他是真醉了。
还有两位男生原来是好友，喝酒之后，突然其中一位就指责另外一位“虚伪”；另外一位不善言辞，就喝闷酒，最后都大醉不醒。在人们都放浪形骸时，小南似乎是最冷静的，也许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黑沉沉的，连里派出了马车，送我们到河口火车站。
别了，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