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美西方虽然开始联合制裁中国，但那时苏联还没解体，中国依然具有战略价值，因此，老布什反对与中国脱钩隔离，而是采取接触战略，因为不接触就失去了对中国的影响力。邓紧紧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果断放弃经济调整和内部的政治斗争，强力推动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西方跨国公司开始陆续进入中国。九十年代之前，进入中国的外资基本都是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资本。
贸易战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对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每年一审，以及对中国入世的百般刁难和阻挠都是贸易战的另一种形式。九十年代中国入世之前，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就让美国一些政客愤怒不已，朱镕基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当年去给美国消气，就足以说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是那时中国的GDP还不足以引起美国的重视和恐慌，而且美国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低端打工者为其提供廉价商品。最主要的是美国那些老谋深算的跨国公司不想失去分享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要搭上中国这个经济火车头。朱镕基当初就是以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为诱饵，以欧洲为筹码，才最终说服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的。
当初美国没有想到，中国似乎做了巨大让步的入世举措，竟然让中国如鱼得水，经济增长继九十年代后继续保持高增长。细心的人会发现，中国从2005年之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很多同学和公司同事都是2005年之后开始发财致富的。我是2005年来美国的，来美之后，每年都至少回国一次，我发现每一次回国，国内都有很大变化，不仅高楼大厦越来越多，街上的汽车也也越来越多，周围的朋友和同学买车的也越来越多了。
而同时期的美国，GDP增长率虽然远远不及中国，但与西方其它国家相比还是领先的。除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GDP负增长外，其余年份平均增长率都在2%以上。跨国公司的利润和产值也都大幅上涨，公司高管的薪酬也更是突飞猛进。遗憾的是，增长的GDP并没有惠及大多数美国人民，反倒还加害于那些铁锈地带的人民。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斗争从那时就没停过，其实质就是阶级斗争。
事实上中国当时的状况并不比美国好，而且更差，工人下岗潮刚刚结束，在少数暴富的成功者不断涌现的同时，贫穷的失败者也在不断扩大。农民工为讨薪而跳楼的事件层出不穷，黑砖窑、黑煤窑残酷的剥削和腐败案件不断曝光。官场腐败、骗子横行、精英自私、世风日下。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搜黄菡老公袁剑没有公开出版的著作《奇迹的黄昏》，就可对当时的中国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中国的阶级分化也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只不过那时阶级还没有固化，似乎大家都有机会成为先富一族。可到了本世纪第二个十年，阶级固化就已经很严重了，个人奋斗被拼爹打败。我一个农村出身的研究生同学对我说：“我们毕业的那个年代（八十年代），机会还是很多的，也比较均等，不管什么出身，都能找到一个可心的工作。现在不行了，家里没有关系，学习成绩再好，也很难找到好的单位和工作了。”
解决贫富差距最好的方式应该在第一次分配时，可美国政府在第一次分配上基本没有任何手段，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相比较的是恢复了私有制的中国，所剩手段也不多，但国家可以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不得超过一百万。而美联储的经济政策从不考虑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似乎那只是政府该考虑的政治问题，不属于经济政策范畴。比如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其担任联储主席期间的最大经济成就是靠量化宽松抵御美国的金融危机。他是在总结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后，提出了量化宽松理论，可这种货币政策的结果不仅没有压缩贫富差距，而是更加扩大了贫富差距，只是让经济指标看起来好看了。因为量化宽松的钱绝大部分都流入1%上层收入人群，而底层阶级几乎一无所得，所以大量印钞并没有推高通胀，但却造成了资产泡沫。这是因为1%富裕家庭根本没有温饱问题，吃穿住行基本需求已经解决，也就是进入财富自由阶段，但为了资产保值却要不断购买不动产和股票，导致资产价格膨胀。而资产泡沫则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使得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劳动收益率。普通工薪者不是为包租婆打工（租房者），就是为银行打工（贷款买房者），等于受到双重剥削。这种状况让美国的贫富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不断扩大。
而美国政府能做的只是二次分配时对穷人发放补贴，比如食品券、免费医保以及退税等，这些措施不仅不能惠及中产阶级，而且还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和难以遏制的印钞冲动。比如这次的新冠危机，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就是印钞发救济，结果就是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美国的问题并不是财富不够和增长乏力，而是财富的分配极度扭曲，根据福布斯2021年发布的报告，美国前1%富人家庭的总资产占美国总资产的27%，总数为36.2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整个美国中产阶级的总资产，而中产阶级的总家庭数占美国家庭比例为60%。所以，美国的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中产阶级与1%富豪阶级的矛盾。而低收入阶级的阶级矛盾往往被种族矛盾所掩盖，因为底层阶级基本是黑人和南美新移民。
美国是个重税国家，以纽约为例，工资收入的一半都交了税，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人所得税，美国比较奇葩的是还有一个工资税。这两项税占了缴税额的大头。交税主体也是中产阶级，1%的富豪阶级实际纳税很低。比如巴菲特实际税率仅为其实际收入的0.1%，而且富豪阶级雇的起专业会计师为其避税，联邦因此每年损失一千多亿税款。在收入如此不平等的情况下，国家把沉重的税负都压在中产阶级身上，更加剧了中产阶级的不满。
如果对1%的高收入群体征收高额所得税，完全可以遏制财政赤字，但不足以缩小贫富差距，因为资本收益率高于劳动收益率的情况下，不对存量资产收税，根本无法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可对存量资产收税是连中国这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不敢做的事，美国就更难以实施了，因为这与美国人的个人资产神圣不可剥夺，个人权利不容侵犯的政治信条严重抵触。美国对资产征税的
按照资本逻辑，资本收益率大于劳动收益率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反过来却是极特殊的情况，甚至历史从没有过。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世纪难题。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里的主要论点就是资本收益率大于劳动收益率是导致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欧洲只有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因为资本被摧毁和消灭了，而劳动力短缺，才导致资本收益和劳动收益接近。二战后也是欧洲贫富差距最小的时期。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二者的主义和分配原则名副其实，一点不违和。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和美国信条的政治正确统治下，政府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遏制资本权利，而只能成为资本权利的奴仆，所以，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并不夸张。在这种制度和政治正确的约束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是不可能通过经济政策来消除的。所有经济政策主张都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指标不治本的，所以各学派轮流翻烧饼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没有单纯的经济学，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政治的结果，凯恩斯主义则是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传承。
凯恩斯出生于马克思去世的那一年，也许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巧合，而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味道的精神传承。凯恩斯主义不是简单地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伦理的再解释。在凯恩斯看来，完全依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无法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政府要用自己这支看得见的手担当起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资本主义的伦理不仅仅包括自由和个人主义，也应该包括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
自由和平等是有着内在矛盾的，经济自由必然伤害经济平等，反过来经济平等必然伤害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这也是美国经济起飞时期一直是有限民主或叫精英民主的根本原因。美国政治和思想的纠结也是根源于这个内在的矛盾。美国那些全球化失败者之所以支持川普，而不支持桑德斯就是这种纠结的表现。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最自由的，可这个自由导致的一定是不平等。为了解释这个矛盾，西方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词--机会均等。所谓的机会均等其实等于承认丛林社会是合理的。在荒野上，狼与羊有均等的生存机会，可羊永远吃不了狼，只有狼吃羊。在人类社会里，富人和穷人表面上也是机会均等，可真的平等吗？ 其实，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恰恰是与机会均等理论背道而驰的。
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和中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面临的深层问题一样的，即贫富分化。现在两国都在着手解决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纪难题，但解决的手法和可资利用的手段有所不同。我认为，能否通过和平的改革，而不是战争和暴力革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才是判断两国体制优劣的标准。中美竞争的焦点并不在经济、科技和贸易上，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谁能更好的解决这个资本主义深层难题，因为大国竞争比拼的永远是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