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二十六岁。住在河边的、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二娘来我家串门。她对我妈说：“你女儿也不小了，怎么还没对象？要不要我给她介绍一个我们单位的小伙子？“ 听二娘介绍，这小伙子真不错，和我同岁，也属狗。二娘看着他十六岁进厂（建文包装厂）做学徒，十八岁跑供销，二十岁就脱产当上干部抓生产。
在得到我同意后，二娘安排在她家见面。事先我和二娘说好，如果我看不上眼就立即走。那天是7月13日的下午，我刚进了二娘家，就看到这个瘦瘦的小伙子已坐在凳子上等我。二娘泡了茶，介绍双方认识后，就说：“你们继续谈，我还有事。” 她这一走，气氛倒不尴尬。我从下往上仔细地打量了他：脚上一双麂皮镂空凉皮鞋，下身穿一条灰色的确凉长裤，上身是件蓝条纹短袖海军衫。我再抬头认真地瞅了他一眼：剃着娃娃头发型，大眼睛、挺鼻梁，左脸上有块不起眼的小疤痕。瞅一眼，就够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过得去。
于是我大方地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一做了回答，声音很温柔。我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并直截了当地说：“我找对象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愿意帮助我养母，否则免谈。” 他立即赞同：“没问题，我们一起来养你妈妈。” 初次见面大约有一个小时。分手时听说他还得去上班，说是在开会时溜出来相亲的。
回到家，我把相亲的情况向妈妈做了汇报。小许的父亲在浒关苏钢厂上班，一周回家一次；他母亲在床单厂的食堂工作；小许家弟兄三个。他是老大，大弟在昆山农场下乡，小弟在读初中。妈妈听后分析：“他家没有姐妹挺好，免了尖嘴薄舌的是非，有弟弟比有妹妹强多了。”
第二次约会，小许送来一张电影票，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观影时，并排坐着，他不看前面的银幕，而是侧头看我。我问他怎么不专注看片，他说已看过了。散场后，他推着自行车（他骑的是厂里的公家车）。站在一起，我觉得和他高矮很般配。
回到家，我告诉妈妈小许提出要我下次去他家看看。妈妈支持我去摸摸他家的条件。
星期天，我去了小许家。他的房间整理得很干净。结婚的家具都准备好了：一张大床、一个五斗橱、两张夜壶箱、一张方桌，四个靠背椅、两只箱子、一个脸盆架。小许的父亲也在家，瘦削硬朗的脸庞让我想起生父来。他随和寡言，正在修补东西，一看就是个勤劳的人。许妈妈微胖矮个，热情泼辣。
我和小许就这样交往了一个月。这时候，厂里响应号召，组织年轻人接受拉练活动。从苏州出发步行到昆山和太仓，去听劳动模范顾阿桃讲课。我被列入第一批，从出发到回家为期十二天。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向厂领导提出不参加的请求，他们说不行，除非你妈住院。听我说妈妈需要打针，厂里会派医务室的小高来替妈妈注射。不能再有异议，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受拉练考验。临行前请小许时常来看看我妈。小许的工作单位离我家才五分钟的路程。他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看你妈的。”
妈妈万般无奈，只能唠叨：“这是你第三次离开我了。第一次去上海培训，第二次去邵武，而且每次去的时间都很长。唉！” 妈妈就是这样，强悍起来像母老虎，丧气时又变成了小孩子。
过了十来天，我终于回家。妈妈说想疯我了，每天都在盼，还说小许买过月饼和两只西瓜来。
拉练回来，厂里给我放了两天假。小许看到我家楼板又黑又脏，就买了白纸和浆糊，还借了梯子来。他说糊纸是他的拿手活。果然一经他手，家里变得干净明亮多了，我对他的表现颇为满意。
小许到我家一般都是吃过晚饭来的。每次他来，妈妈就坐在家门口让我们在房间说话。只要九点一过，她就不客气地在门外催喊：“好早点回去了，有话明天再说。” 小许要经她这样催促好几遍才肯走。
我和小许说话时也要特别注意，不能大笑，否则妈妈听了会骂我在男人面前轻骨头、没规矩。记得有一次厂里一女同事到我家来玩，说起某某人谈对象，吹了又重谈了一个。妈妈突然暴跳如雷，训斥我们年轻人不知羞耻，在一起不谈工作，专谈男女之间的事，吓得女同事从此再也不敢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