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人张君
张君是我入校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我们是在报到处相遇的，我是因为和单位有很多工作交接，耽误了一天。可张君家在北京，怎么也报到晚了呢？于是我问张君: “你怎么也来晚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没找到学校。”张君家住北京，竟然找不到人民大学在哪，让我颇觉诧异，不免好奇地问道：“你昨天去哪报到了？”张君冲我咧咧嘴，面带窘态地喃喃答道：“我昨天去人大清史所报道了，把那当研究生院了，结果让那的老师把我挖苦了一通。”原来张君家在团结湖，每天上下班都从钟鼓楼那的人大清史所路过，他从没仔细看过牌子，就想当然地以为，人大的研究生院一定是在那古香古色的院子里。听了他的解释，我就明白这是一个老实厚道又有点迂腐的同学。
张君永远是一身洗的发白的蓝布衣裤，加上为人谦卑的态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刚从农村来的学生。张君长的也非常平易近人，廋弱的身材，微黑的肤色，大鼻子大嘴，不笑的时候两个嘴角也向上翘起，一笑的时候，嘴角就要咧到耳根子。要不是一双眼睛大的有点外凸，简直就是一个男版朱莉亚.罗卜茨。
虽然张君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但却没有一点王溯和姜文的那种张狂，反而说话时还略带腼腆，朴实的像个地道的山里人。大概这和 他从小在南京长大有关。在我的印象里，南京人都比较文雅低调。张君虽然也属于高干子女，其父时为总参某部的常务副部长，可从他身上却看不出一点高干子女的影子。我猜这倒不是因为他父亲的官位在北京排不上号，而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张君的父亲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有原则，不谋私利，从不为自己的孩子走后门，也不溜须拍马唯上唯亲。他的老上级，顶头上司曾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到他的部里，想让他培养培养，可他却连党都没让那个公子入。老上级没办法，只好将儿子调到别的单位。
张君的父亲是山西一户地主的儿子，抗日战争初期参加的共产党，一直在386旅。当社会上有人造谣说共产党不抗日时，他父亲非常气愤地说：如果共产党不抗日，我一个地主的儿子怎么会加入共产党？那时，在整个华北敌占区就找不到抗日的队伍，除了共产党。
在张君身上看不到一点军人家庭的基因，也没有任何英雄风彩，有的只是简单和朴实，简单的近乎天真，朴实的近乎迂腐。他和父亲的警卫员以及家里的保姆都处的像兄弟姐妹，回家有时晚上就和警卫战士在一个房间里挤。他身上有一种永不褪色的平民色彩，似乎天生就与普通老百姓有共情。因为这一点，我们十分投缘，话也能说到一起。现在他退休在家，我们倆在同学群里聊天也是观点最为接近的人。
张君的好，是那种本真的善展现出的自然而然的好。张君在学校附近借了一间房子，为的是能够集中精力写文章。可后来另一个同学要考托福，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突击英语，他就毫不犹豫地把房子免费借给了那个同学，一借就是半年。
都说善良的人软弱，可张君并不软弱，有时甚至还很冲动。上世纪八六年年底，南方学校的学潮蔓延到北京。记得是北师大率先出来游行，挨个学校去动员。年底的一天，看学校的小字报说第二天北京大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我和张君就约好去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没曾想，到那之后，并没看到有游行的，到是有不少警察和便衣。正纳闷呢，突然人群里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举起了一个标语，呼啦一下游行队伍就形成了，还没等我们看清标语，就被裹进了游行队伍。
当时，中央从保定调来不少警察帮助维持秩序，一些警察端着摄像机对着我们这些游行的人进行拍摄，很多人都不敢抬头，怕被摄像记录在案，可张君却豪不在意，就高扬着头对着那些摄像机。不仅如此，他还指着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警察，骂人家是狗腿子，还大声斥责人家说：“四五运动”时就是你们这些人，现在还是你们。大概是被他这种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言语气急了，几个年轻警察把他从游行队伍里给拽了出去，要把他拉进警车里，我和农经系的李军一看急了，赶紧冲出去把他拽了回来。那些警察也没和我们撕把，估计是上面有指示，不能粗暴对待学生。
张君还很单纯，有时单纯的和他的年纪都不般配。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同学在人大西边的运河里野游。上岸后，我们一遍换衣服一遍瞎聊。班里的老大哥老郭比我们大两岁，有个儿子三岁多了。问我们啥时要孩子，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我说我喜欢女孩，女孩跟爸爸贴心啊。张君揶揄我说，生男生女你也说了不算，你喜欢也没用。我就逗他说：我知道怎么才能生男孩，你想知道我告诉你秘诀，不过那是房中术，我得秘传。本来是句玩笑，张君还当了真，脸都红了，竟然骂我是流氓。我说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怎么还像小姑娘似的不开窍呢？
张君本科毕业工科院校，上大学前曾在北京的工厂里当过几年工人，大学毕业后又当过几年工程师。张君虽是工科生，可文笔很好。他研究问题总是带着工科学生的那种认真和追求细节完美的精神，总是试图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法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不能说他研究的理论有什么问题，也不能说他的方法不对，可惜的是当年很多企业领导不关心这些，而是带有偏见地把这些研究一律斥为学究气。
毕业那年，他构想了一个企业绩效激励方法，而且自己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有一天，他拿着文稿找我聊，给我介绍他的方法和理论。看着那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我心里想：我这是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写的是数学论文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鼓捣了大约一个学期，张君的这篇论文终于完成了，而且投到当时社科院的一个杂志后，被立即采用发表了。当张君得到稿费那天，我带头起哄让他请客。记得稿费好像是60元，狼多肉少，去饭店大吃一顿肯定不够，而且张君也不想这点稿费都花在我们头上，大概还惦记着老婆，所以张君为我们大家买了西瓜和一些水果，算是还了“债”。
说起张君的老婆，就不能不说说张君的大度和宽厚。张君和我一样，都是来学校不久前结的婚，我们不仅年龄相仿，婚龄相仿，而且在婚姻生活上也是同病相怜。我结婚后即来学校上学，过起了两地生活。张君虽然家在北京，可实际上和我差不多也是两地生活。张君的老岳父在张君结婚不久即病倒，得的是脑血栓。张君的妻子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且是老大，因此照顾父亲的责任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他妻子身上。这是张君结婚后不久的事情，从那时，张君基本上和我一样和其妻两地生活了，离多聚少。
我始终认为一个善良的人一定是个宽厚的人。张君就是个非常宽厚的人，我从来没听他对她妻子常年不回家有过一句抱怨。由此，我给好人又加上一个标准---从不抱怨。
我们毕业那年，正赶上好时候，中央各机构以及各研究机构和央企都在招聘人才，尤其我们这个企业管理专业工业的莪毕业生更好找工作。我们班想留北京的同学每人手里都掐着几个工作单位在那核计到底去哪个，只有张君一直没找到工作，急得老师都想帮他找工作了。大家都奇怪，我们班那些外地的，在北京没任何关系的的同学都能找到可心的工作，怎么张君一个北京人，还有一个军队高官的老爸，竟然连一个北京的工作都找不到呢？等我细问才知，张君找工作时也是带着股憨劲，面试他的单位不少，可每到一个单位的人事处，他就给人讲他的绩效激励模型，而且还不会察言观色，讲起他的绩效激励模型就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旁若无人了。人事部门的人看他滔滔不绝地解释数学模型的样子，估计觉得这人有点半疯，所以面试后就都没了消息。
在经过无数次的面试后，终于成立不久的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录用了他。估计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当时是太缺人才了。到了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后，张君依然是痴心不改，还是想推广他的绩效管理模型，可学院只让他教书，并不支持他搞管理实践。于是，张君觉得学校不鼓励创新，不支持年青人的改革议案。灰心丧气之余，他给当时的一位中共元老级人物写了封信，信中批评了学校的衙门作风和不鼓励年青人创新的保守主义意识。没想到，这个元老级人物真批了这封信，并把此信转到了体改研究会的高尚全那里。高尚全一看有老领导的批语，就把张君调到体改研究会给一位副主任当秘书。张君一开始还不愿意去，觉得给领导当秘书不是他的理想。后来高尚全告诉他，给领导当秘书也可以搞研究，而且还可以经常去基层调研，接触实际，对他的研究有好处。这样张君才去了体改研究会。
可不走运的是，他在体改研究会没干到一年，他的领导就因病去世了。他在研究会的工作也没人管了。后来在我们同班同学小杜的帮助下，张君去了社科院工经所，在那一直干到退休。
张君是迂人、憨人，还有点一根筋，可他也是地地道道的好人。每当有人夸我是个好人的时候，我就想起张君。有他比着，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敢说自己是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