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画生”与“二十一回猛士”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曾经用过的笔名。毛泽东于1917年在第三卷第二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即署名“二十八画生”。是由他的恩师杨昌济推荐给陈独秀的。当时，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把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移到了北京，而杨昌济也到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陈独秀读后，感到其文气势不凡，即将全文7000字的《体育之研究》发表在当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这是毛用“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在这之前的1915年，毛泽东就用到过“二十八画生”的笔名了。1913年春季，毛泽东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4年秋季，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写体总共的笔画数，“生”是“青年学子”的意思。
原文如下: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其他材料上写得清楚，毛泽东只是把他的广告贴到长沙街上的一面墙壁上，一家报纸认为它有刊登的价值，就把它采用了，毛泽东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标题:“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与毛发生过冲突。毛回忆时，只是提及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说:“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然而，这个表面上看来显得天真的征友启事使这些爱国青年开始了重要的活动。毛泽东组建了一个纯政治性的组织“新民学会”，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颗红色信号弹。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后来的经历却让毛泽东和“28”这个数字非常神奇地走到了一起，并且经历了2个伟大的28年。细心的人们一定会发现，从毛泽东出生的1893年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1921年，正好是28年。更为神奇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192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正好也是28年。与“28”相差一个数字的“27”。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时，距新中成立的时间是27年，而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当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27”在这里又成了毛泽东经历的一种巧合。
“二十一回猛士”日本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兵学家吉田松阴之号。对于“二十一回”的来历有两种：1.原姓“杉”可拆为“十”、“八”、“三”三字，加起来为21；2.“吉田”两字“吉”为“十一回”，“田”为“十回”，合为“二十一回”。
吉田松阴（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阳明学派思想家，名矩方，字义卿，号松阴，通称寅太郎。日本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生于长州藩萩城松本村（今山口县萩市椿东）。
日本开国之后，他无限愤慨，著文疾呼民族危机，力倡“尊王攘夷”、 防御外侮。后得藩主允许，兴办松下村塾，传授兵法，宣讲尊王攘夷主张，培养了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进而号召武力讨伐幕府，并制定刺杀幕府老中的计划。他寄希望于藩吏、公卿组织武装行动，终归失败，再次入狱。在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没落武士）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武力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在井伊直弼为镇压尊王攘夷派志士而制造的“安政大狱”事件中，吉田松阴于1859年8月被解至江户，11月21日被处死，终年29岁。其父：杉百合之助，俸禄二十六石的长州下级藩士。其养父：吉田大助。
其师傅：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江户末期思想家，兵法家。
弟子：高杉晋作（1839-1867年）：长州藩尊王讨幕派领袖之一。幕末尊攘、倒幕运动的志士。木户孝允（1833-1877年）：参加起草《五条誓约》，推进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伊藤博文（1841-1909年）：日本第一个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议长。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山县有朋（1838-1922年）：日军高官。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阁总理大臣（首相）。
安政二年（1855），吉田松阴翻译了广东人罗森的《满清纪事》，题名为《清国咸丰乱记》。该译本聚焦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吉田松阴通过翻译深入动乱现场，流露出“以中国为殷鉴”的意识，这构成了其中国认识的一翼。另一面，他仍潜移默化地受到儒家文化的陶染，在幕末改革中，重新解读孟子学说，以民本主张来反抗西方侵略，强化天皇集权。吉田松阴对中国的双重态度不仅触发了明治初年“文明论”等级结构和“脱亚入欧”思潮的生成，也在半个世纪后，影响了梁启超等赴日群体对革命、民主理念的认知及对本土改革的想象。学界既往研究多将目光集中在1868年，以其为明治维新的开端和日本走向现代国家的起点。然而历史如先后相继的浪潮，是无法割裂的，幕末时期的思想萌芽也至关重要。从江户时期的朱子学盛行，到19世纪末福泽谕吉将中国视为东亚“野蛮”国家，几十年间，为何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以吉田松阴代表的幕末思想家对“清国”的双重态度为探究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了线索。自福泽谕吉以“文明一半开化—野蛮”定义文明等级秩序后，以专制主义为轴心的中国社会形态则被归为“野蛮”的底层，当代日本学者子安宣邦和中国学者赵京华敏锐地剖析道，这种将中国差异化为低等国家的做法，实际上遵从的是以西欧为中心的文明论叙述方式。以攘夷志士闻名的吉田松阴，在黑船抵日后，表现出极端的抵触情绪，但是他对驶入日本海湾的美国舰队也颇为好奇，不顾幕府的禁令，趁夜潜入船中，打算借此机会赴欧美诸国进行深入考察；而另一面他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原因归结为制度的衰退，再通过翻译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片段，进一步了解到“清国”官僚腐败的乱象。由此对比可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脱亚入欧”提议不是凭空产生的，早在幕末时期，即便是最为激进的攘夷儒学家，也因时局变化而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新的认知，并在潜意识里形成了差级序列。从吉田松阴在翻译《清国咸丰乱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殷鉴”意味，可知曾经象征东亚权威的“天朝上国”，如今被他视为战争失败、国家动荡的反面典型，多次警国人避免重蹈其覆辙。此番对中国的重述，与“西方冲击”密切相关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没落帝国”的印象逐渐在福泽谕吉的文明理论中得到了强化，以至“清国”终被定义为“野蛮国家”。
中日发展不可互缺
抗战胜利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转换，解放战争中，大量日本医生、教员在帮助中共，解放军中也有不少日本军官。仅以东北为例，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大地》2001年第20期王秀英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日本友人》）。
苏联缴获的日本大量武器，基建材料，人力物力资源全部武装了共产党军队，比起蒋军来优势突显（略）。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最初受日本人影响很多很大。
毛泽东青少年走出山村给父亲贻昌（毛顺生）的最早的诗“孩儿有志出山关”出自日本西乡隆盛。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原文: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奠基人之一。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通称吉之助。
西乡受中国文化熏陶很深，西乡对毛泽东的影响不言而喻。中国所有的革命先行者都受其影响。
毛泽东的第一篇“习作”被正式发表的文章，使用的笔名“二十八画生”也模仿了日本近代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吉田松阴的号法：“二十一回猛士”，而吉田阴又受中国近代史人物影响深刻。所以没有日本也无法产生李大钊，陈独秀这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土壤，也没鲁迅这样的文豪产生。日本与中国互为自生的“土地”。近代如此，将来更是如此（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