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他的“三落三起”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1927年正式改名为邓小平，四川广安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能成为一代伟人，与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筹备中共八大时，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时说：“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当时，王首道发言：“我同意这个看法，受过打击的人，他对于另外一方面的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在老一辈革命家眼里，有没有在党内经过斗争的经历，其见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的第一次“落”与“起”，是同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的祸害与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二次“落”与“起”，是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垮台和周恩来病重相联系的。邓小平的第三次“落”与“起”，是同“四人帮”横行霸道，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全党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相联系的。
1933年，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寻乌事件，邓第一次被打倒。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小平下放几个月后把邓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44]: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邓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刘少奇、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并得到毛泽东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泽东，但被毛泽东拒绝。7月19日，毛泽东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7月21日，毛泽东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少奇、邓、周派遣工作组。8月1日至8月21日，邓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泽东、林彪、周、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刘少奇、邓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揭发邓。邓由于被指责犯“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为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受到批判，会后邓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工作。邓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职权，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批判。
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少奇、邓。结果刘少奇与邓作自我检讨。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批评刘少奇和邓，邓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12月13日，毛泽东指使“文革派”把邓与刘少奇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邓第二次被打倒。以后刘少奇、邓就不公开露面。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
邓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冀朝铸称邓“刚开口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就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1月20日政治局会议，邓第三次作检讨，表明希望再见到毛泽东。2月2日，邓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对华表示：“你办事，我放心”。可以说，华的任命是毛泽东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和叶剑英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错误严重，他们的讲话文件停止传达。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会议指控邓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
4月7日，在没有邓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