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二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5）
十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任驻澳大使成竞业在澳期间（2）
四）王立强
王立强一九九三年出生于福建南平，曾在安徽财经大学学习。其女友方某从二0一二年起开始在澳大利亚读书。据说两人在二0一七年结婚，他们有一个孩子。
王立强自称服务于“中国国防总参谋部”，二0一四年迁居香港，进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开始其间谍生涯。他指中国创新投资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向心是总参谋部港台地区的情报负责人。王立强说他在二0一五年成为总参在香港和台湾情报活动的核心成员。他声称参与策划了对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民海和经营者李波等五人的绑架，以及渗透了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用奖学金、旅游津贴及教育基金等手段招募学生，尤其是大陆学生，让他们假装支持香港民主运动，从而获取民运人士的资料。他说他还参与了针对香港异见者的网路攻击。王立强指控凤凰卫视高层身兼中共军方要职，而受中共控制的香港媒体每年都会获得五千万人民币的资助。王立强说他曾使用伪造身份到台湾活动，在台湾花费数十亿人民币成功地影响了二0一八年的“九合一”选举，帮助国民党胜选。王立强称其影响台湾选举的操作包括资助网络公司，建立多达二十多万个网络帐户和成立粉丝团，在支持韩国瑜的同时攻击民进党，从海外给韩国瑜捐款至少二千多万人民币，并投资中天、中视、东森和TVBS等台湾媒体十五亿人民币以上（据说旺旺中时集团是其主要盟友）。
二0一九年四月，王立强到澳大利亚探望妻儿。他说他在五月底接到大陆当局“派发”的包括两本假护照在内的一套文件，要他去台湾干预二0二0年的总统选举。他那时决定金盆洗手，向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自首，同时寻求澳大利亚政府的庇护。
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在二0一九年十一月发布通报，称王立强为涉案在逃无业人员，他曾在二0一六年十月因诈骗罪被福建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一年三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又被指控于二0一九年二月再度诈骗四百六十万余万元人民币，在四月十日潜往香港。四月十九日，上海静安分局对王立强立案侦查。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在受访时称“大陆方面从不介入台湾选举，相关报导完全是无稽之谈”。另一位发言人朱凤莲称王立强是“骗子变间谍”。
澳大利亚媒体对王立强的陈述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的指称“非常可疑”，说他至多是个低层次的情报官员；有人则认为他提供的不少细节禁得起验证。
中华民国安全局和法务部调查局在事件爆光后立即展开调查。涉事的向心夫妇被限制出境出海，但可自由活动。两人在讯问中称不认识王立强，否认与王立强提到的事件有关（二0二一年十一月，检察官认定向心夫妇的共谍案查无实证，不予起诉）。
国民党驳斥王立强对韩国瑜的指控，并指王立强为诈骗犯。韩国瑜亲自回应称：“不要说两千万人民币，我有拿一块共产党的钱，我辞掉高雄市长”。
澳方也曾向台湾方面查证王立强报告的真实性，他们公开的态度是：王立强的故事“令人不安”。
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认为根据王立强接受访问的内容可以轻易判定他根本不是中共的谍报人员，而是为了争取在澳居留而假冒政治犯。翁衍庆认为王立强连说谎都很外行，他对中共情报体系以及国际间谍界行规的了解非常浅薄，他有关台湾的资讯大概都是在海外看台湾卫星电视获得的。翁衍庆提出的主要疑点有：1）王立强自称隶属于总参谋部，而总参早在二0一六年初就已经被拆分为联合参谋部等部门了；2）王立强说他曾为国防科工委工作，但国防科工委根本不是情报机构；3）以二十多岁的年纪，王立强顶多是个上尉，不可能主导对港台的工作；4）情报员外派时，为了保密，总是任务单一，而王立强既负责香港，兼顾渗透台湾，还在澳大利亚执行任务，这违反了全世界情报界最基本的工作原则；5）情报人员外派只可能携带一本护照，否则被查获就是罪证确凿；6）外派人员都应该有一定的外语能力，可是王立强既不会粤语，也不会英语，显然不具备一个外派间谍最基本的技能；7）间谍外派期间，家人留在国内是铁定的规矩，而王立强的妻小却居然可以居住在澳大利亚；8）王立强在接受采访时的说辞毫无新意，基本都是过往媒体揣测的内容，他根本就是在转述新闻的内容。
五）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房地产业的扩张与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投资
二0一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大举进军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业。
如成立于二0一三年的绿地澳洲从二0一六年起在悉尼完成了五个项目，其中在市中心的六十七层的绿地中心高二百三十五米，是悉尼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
北京首都开发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分公司澳宝（Ausbao）在悉尼唐人街以三亿澳元建成了两幢高档的商业和住宅楼。他们在悉尼还投资了京城大厦、宝华大厦和首开国际大厦三个综合项目。
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斥资八亿澳元先后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买地造楼，据说其夸口要争取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地产发展商。目前它最惹眼的项目在是悉尼环形码头的保利中心（Poly Centre）。
大连万达分别以四点二五亿澳元和二点九澳元收购了悉尼环形码头的Gold Fields House和黄金海岸的一片海滨地区（后来卖给了黄向墨的玉湖集团）（万达还买下了澳大利亚的第二大电影院线Hoyts。Hoyts除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四十四家电影院（共四百五十个放映厅）以外，还拥有瓦尔·摩根（Val Morgan）广告集团）。
瑞丰以大约一亿澳元收购了悉尼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以改造成公寓。
阳光保险出资四点六三亿澳元收购了悉尼喜来登（Sheraton）公园酒店。
世茂集团购买了悉尼市中心的另一幢办公大楼。
复星集团在北悉尼和布里斯班买下了三个地块。
海南航空成了悉尼塔的主人之一。
平安保险成了悉尼环形码头最高大楼项目的最大股东。
但是，对企业在海外大力扩张而造成严重的债务风险的忧虑，使中国政府在二0一七年八月下令银行加强对贷款杠杆的监管，严格控制对境外娱乐、体育、影视、休闲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同时彻底禁止对赌博业的投资。同年末，国家发改会要求中国公司通过离岸实体进行境外并购时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一度一拥而上的海外圈地热因此很快就退潮了。除了保利等少数企业，万达、海航和平安等纷纷出售了他们刚到手不久的房地产资产而鸣锣收兵。
中投公司（CIC）在二0二0年收购了悉尼的地标建筑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Place）物业的一半股权，可算是逆流而上的一个例外。
中资房企在澳大利亚建造的公寓的许多买家是大陆的新富，他们置产的动机无非是1）为将来移民未雨绸缪；2）为在澳留学的孩子筑窝；或3）投资赢利。
在中国企业大量投资澳大利亚的同时，澳大利亚也在向中国投资。比如，据报道，联邦政府于二00六年设立的现有近一千八百亿澳元资产的澳大利亚未來基金（Australia's Future Fund）在二0二一年在拥有微信的腾讯有六点零六亿澳元投资，在阿里巴巴有五点零五亿澳元投资，在中国建设银行有一点九五亿澳元投资，在百胜中国有九百八十万澳元投资，在平安保险有九百四十万澳元投资等等。
六）成竞业不辱使命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成竞业在使馆举行记者会，捍卫中国立场并驳斥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对中国侵犯人权、间谍活动以及介入澳大利亚政坛等指控。他以“十足假新闻”形容外界有关中国在新疆拘禁超过一百万维吾尔穆斯林的报导。他声称，中国在新疆的作为“无涉人权与宗教压迫，而是打击恐怖主义并防患于未然”。
成竞业坦承中澳关系的紧张加深，称二0一九年是双方关系复杂的一年。
在二0二0年三月底新冠疫情初期，成竞业向堪培拉地区的学联、公派留学生和小留学生代表赠送了“健康包”。在仪式上，成竞业还视频连线北澳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孔子学院的负责人和留学生代表，对他们的健康和防疫情况表示关心。
二0二0年四月，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遥相呼应，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展开溯源调查，这又一次大大惹恼了中国。成竞业警告澳大利亚此举会降低中国大众到澳大利亚留学、旅游以及购买农产品的热情。莫里森强调追查疫情的根源是为了吸取教训，预防今后发生类似的事，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并不针对中国，但成竞业根本不为所动，他称“无论澳方怎么辩解，都掩盖不了有关建议是政治操弄的事实”。
七）中澳双方的博弈
中国政府对美国除了口头强烈抗议以外无可奈何，但对澳大利亚则除了口诛笔伐以外，一招紧接一招，实施了一系列“不宣而战”的经济制裁，主要是大幅度减少了对澳大利亚的煤炭、木材、大麦、龙虾、葡萄酒、红酒和牛肉等的进口。
比如二0二0年一月至十月，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三千五百～四千万吨燃煤，占中国进口燃煤总量的两成左右，而从十一月起，中国海关以种种借口，拒绝为停泊在海上的满载澳大利亚燃煤的巨型散装船及时清关，导致澳煤对中国的出口大跌（在此同时，为了弥补能源所需的缺口，中国转向印尼和俄罗斯等国采购煤炭。由于突然减少了澳煤的进口，一时造成取暖的动力煤不足，以致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湖南、浙江等地一度的“拉闸限电”）。
又比如中国先是在二0二0年五月以违反检疫要求暂停进口四家澳商的牛肉，接着又宣布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百分之八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并在当年十一月底进一步对澳大利亚葡萄酒课征百分之一百到两百的临时反倾销税。
中国政府还公开劝告中国留学生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留学。
二0二0年六月，澳大利亚当局突击搜查了新南威尔士州工党议员肖凯特·莫索曼（Shaoquett Moselmane）的办公室。莫索曼被指是中国代理人，与前中国政府官员、澳大利亚智声文化传媒总经理张智森关系密切。莫索曼在二00九年当选以后曾九次接受私人资助访问中国，他多次批评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以直言不讳的中国政府的辩护者而知名。在议会中，他称中国是西方世界秩序的受害者，中国“需要增加对全球媒体的控制”，并多次赞扬中国的抗疫成就。
九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人员突击搜查了四名中国驻澳记者（包括中新社澳大利亚分社社长陶社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悉尼分社社长李大勇）的寓所，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及电脑。当局同时还注销了中国学者陈弘和李建军的签证，指两人涉嫌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构成风险。陈弘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也是该校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中澳关系、澳大利亚政治、文化和文学等。李建军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西悉尼大学在读博士生，他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澳大利亚作家。陈李两人断然拒绝了澳方的指控。
同月，澳大利亚警方首次引用《间谍和外国干预法》，起诉六十五岁的杨怡生（Duong Di Sanh，又名Sunny Duong），指他与由中共统战部控制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关系密切，并与中国情报机构有涉。杨怡生出生于越南，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他是墨尔本东南部华人社区的名人，是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的副主席，也是大洋洲越南柬埔寨老挝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杨怡生曾组织华人社区为皇家墨尔本医院捐款三万七千四百五十澳元，他邀请了联邦多元文化部部长艾伦·塔奇（Alan Tudge）出席支票捐赠仪式。在截获的杨怡生与同事的电话中，杨怡生说塔奇将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赞助人或支持者”，并“为我们华人”的问题发言。联邦警察称，他们与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合作组成的打击外国干预工作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早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对杨怡生展开调查，这次起诉是先发制人的预防措施。
杨怡生二0二0年十一月五日在墨尔本地方法院出庭，被控“准备实施外国干预罪”（preparing for a foreign interference offence）。他获准保释。该罪名如成立，最高可判刑十年。二0二二年七月，法庭开始审理杨怡生案。
在中国方面，当局在八月十三日拘捕了在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担任节目主持人的澳籍华裔记者成蕾。
成蕾一九七五年出生于湖南岳阳，十岁时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她于一九九四年获得昆士兰大学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糖果及软饮料公司吉百利·史威士（Cadbury Schweppes）和美国石油公司埃索（Esso）澳大利亚分公司担任会计师。二000年，她跳槽到澳大利亚物流企业巨头拓领（Toll），去中国大陆在拓领旗下的中澳合资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二00二年，成蕾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在中央台英语国际频道（当时为央视九频道）主持《财经回顾》（Financial Review）。从二00三年至二0一二年，成蕾担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驻华记者，以后在环球电视网主持财经新闻节目。
成蕾主持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女性领导力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和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等活动。此外，她还采访过比尔·盖茨和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等世界经济界领军人物。
二0二0年九月八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成蕾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采取强制措施。
同年十二月，成蕾的好友、在彭博（Bloomberg）社驻京办事处工作的范若伊（Haze Fan）也因“危害国家安全”被拘留。范若伊是中国记者，以前曾为CNBC、卡塔尔的半岛（Al Jazeera）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路透（Reuters）社北京分社工作过。
二0二一年二月八日，成蕾被正式逮捕。案件于二0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闭门审理，现场保安严密，跟杨恒均案一样，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傅关汉被拒绝旁听庭审。世人至今不清楚中国指控成蕾向什么人透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她又是从什么途经得到国家机密的。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曾对路透社表示，他和成蕾是多年好友，也曾多次被成蕾采访。他认为，财经新闻的报导一般不被视为政治敏感，他对成蕾被捕感到惊讶。芮捷锐说：“她（成蕾）对中国媒体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但她同样强烈地为中国辩护，认为外国报导不符合事实或曲解中国”。
成蕾在她的推特（Twitter）账号上介绍自己是一名“中国故事热情的讲述者”。不过二0二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导致封城、中国其他地区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以后，成蕾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在其脸书（Facebook）上的帖子里，成蕾认为是官方的无能和隐瞒导致了那场医疗灾难。她在一篇帖子中写道：“中国的规模意味着它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个人悲剧会从中落下。但现实有时感觉就像一部慢动作的恐怖电影，将死亡一幕幕地展开。”
成蕾称她的长期伴侣尼克·科伊尔（Nick Coyle）为“我的穿着闪亮人字拖的骑士”。她在给科伊尔的一则短信中说 “你的信总是让我笑，让我更爱你。……我无法描述你的忠诚对我有多么的重要” 。
二0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称成蕾不久前告诉探访她的澳大利亚领事官员，因为很少能到户外见阳光，她的视力正在减弱；因为穿的鞋子不合脚，她不得不将卫生巾垫在鞋子里。报道说，成蕾最初被关在北京秘密监视居住，后来被转移到一个监狱，与三名女囚犯关在九平方米的牢房里，牢房里只有一张床，供四个人轮流使用。成蕾用莎士比亚作品与英语影集教室友们英文，还教她们一九八0年代的流行英文歌曲。她说，“我的英语教学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在改变狱友的生命的同时，那也让她自己保持乐观。
成蕾是个单亲妈妈，有一子一女，他们因疫情而在她出事前就被送回了澳大利亚外祖母处。
中国国安人员还在九月初一天的半夜里突击造访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比尔·博图斯（Bill Birtles）和《金融评论》报的记者迈克·史密斯（Michael Smith），两人随即逃入澳大利亚驻华使馆避难，数天后紧急撤离中国。他俩的离开意味着澳媒驻华记者实现了清零。
中方也禁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周安澜（Alex Joske）和查尔斯·斯特尔特（Charles Sturt）大学的教授克拉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入境。中国准官方的《环球时报》称他俩为“反华学者”，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打着学术幌子蓄意抹黑攻击中国的行为。
《悉尼先驱晨报》在二0二0年十一月十八日报导，中国驻澳使馆一名官员向媒体分发了一份文件，其中列举了十四项中国对澳大利亚政府的“不满”，其中包括澳政府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反华”研究项目的资助、在国际论坛上积极攻击中国在香港、台湾与新疆的政策、突袭调查中国驻澳记者、取消中国学者赴澳访问签证、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5G建设、先后拒绝批准十起中资企业对澳大利亚的基建与农业项目的投资案、企图废除维多利亚政府在二0一七年与中国达成的“一带一路”备忘录、听任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做出“不友善且充满敌意”的报导等等，“罪状”中自然少不了澳大利亚政府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调查的呼吁。
该文件声称，如果澳大利亚愿意停止执行中方列举的那些政策，将有助于双边关系变得更有建设性。那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中国生气了。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中国便会是你的敌人。”
同一天，赵立坚在例行的记者会上指责澳大利亚是使双方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赵立坚说：“中澳关系下滑的症结在哪里，澳方是十分清楚的。澳方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发起挑衅性和对抗性的行动，是造成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
《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轻蔑地称澳大利亚就像“粘在脚底的口香糖”，讨厌而无足轻重。
莫里森在第二天回应中方的不满时表示澳大利亚始终以自身的利益和原则为出发点行事，他重申澳大利亚绝不会改变其政策。莫里森强调：“澳大利亚不会停止为自己制定外部投资法，我们也不会停止为自己决定该如何建设澳大利亚的5G网络，我们更不会停止决定如何确保澳大利亚的机制不受外部干预。”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切断了与澳大利亚政府部长和外交人员的直接联系，毫不理会澳大利亚与中国对话的多次呼吁。
二0二0年十一月底，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了一幅表现澳军杀戮阿富汗儿童的合成图片，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召见成竞业，要求中方马上删除图片并道歉。
二0二一年四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首次引用《外交安排政策法》（Foreign Arrangements Scheme），正式取消了维多利亚与中国签署的有关“一带一路”计划的谅解备忘录，此举立即引起中方的强烈谴责，中方称澳大利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原本对“一路一带”发出过积极的信号，不过渐渐对那计划的透明性和最终目的产生了怀疑）。
二0二一年五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始重新审查北澳特区政府在二0一五年与中国岚桥集团签订的达尔文港九十九年租赁合约，研究是否有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迫使岚桥集团放弃相关租赁权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