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二十七）

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二十七）

当代在澳华裔的江湖（1）

一.在澳华裔的概况

澳大利亚每隔五年搞一次人口普查。根据二0二一年的普查结果，在澳华裔超过了一百三十九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五。其中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约五十一万，出生于香港的约八万七千，出生于台湾的约四万七千。普通话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仅次于英语的最普遍的家庭用语。

澳大利亚华裔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除了ABC（澳大利亚出生的华裔）和通常的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以外，投资移民特别受大陆华人的青睐，澳大利亚移民局目前有个五年投资移民“188签证”，投资门槛分二百五十万和五百万澳元两档，临时签证五年到期后可延期并有望获得永久居留身份。从二0一二年到二0二0年，在那个签证的申请者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占百分之八十四，其次是香港人，占百分之五点一。

华裔在澳大利亚各州和特区首府的分布如下：

城市	华裔人口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悉尼	552,680	10.60%
墨尔本	409,285	8.30%
布里斯班	117,496	4.70%
阿德莱德	56,788	4.10%
珀斯	112,293	5.30%
霍巴特	1,307	0.70%
堪培拉	26,031	5.70%
达尔文	5,742	4.10%

不言而喻，当代华裔早已融合进了澳大利亚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医生、护士、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各级教师或艺术家等等专业人士，更多的人在政府部门和大大小小的公私企业当公务员、老板、职员或工人。不过华裔始终保持着在零售业和餐饮业（中餐馆）里相当的份额，如今在大型商场里处处可以听到从铺位里传出的普通话音。

二.华人的政治立场

二0二二年四月，澳大利亚著名的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表了他们在二0二一年九—十月间对华人群体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报告《华人在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公众意见》（Being Chinese in Australia：Public Opinion in Chinese Communities）。以下是那次调查的一些发现：

百分之四十八的华人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对于澳大利亚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时百分之七十四的华人认为如果美中发生军事冲突，澳大利亚应该保持中立。有百分之十一的华人主张支持美国，百分之十四的华人主张支持中国。相应的比例在总人口中分别占百分之七十八、百分之五十七、百分之四十一和百分之一。百分之七十三的华人坚信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经济贸易伙伴而不是安全上的威胁，而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四持同样的观点。

（主张在美中军事冲突时保持中立的华人中，相当一部分人担心遭遇类似日籍居民在二战中被关进拘留营那样的厄运。）

百分之八十三的华人认为生活在澳大利亚“非常好”或“好”（百分之二的华人认为澳大利亚不是个好地方），百分之七十一的华人以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为荣。不过近年来到澳大利亚的华人对澳大利亚的评价略差，比如在二0一0—一九年间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中，只有百分之六十六为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而在一九八0—八九年间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中的百分之八十八喜欢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

百分之四十八的华人自认为是中国-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中国人，百分之四十三自认是中国人，只有百分之五自认是澳大利亚人。

相比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一，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华人赞同民主制度，百分之四十三的华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宁可选择非民主制度”，还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认为什么样的政府和制度跟他们没有关系。

百分之三十八的华人经常在网上表达对澳大利亚政府和政治的意见，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很少或根本不在网上谈论澳大利亚政治。同时，百分之二十八的华人经常在网上讨论中国的政治，而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很少或根本不谈中国政治。

百分之八十六的华人通过微信获取中文新闻，百分之六十三的华人通过微信获取英语新闻，不过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信任微信上的新闻。百分之六十六的人用微信作为与亲友的主要联络手段。

虽然大多数华人信任澳大利亚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但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认为那些有关中国的报道过分负面（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认为那些报道是公正和平衡的）。

相信澳大利亚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会稳妥行事的华人分别占百分之六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七，而相应的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百分之九十二和百分之十六。

华人中分别有百分之六十五信任习近平、百分之五十一信任普京（调查时俄国还没有入侵乌克兰）、百分之三十三信任金正恩、百分之四十二信任拜登，而相应的总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和百分之六十九。

百分之五十九的华人称他们与中国的使领馆没有任何关系，百分之十八的人说他们与使领馆有经常或定期的联系。

百分之二十九的华人完全不参加华人社区和华人文化组织的活动，经常会参加的占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六十三的华人认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是件好事，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总人口赞成他们的意见。

百分之五十二和百分之五十三的华人赞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军事活动，而百分之九十二和百分之九十三的总人口的观点截然相反。

对于澳中关系在近年来的恶化，百分之四十一的华人认为应该各打五十大板，百分之四十认为是澳方的错，百分之十九归咎于中方。而总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十六认为责任在中方，百分之三十八认为双方有错，只有百分之四的人认为错在澳方。

在澳华裔与总人口在诸多认知和三观上的显著差异对华裔恐怕不是幸事。

三.国民党与共产党

国民党的澳大利亚总支部不时会在悉尼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赞助下搞些活动以满足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怀旧情怀以及刷存在感的愿望。他们的活动似乎有点随心所欲，并不太在意逢五逢十之类的讲究。比如，他们在二0一一年七月举办了七七抗战七十四周年纪念活动，在二0一三年九月举办了中国国民党澳大利亚百年历史文物展，在二0一九年三月开了国父逝世九十四周年纪念大会，在二0一九年十月办了双十一百零八年国庆晚会，在二0二一年一月一日搞了中华民国一百一十年元旦升旗典礼暨开国纪念大会，在二0二一年六月更是别出心裁搞了个端午庆生联欢会。

国民党的活动是公开的。在悉尼唐人街建成于一九二二年的国民党总支部旧址大楼上那“国民党”三个蓝底白字虽然已不光鲜，但还是很醒目。

从一九二0年起到一九五八年，澳大利亚国民党举行过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目前国民党至少在墨尔本、布里斯班和达尔文有它的支部。无从得知在澳大利亚有多少国民党党员。但国民党无疑早就失去了他们在华裔中原有的影响，特别是在台湾建立起民主体制，多次实现了政党轮流执政以后。

澳大利亚共产党直到一九九一年自行解散以前也是公开活动的合法政党。孟席斯政府在一九五一年韩战期间曾经试图禁止共产党，但是先是其立法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接着其禁共提案又在全民公投中被挫败。澳大利亚两大政党之一的工党早期的骨干分子中许多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当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澳共的监控，他们从来不曾“躺平”，而只是与澳共“共存”。澳共机构也会不时搞对付ASIO突击搜查的演习。ASIO也不光关心共产党，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据说每个去悉尼唐人街买大陆报纸的人都会被暗中拍照，而任何对红色中国有好感或兴趣的人如澳中协会的成员、学中文的大学生和教中文的老师在ASIO都有他们的档案）。

一九六0年代初中苏公开交恶以后，澳共也随之分裂，墨尔本澳共的领袖泰德·希尔（Ted Hill）在一九六四年另拉山头，成立了有两百来人的澳共（马列）。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希尔是中共的贵宾，并曾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那时澳共（马列）的机关报《前卫》（Vanguard）鹦鹉学舌，大力鼓吹“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那一套，直到毛周在越战高潮中与尼克松把酒言欢，才让希尔感到了被狠狠打脸的羞辱，也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追随者。希尔在一九八四年因患癌症而辞去了党主席的职务，在四年后去世（澳共（马列）至今还在苟延残喘）。

希尔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米尔杜拉（Mildura）。他在墨尔本大学法律系读书时出类拔萃，但他忙于工会活动，以致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了学位，尽管如此，他曾是著名的Slater and Gordon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为工会和澳共打赢过许多官司。他不仅在工会，而且在法官和律师同行之间，都有很好的声誉。希尔出席了苏共二十大，亲耳听到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无情谴责，但他那时仍然坚信苏俄的制度。

有些好事之徒曾经杜撰了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以希尔为首的小集团伪装积极，乘中共急需朋友之机，投中共所好，为中共摇旗呐喊，从而从中共骗取大量真金白银的天方夜谭。

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则一向是地下党。六四以前，留学生中的党员在使领馆的指导下有正常的组织活动，不过只能秘密地进行，一则因为澳大利亚公众普遍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更重要的是，那些中共党员在申请入境签证时都根据出国培训时有关部门的指示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因而犯了非同小可的欺骗罪。那时使领馆也不时在留学生中发展党员，而且据说一度条件非常宽松：只要本人有愿望，原单位没有反对意见即可。

同样无从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多少中共党员，也无从知道在民间的大量中共党员还有没有定期的组织生活等活动，那些人还交不交党费。

四.法轮功

在澳大利亚，中共现在的公开的大敌是法轮功。

法轮功是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朵奇葩。

它的大师李洪志隐居美国，从一九九九年以后神龙不见尾也不见首，似乎并没有通常的新生的从草根发展起来的宗教的教主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足以把信徒蛊惑得如痴如醉、丧心病狂的魅力，好像也没有展示过治病、驱魔、支配大自然以及死而复生之类的神迹。

法轮功的官网上说法轮功“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更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

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从吉林长春问世以后，法轮功大致经历了四大阶段：1）全国发展到有六～七千万学员修炼，官方容忍甚至鼓励；2）为抗议某些官媒的攻击，万余信徒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在中南海旁的国家信访局外静坐请愿十六小时而一鸣惊人；3）紧接着江泽民在六月十日下令成立六一0办公室，“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七月二十二日，北京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将之指为“邪教”，开始全面镇压；4）大陆有组织的法轮功活动近乎绝迹，同时很快在海外生根开花。

法轮功在澳大利亚的活动与在世界各国一样，主要体现在：1）在各地中国的使领馆外和若干景点持之以恒地摆摊位拉标语展示法轮功受迫害的照片；2）发行报纸《大纪元》；3）转播新唐人中文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开设明慧华文学校；5）组织文革中红卫兵宣传队式的“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6）散发有关宣传品；7）组织法轮大会；8）组织反共集会游行。

在二0二二年，澳大利亚法轮功组织的大型活动至少有：

1）在李洪志的生日五月十三日前后，悉尼和布里斯班分别举行了法轮大会纪念弘传世界三十周年。

2）十月八日，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中心举行游行，宣扬“真、善、忍”。

3）十月九日，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举行法轮大会交流修炼心得。

4）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三日，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举行系列请愿活动，控诉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呼吁澳大利亚政府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立法。来澳参加国际会议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专程到堪培拉声援。

根据一些移民代理的建议，参加法轮功在近些年里成了许多华人申请政治庇护的主要理由（有一阵子的理由曾经是因企图生二胎或三胎而受到迫害）。

五.华裔政客

      在澳华裔基本上游离于主流政治以外。在联邦政府成立以后的一百二十多年里，进入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华裔屈指可数。

1）昆士兰的刘威廉（Bill O'Chee）在一九九0年被在昆士兰执政的国家党推举为联邦参议员以顶替退休的前任，他就此成为澳大利亚联邦史上第一个华裔参议员。刘威廉在一九九三年成功竞选连任，不过在一九九八年争取再次连任时失利。他一共任职了九年。刘威廉初次进入参议院时只有二十四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参议员。

虽然是执政党的一员，但因为支持土著的权益，刘威廉曾与时任总理霍华德发生过冲突。

刘威廉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澳大利亚-爱尔兰人。他曾在牛津大学读书，一九八七年担任过牛津大学轻量级划艇队的队长。在进入政界以前，他在银行工作。

2）维多利亚的陈之彬（Tsebin Tchen）在一九九九年作为自由党人进入联邦参议院。他是第一个亚洲移民出身的联邦议员。陈之彬在一九九三年初涉政界，被提名为联邦参议员候选人，不过当时没有成功。

陈之彬一九四一年出生于重庆，从两岁起就跟着担任低阶外交官的父亲在世界各国走南闯北。除了一九五四—五六两年在台湾以外，他没有回过中国。

陈之彬在一九五八年进悉尼大学学习城市规划并获得硕士学位。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他是从事城镇建设规划的公务员。他在一九七一年入籍。

在二00四年自由党的联邦参议员的内部初选中，陈之彬前景黯淡，因而主动退出。

他在二0一九年因车祸去世。

3）南澳的黄英贤（Penny Ying-Yen Wong）在二00二年作为工党代表进入联邦参议院。从二00五年起，她担任影子就业部长和企业管理与责任部长。工党在二00八年上台以后，黄英贤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非白人、亚洲出生的内阁成员，她曾担任气候部长和财务部长。二0一三年工党下野后，黄英贤担任了反对党参议院领袖和影子外交部长。二0二二年，工党在时隔九年后再次上台，黄英贤出任外交部长，并继续担任工党在参议院的领袖。她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女性参议院领袖。黄英贤属于工党的左翼。

黄英贤一九六八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亚庇（Kota Kinabalu），其父是客家华人，母亲是英国-澳大利亚人。其母的祖辈可追溯到在一八三六年最早抵达南澳的那批先驱。她父亲凭“科伦坡计划”的奖学金在阿德莱德大学学习建筑期间跟她母亲相爱。黄英贤在亚庇度过了童年，从小就能说马来语、客家话和英语，后来又学了法语。一九七六年，她的父母分手，黄英贤随母亲回到阿德莱德。在中学里，她是拿奖学金的学霸，经常参加演戏，并且是学校曲棍球队的队长。黄英贤在阿德莱德大学学习医学和外科，然而在巴西当交换生的那年，她发现自己患有血液厌恶症，于是改学法律和艺术。黄英贤从一九八七年起开始涉及政治，在次年加入工党。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以后，黄英贤又在南澳大学读了法律实践的研究生课程。第二年，黄英贤考取律师资格，然后为一个工会和新南威尔士政府当法律顾问。一九九六—九九年间，黄英贤在一个法律事务所当律师。此后的三年里，她为另一个工会当法律顾问。

黄英贤是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联邦议员，她在二00二年出柜。她的伴侣通过人工授精为她俩生了两个孩子。

4）西澳的王振亚（Zhenya Wang，又叫Dio Wang）在二0一四年七月代表小小的帕尔默团结党（Palmer United Party，帕尔默是个矿业巨富）进入参议院，不过在二年以后就被选出了参议院。在二0一六年七月的特别大选中，他只得到了百分之零点三八的选票。但是无论如何，王振亚是至今唯一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邦议员。王振亚在失利以后改换门庭，参加了自由党。

王振亚一九八一年出生于南京，毕业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他在二00三年移民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二00九年入籍。

王振亚支持中共政权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举措，支持中国在南海的立场。

5）墨尔本的廖婵娥（Gladys Liu）在二0一九年作为自由党人进入联邦众议院。她是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华裔众议员，但在二0二二年大选中落选，只当选了一届。

廖婵娥一九六四年出生于香港，曾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她在一九八五年移民墨尔本，在拉筹伯大学读了学士学位。毕业后她在维多利亚教育部工作了十四年。她还经营两个餐馆。

廖婵娥在二0一一年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为了参加竞选，她在二0一八年放弃了香港的居民身份。

廖婵娥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她反对同性恋、变性等非传统的性关系。在国会里，她属于保守一翼。

廖婵娥曾多次被指控与中共关系暧昧，她则坚称清白无辜。

廖婵娥的左耳全聋。

除了联邦议员，还有十余个华裔曾当选过州和特区的议员，有六个华裔当选过首府城市的领导，特别是达尔文的市长在一九六六—六九、一九八四—九0和二0一二—一七年那三段时间里都是华裔。

毋庸赘言，华裔政治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黄英贤。遗憾的是，她似乎并没有特别深的中国情节。不知道她的父亲是第几代马来西亚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