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与在澳华人简史（十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1）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建交
一九七一年七月，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率领一个小型的工党代表团，其中包括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工党的顾问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访问北京并会见了周恩来。他们刚好赶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安排尼克松访华之前。这次会见奠定了以后四十多年澳中友好关系的基石。惠特拉姆一直为之津津乐道。
回国后惠特拉姆声望一路飙升。在次年联邦大选的竞选中，惠特拉姆宣布如果工党获胜，澳大利亚将跟中国建交，澳中关系于是成了那次大选中的重大议题之一。惠特拉姆在十二月五日大胜当选后的第一件外交举措，就是下令赶在圣诞节之前与中国建交。半个月后的二十一日，中澳两国在巴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关于中澳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台湾随之跟澳大利亚断交（一九七五年四月，台湾在墨尔本成立了一个远东贸易公司以处理与台湾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是台湾实际上的驻澳领事馆。一九七九年三月，台湾撤销了远东贸易公司，代之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其总部设在堪培拉，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设有三个分部。从二0一一年起，该办事处的主任对外依然称“代表”，而他们的外交职务是“特命全权大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使馆临时代办朱启祯（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月）期间
一九七三年二月，朱启祯以中国驻澳使馆政务参赞和临时代办的身份率领一个先遣组到堪培拉筹建大使馆。他们买下了一个能够基本满足使馆人员工作和住宿需要的旅馆。中国大使馆在那里待了十七年（其间中国先后在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和珀斯设立了领事馆，而澳大利亚则在上海、广州、成都、沈阳和香港设立了领事馆），直至新馆在一九九0年竣工。
朱启祯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学习，一九四七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次年入职新政府的外交部。朱启祯英语极好，为人友善，他曾任中国驻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间埃及和叙利亚的联合体）使馆一秘。文革中朱启祯曾在外交部江西上高干校当炊事员。从一九七一年六月起，他先后任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处长和西亚北非司副司长，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任驻澳使馆政务参赞。他随后参加了中美建交和中美八一七公报的谈判，并在一九七九年陪同邓小平访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朱启祯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美大司司长。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朱启祯任外交部副部長，一九八九年至一九八三年任中国驻美大使，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启祯在二0一四年去世。
惠特拉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再度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也是大洋洲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惠特拉姆在三十余年间曾访华十一次）。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澳大使王国权（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九七五年四月）期间
王国权于一九一一年出生于河南巩县，一九三0年考入河南大学。他在一九三四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杀而流亡东京，次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王国权回国赴延安进抗大学习，一九三七年底后先后任晋察冀一分区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一九四五年九月参与接收热河省，先后任中共热河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和民运部长，并曾兼任中共承德市委书记、热东地委书记兼热东军分区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王国权担任热河省委书记、省长和省军区政委。一九五六年，他进入外交部，担任驻民主德国大使。一九六四年，他担任驻波兰大使，从而经历了三年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文革中，王国权担任位于湖南茶陵的外交部五七干校的副校长，是实际上的主管（他先去了外交部在黑龙江五常的干校，因为那里冬天的自然环境太恶劣，加上边境形势紧张，干校转移到了湖南）。据说王国权为人谦和，从不对人发脾气。干校时期是疯狂揪五一六分子的高潮，但王国权没有穷凶极恶地整人，因此事后骂他的人不多。干校撤销时，王国权被周恩来调回北京，出任对外友协会长。其子说，他父亲自觉在外交战线最有成就感的是在当对外友协会长时，曾作为周恩来的私人特使赴日参加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的葬礼，广泛交友，为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贡献。王国权在一九七三年担任驻澳大使，一九七七年担任驻意大利大使。次年他被调任民政部副部长，后任民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和外交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王国权著有《王国权回忆录》。他在二00四年去世。
一九七三年，中国外贸部部长白相国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澳。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澳的第一个政府部长。
次年，澳大利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澳大利亚贸易展览会，展览会上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中午的剪羊毛表演。
惠特拉姆的工党政府在一九七三年正式宣布抛弃白澳政策。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驻澳大使周秋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九七八年五月）期间
周秋野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周秋野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抗战时期，他先后在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八路军一一五师一支队和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周秋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秘书科科长、交际处处长、哈尔滨铁路工厂副厂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厅副厅长和沈阳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周秋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统战部秘书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和辽宁省政府秘书长等职。进入外交部以后，他先后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参赞和代办、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驻刚果（布）首任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长和副会长、驻澳大使、驻南斯拉夫大使和驻塞尔维亚（Serbia）大使等。退休前周秋野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周秋野于二00八年去世。
周秋野参加了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与来访的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John Malcolm Fraser）的会谈。他当时已被任命为驻澳大使，不过尚未上任。
那次中国艺术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表演了传统的歌舞，弗雷泽心血来潮，觉得澳方也应该有所表示，他让随行的记者们出个节目，于是两个记者自告奋勇即兴唱了个当时澳大利亚正流行的电视上一个卖果酱的广告歌曲，把弗雷泽弄得哭笑不得。当中方请那两个记者解释歌词的大意时，他们说那歌谴责万恶的资本主义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控制，那让中方非常满意。
澳大利亚新任总理的初次出访地，通常总是非英即美，而弗雷泽打破传统，选择了日本和中国。在那次访问中，弗雷泽希望中国能够跟美、日、澳一起，搞个太平洋四国协议以对抗苏联，中国没有点头，不过也没有表示反对。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周秋野在跟人聊天时谈起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他说：我不知道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不过在我想来，如果真有共产主义，澳大利亚大概离共产主义不远了。
当然澳大利亚并不是共产主义。然而正如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政论家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在其名著《幸运之国》（The Lucky Country）里说的，澳大利亚社会财富非常丰富，社会极其安全稳定，普通老百姓“一般总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房子、汽车、牡蛎、晒得黝黑的皮肤、芦笋罐头、龙虾、海滨休假、高尔夫、网球、冲浪、钓鱼，以及修整花园”。周秋野看到的，确实是一片岁月静好。
一九七七年中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率团到澳大利亚举办中国古代文物展览。
为了增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底成立了澳中理事会（Australia-China Council），其首任主席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教授，副主席是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
澳大利亚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接纳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印支难民，前后一共收容了十八万五千人，其中超过百分之三十是华裔，而那些华裔中的大多数是吃过共产党苦头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臭老九。印支难民中的百分之七十七落户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华裔移民。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驻澳大使林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九八三年七月）期间
林平是浙江镇海人。他在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林平曾任新四军营教导员、苏浙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团政委。建国后，他历任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三航校政治部主任、外交部美澳司专员和副司长、驻智利大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驻澳大使兼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等职。
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0年初，澳大利亚实施了最后一次大赦黑民，使许多华人得益。
根据一九八0年签署的《中澳促进发展技术合作协定》，澳大利亚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澳元的无偿援助，用于中方购买双方商定的合作项目的技术和设备。
一九八二年三月，华文媒体老字号、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集团在悉尼发行《星岛日报》澳洲版，填补了澳华传媒长达二十五年的空白。
同年八月，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第二次访华。
一九八三年四月，赵紫阳成为第一个访问澳大利亚的中国总理。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任驻澳大使聂功成（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九八六年十月）期间
聂功成一九二八年出生于山东掖县。他在一九四三年进入胶东西海专署青训班学习，结业后任掖南县政府干事和会计。一九四七年，聂功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抗大胶东分校学习，结业后任胶东军区情报处机要秘书，一九四九年后历任胶东区党委秘书、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秘书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科长。一九五四年，他进入外交学院学习，一九五八年毕业后任外交部领事司副科长。一九六0年后，聂功成先后任驻印尼棉兰（Medan）、巴东（Badung）、雅加达和马辰（Banjarmasin）领事馆的副领事和领事，见证了一九六0年代初印尼的反华动乱。一九六四年，聂功成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处长，一九六九年任驻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总领事馆代总领事，一九七二年起先后任驻圭亚那（Guyana）商务办事处主任和大使馆参赞，一九七四年任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参赞，一九七八年起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和司长，一九八三年任驻澳大使。一九八六年，聂功成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聂功成于二00九年出版了回忆录《关山度若飞：我的领事生涯》。
一九八四年二月，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Bob Hawke）访华。
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澳。
同年，由来自印度支那的华裔创办的第二份当代华报《华声报》在悉尼出版（后被台湾人收购）。
一九八六年五月，霍克第二次访华。
八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CITIC）以一亿二千万澳元购买了位于维多利亚的波特兰铝冶炼厂（Portland Aluminium Smelter）百分之十的股份，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一九九八年中信集团再次投资一亿七千万澳元，将在该企业的股份增加到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任驻澳大使张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九九0年八月）期间
张再一九二八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他于一九四八年进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学习，随即进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学习，一九四九年三月被调到中共中央外事组，同年十月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美澳司美国科科员、副科长和美国处副处长。他参加了朝鲜停战谈判。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张再随着外交部干校先后转辗于黑龙江、湖南和江西劳动。离开干校后张再在外交部欧美司、美大司和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
一九七三年六月，时任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的张再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专供中枢阅读的《新情况》一百五十三号上发表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文章认为美苏那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读后认为那篇文章只写了美苏勾结而没写双方的争斗，他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毛泽东接着没头没脑地上纲上线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悉毛泽东的不满以后，慌忙要求外交部撤回那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周恩来接着审阅修改了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定后，将该文连同《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原发单位外，加发到中国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当年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所谓“丧权辱国”和“投降主义”等错误。四十年以后，张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后来所遭到的轮番审问，并被严厉追查那篇文章与周恩来的关系，仍然心有余悸，三缄其口。
张再在一九七九年任外交部美大司一处处长，一九八二年后先后任美大司副司长、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和公使。一九八六年任驻澳大使。一九八九年九月中国与西太平洋上的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建交后，张再兼任了驻密克罗尼西亚大使。
一九九0年回国后，张再任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高级顾问。
张再于二0一六年去世。
一九八七年，中国的中钢集团（Sinosteel）向澳-英矿业巨头力拓（Rio Tinto）拥有的在西澳的查纳尔（Channar）铁矿投资，持股百分之四十。
同年，《香港新报》的海外版《澳洲新报》在悉尼出版。
同年，悉尼德记饭店被移民部前后包抄，捉去黑户口的大厨及楼面侍应数人。
在一九八0—九0年代，澳大利亚增加了许多因对回归大陆的前景不安而来自香港的经济移民。跟早期华人当家人在澳讨生活，家人留在故乡的模式相反，那些香港移民往往把家庭子女留在澳大利亚，而自己回到香港去继续打拼。
一九八八年一月，新南威尔士和广州政府合作在悉尼的达令港（Darling Harbour）建了个小小的却收费不菲的中国古典风格的园子“谊园”。
同年，为庆祝建国二百周年（英国人运送罪犯的“第一舰队”在一七八八年抵达悉尼），悉尼侨青社组织了一百多个华裔青少年在悉尼歌剧院、堪培拉国会大厦和墨尔本、布里斯班巡回演出大型舞蹈史诗“龙腾澳洲”，回顾一八四八年以来华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中澳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国总理李鹏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访澳。
在张再驻澳大使任期内，发生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尽管国内风云动荡，在澳中国留学生也群情激愤而不断到使领馆前请愿抗议，使领馆系统里更有人出逃申请政治庇护，但使馆始终保持了极度的低调。
与中国驻澳使馆的万分谨慎小心相反，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则活跃得多。
那里的文化参赞尼克·乔斯（Nick Jose）是刘晓波的好朋友，他在六月四日那天开车带着刘晓波去澳大利亚使馆，在使馆大门外，他停了车，对刘晓波说：“就是这样了。我们可以开进去，门会打开，又会关上，你就正式寻求澳大利亚的政治庇护了。或者，你可以离开，去找住在附近的朋友。”
刘晓波想了片刻，然后说：“谢谢。不了。”
当晚十一点左右，刘晓波的女友刘霞给尼克打电话，十分焦虑地说：“他们骑车经过一条黑黑的街道时，一辆没有标记的面包车突然出现，把他拉上了车，他就消失了。”
尼克回忆说，他那天晚上躺在使馆的地板上，一夜都醒着。他觉得当时也许应该更努力一点鼓励刘晓波进使馆。同时，他又明白，刘晓波对局势的了解和认识一定比他更清楚。他无权要求刘晓波干什么，更没有权力硬把刘晓波拉进使馆。
不过尼克和其他一些人在大使戴维·萨德利尔（David Sadleir）和使馆其他上司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设法把台湾歌手、与刘晓波同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的侯德健蒙在毯子底下偷运进了使馆。
萨德利尔在事后说：“英国大使馆有个政策：如果什么人寻求政治庇护，他不会被准许在使馆里过夜。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我就随机应变了。我想我们基本上做对了。”
萨德利尔没有把侯德健的事立即告诉中国当局。他觉得时间拖得越久，形势就会越缓和。中国越是希望尽快回到国际大家庭，他就越有机会让侯德健活着出去。
使馆最终通知了中国外交部侯德健的事。经过二个多月的交涉，侯德健在得到安全保证以后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走出澳使馆回到家中。次日，他接受了新华社的采访，后者随即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说侯德健承认在“撤退过程中无一人被打死，也没见坦克压人”。
一九九0年，侯德健同四君子中的另一位高新等人策划在六四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召开国际记者会，打算公布一封要求中共释放全体政治犯的公开信，他立即被公安软禁，然后在六月二十日从福州被押上一艘军舰，该舰在公海找到一艘台湾渔船，将侯转上船让他偷渡返台。侯德健在苏澳海滩上岸后回到台北向当局自首，很快被以非法入境罪判刑三个月，他缴纳了罚金，避免了坐牢。不久，侯德健从台湾移民去了新西兰。
澳使馆的新闻官格雷格森·爱德华兹（Gregson Edwards）参与了把西方记者拍摄的几盘六四磁带偷带到香港的行动。
使馆的武官彼得·埃弗里特（Peter Everett）在戒严后跟美国使馆合作监视北京郊区两个军用机场的动静，美国人负责南面的那个，埃弗里特负责北面的那个。他借口参观那附近的飞机博物馆而去观察机场里有多少飞机、卡车和帐篷，以便估计运进了多少军队。他去了两三次，后来就不行了。
埃弗里特在使馆工作人员在长安街的宿舍里收集到了七十二颗杀伤力很大的 “达姆”子弹。他认为那说明了为什么那天有那么多人流血致死。
在使馆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奉命从北京撤退以前，他们极其匆忙地烧掉或粉碎了所有的重要文件、捣毁并焚烧了所有的译码设备。
当时正值澳大利亚航空公司飞行员大罢工，由志愿人员临时组成的一个澳航七四七机组飞去北京撤出了所有想走的人。在从北京机场起飞时，飞机非同寻常地急剧升空。驾驶员事后向大家道歉，说机场跑道上有一门炮，他不敢冒任何风险，只想尽快离开那鬼地方。
使馆发给堪培拉的电报以及撤退回国的外交官的汇报让霍克总理悲愤激动得涕泪交加，最终促使他作出了给所有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以前抵澳的中国公民四年临时保护居留签证的决定（事后证明那些电报的信息来源不很可靠。一九九四年初，继霍克以后担任总理的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给了那批人以及在一九八九年底—一九九0年上半年到澳学习英语的四万多中国公民永久居留权。据说澳大利亚政府七个部门花了六个月时间对那批人作了分析研究，他们发现，那些人中百分之七十五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百分之三十二有大学或以上学历，他们中百分之八十四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下，换句话说，那些人将是澳大利亚社会的财富，而不会成为负担）。那是又一批大规模的华人移民。
当年的那些外交官们认为，一九八九年发生的事件，使那个党在道义上失去了合法性。只有用某种方式处理了那个事件，那个党才可能重新获得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