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同学“小平头”刘迪》
王骥
10月18日是“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的忌日，他离开我们11年了。11年前的10月18日晚上23点，在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的病房中，他裹着一个白色的被单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永远离开了我们师大附小（北京第一实验小学）63届这个集体。我们拍摄了他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张照片，看着他那卷曲在被单中的干枯的身体，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张十分相似的照片，那是裹在白布中的一位印度人——甘地。
刘迪生前很崇拜圣雄甘地，和甘地一样刘迪也是非暴力主义者。两人离开这个世界，临走时最后的样子竟然是如此相似。
刘迪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同在1957年通过2000人参加的入学考试，被师大附小录取。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从同学变成朋友，一起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他的离去，使我们实验小学1963届的同学们失去了一位最好的伙伴。
刘迪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隽湘是科学家，我国杰出的免疫学学者。刚上小学时，刘迪住在天坛西门外的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宿舍（現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所在地）一幢别墅式的平房，木地板、有现代化的洗浴设备和厨房……。
当时的刘迪年纪虽然小，但是他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书柜，有大量的课外书，读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时他父亲去北京图书馆（现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阅资料，也会带上他。
由于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在我们那一群小学同学中是读书最多的。他不但阅读中文图书，而且还可以借助词典阅读英文书籍，在他的小脑瓜里，已然有大量的知识储备，在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他的话“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迪的学识也越来越渊博，在当年的封闭环境里，我们把他当作身边的百科全书，了解世界文明的一扇窗口，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首先就找他咨询。
作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刘迪从小就没有和同学打架的经历。任何问题都是讲道理、以理服人，从来不动手，也不会骂人，不说脏话，即便在脏话最盛行的文革中也是如此。
在小学同学里，我和袁澍是我们班甚至是全年级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人。不过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影响我们和刘迪的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爱看书，这让我们的性格在交往中形成互补。除了刘迪、袁澍，爱看书的还有武宗夏、葛和华等同学，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小学没有毕业时，刘迪父母工作的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搬到了朝阳区三间房，刘迪随着父母也搬到那里新建的研究所宿舍居住。由于上学的路程太远，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寄宿在父母的朋友家，北新桥头条的一个四合院中。那是画家司徒乔的弟弟雕塑家司徒杰的家，这对刘迪在美术方面知识的补充以及对美术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影响。
俄罗斯名画画册中列宾、苏里科夫等大师的作品把他引入俄罗斯文学和音乐领域，他给我讲解列宾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儿子》、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和《女贵族莫洛卓娃》这些作品时，特别详细地讲述了权利斗争的残酷，越是国家的最高权利就更是残酷……他还研究俄法战争、俄罗斯的农奴制度、日俄战争、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
匈牙利事件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开始论战，我们班上的一位美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儿子何比得，不得不和来华援建的父母一同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一年以后，苏联籍的李·亚历山大同学也跟着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父母返回苏联，苏共变成了“苏修”，后来老大哥苏联又成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刘迪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不断向我详细讲述这段历史，使我对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1966年8月份，文革闹的热火朝天的时候，雕塑家司徒杰教授的家遭到了红卫兵的抢掠，他家的私人房产也被街道积极分子强占了几间，再没有空余住房让刘迪借宿。在城里，刘迪似乎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进城来只能到我当时上学的师大二附中宿舍过夜，有时也到我家住宿，我们经常是整夜畅聊。
文革期间，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一个以师大子弟为主的北京市拳击练习点，同时也成了我们小学同学的一个聚会点。刘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学，经常约好到宿舍找我，然后一同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形势。
刘迪思维清晰、政治嗅觉很敏感，刚一听到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刘迪就断言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主席的，刘少奇会很惨！
有一次刘迪、武宗夏和我一同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听说曾经担任过朱德秘书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已经被红卫兵打死，并被红卫兵宣布为自杀，刘迪立刻感觉到有人要动朱老总了。他对武宗夏说：“回家去照顾好你爸爸妈妈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在德国留学时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被红卫兵打死的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刘迪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十三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阶级总头子”——历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经被红卫兵彻底毁坏。到十三陵后，我们看到四处都是破砖烂瓦，思陵虽然还可以随意进出，但四周围墙已经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经被封，只能看到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外墙和大门。刘迪给我讲述着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明朝皇族背后残酷的争斗事件，从朱元璋开始一直讲到在景山上吊自杀的崇祯帝。他对明史的了解，已经可以说是研究，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历史老师，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甚至于一些细小的情节，他都讲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历史是他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也不和任何人进行观点辩论。他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但是不能轻易对其他人说，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明白。“那一场运动，一切就是内斗、胡闹、瞎折腾、一拨人残害另一拨人” 。
这些年我们经常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回忆和刘迪在一起的日子，两天前袁澍讲述了我们在文革中的一件事。
有一次刘迪、袁澍、我，还有谭天剑四个人去颐和园。公园里没有什么人，四处空空如也，我们“捡到”一条船，在昆明湖划船一直到天黑。
宽阔寂静的昆明湖上，说什么都没关系，不怕隔墙有耳。我们从西太后过生日动用建设海军的经费，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到戊戌变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斩的六君子。砍头就会有血染黄沙，于是又聊起了鲁迅的人血馒头，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诞可笑的事情，以及社会上的怪现象。难得这么大的一个昆明湖，只有我们四个人乘坐一叶小舟，谈论时事激昂文字。
谭天剑是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的孙子，他发言不多，静听刘迪讲述。袁澍做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补充，起到了画龙点睛突出问题本质的作用。虽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言谈话语中却显示出对于民族的忧虑，对于国家的热爱。
武宗夏的堂姐武素梅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大串联时，到过海南岛一个农场（据说是武素梅的姐姐武向梅文革前在海南岛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时认识了农场领导），就和那里的农场领导相约，毕业后想到这个农场来工作，免得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堂姐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武宗夏。武宗夏邀刘迪和我争取一同去那个农场工作。我从小怕蛇，不想去南方，我谢绝了武宗夏的好意。
武宗夏、刘迪二人坐火车分别前往海南岛。谁料在广西境段正赶上两派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先行的武宗夏和随后跟来的刘迪都先后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学生证知道了他们是北京的中学生，怀疑是对立派的探子，于是立刻将他们关押，还进行吊打、严刑逼供，生杀大权尽在他们手中。
刘迪和所有被关押的人一样，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吃的是粗米，还要干很重的活，为造反派修武斗工事。后来，武宗夏先被释放，刘迪又被继续关押了一个月才获得释放。回到北京后，他顾不上洗澡、换衣服，直接来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个小了一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一起去海南农场工作的想法，决定服从学校分配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
出发的时间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离城里很远，因为不会蹬三轮车，他从父母工作单位借了一辆平板儿三轮车，请我帮他把上山下乡的行装，从生研所的家里拉到学校集中托运。
按照学校要求，刘迪提前三天托运行李。那是感恩节过去一个星期后，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我蹬着三轮车，经过掌权的造反派的严格检查之后，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门出来，奔朝阳门方向骑行，刘迪和弟弟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着。当时路面不好，而且光线昏暗，骑行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十里铺，突然一辆捷克“佳瓦牌”摩托车冲到面前，拦住了我们的三轮车。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是生研所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我们把三轮车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刘迪和他们争辩说：“出门之前革委会已经派人检查过了，经过批准我们才从所里出来的。”两个开摩托车的人完全不听解释，仍然命令我们回去。那年月没有说理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三轮车又蹬回生研所。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刘迪让我先回家，我担心他们不会蹬三轮车，刘迪说就是推着三轮车走，也会按时把行李送到学校。
刘迪和弟弟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返回生研所，因为摩托车速度快，无法与推行的三轮车一起行驶，造反派只好开一小段路，停下来等三轮车，再接着向前开，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经是夜里12点了。造反派们又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后，才允许重新把三轮车推走。刘迪把一车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时，天已大亮。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经军代表同意，临时举行批斗会，批斗刘迪的爸爸“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迪兄弟二人在批斗现场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隽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离开了家。
刘迪去山西插队之后，我去了陕北黄土高原插队落户。我和刘迪书信往来比较频繁，谈到陕北缺医少药，刘迪给我寄了很多今天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所在地中医以及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书籍。按照书本儿我练气功、练针灸、学习中医理论。村里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体残骸，我参照解剖学方法观察剖析，学习人体骨骼结构，为我后来进入医学界，甚至成为奥运会的医学官员迈出了第一步。
插队期间我们经常回北京。袁澍远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只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见面聚一聚，畅所欲言，聊一聊各地见闻。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是二级教授、行政8级的国家干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属于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刘西尧担任教育部长时，拨乱反正，落实老干部政策，将武宗夏从海南农场调回北京，送到中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工作。我办理病退回北京后，先是在基层单位做医务工作，后调入体育系统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此后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议，调入国家体委奥林匹克中心，为几支不同项目的国家队作医疗保障工作，葛和华出国留学深造，袁澍在大学任教，刘迪则艰难地办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转眼间就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全国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气氛中。四月初清明节前几天，几乎全北京的人都自发到过天安门广场，为逝去的周总理敬献花圈，有不少人还写出悼念词或追悼诗，站在纪念碑台阶上朗诵，场面十分感人。多年后，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景动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时我的同学，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出差来北京的，都自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抄诗、拍照，寄托对总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信息、分析形势。4月4日晚上我和刘迪等同学相约第二天再去广场。
5日上午，刘迪比我早半个小时到了广场，我们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了起来，还设了警戒线，前来悼念的群众不断被驱散。广场上的人群与军人对峙着，越积越多，“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起大家的强烈义愤，“火山”终于爆发了，公安局一辆安装高音喇叭的华沙牌小轿车，被群众推翻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北侧……
因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刘迪分手，先离开了广场。后来的情况，刘晓在文章中做了详细记录，就在这一天，广场上爆发了载入史册的天安门“四五”事件。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被激怒的群众更加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据后来在广场上的目击者回忆，当时广场上共有两个半导体话筒，一位是宣读《告士兵书》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后来他与另外四人作为群众谈判代表进了小楼。另外一个拿话筒的是戴黑边眼镜穿蓝色衣服的青年。刘迪本来并非是现场的组织者，也不是有备而来。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话筒的青年靠近，就一把夺过话筒让他快跑。谈判代表被群众抬着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这些行动体现了刘迪的两个特质。
第一，刘迪是个丝毫没有野心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充当群众运动的领袖。以后几十年交往，朋友们都知道他在私下里做了许多事情，在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代人“受过”，但却从来不出头露面。为了解脱那个无名青年，他才冲上去做了现场指挥。
在“四五”事件发生三十年后，刘迪在接受采访中说，“当时许多人都把自行车牌摘掉，这种行为本身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是要失败的，如果认为要胜利那还摘车牌干什么？”这说明刘迪对于自己将面临的危险处境非常清楚。
第二，面对如此偶然发生的群众运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在现场发出这么理性的声音，说明刘迪有着极高的公民素质和超前的思想修养。如果知道红卫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态中，中国的百姓是怎样盲从地被利用，就知道刘迪在现场的表现是多么难能可贵。
“四五”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在《人民日报》刊登“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报道文章，文章中以非凡勇气站出来维持秩序、劝阻群众不可以采取任何暴力和过激行为的刘迪同学被冠以“小平头”之名，刘迪因此受到警方通缉。知情的同学都尽可能地掩护刘迪同学，并相互提醒必须“提高警惕”。
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以及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在内，共拘捕群众388人。因为没有抓到“小平头”刘迪，于是下发通缉令全国抓捕，并抓走了刘迪的父亲和刘迪的一些朋友、同学、一起插队的知青……我们师大附小同学之间持续多年的联谊活动也就此中断了。
“小平头”刘迪在逃亡一个多月之后，在山东因误了火车不慎被抓，在北京半步桥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10个多月，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自杀，刘迪无罪释放出狱。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为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天安门事件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这是历史作出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政治生态逐渐恢复正常，“四五”天安门事件得以平反，刘迪以及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抓捕、审讯和受到株连的同学也得到了平反。以1963届四（2）班为主的师大附小同学之间的联系和聚会又正常延续下来。
2011年初，我接到武宗夏的电话，说刘迪有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联系，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我和一位小学同学赶到了刘迪家，感觉他很虚弱，但他从来不去医院看病。我们劝他到医院做一个彻底的检查，他说自己调养一下就会好的。我们又去他家里看望几次，他坚持不去医院检查，自己调整。
8月18日 我接到刘迪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在北大医院观察室，还没有确诊，让我去医院。我到医院后，他让我用轮椅把他推到院子里，想呼吸新鲜空气，在院子里，40多分钟的谈话已经让他感到很疲劳。几天以后他感觉自己情况不太好，于是住进了清华大学附属玉泉医院。在北大医院观察室的时候，他已经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玉泉医院两个月的治疗没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最终他还是离我们而去。
刘迪去世后我们召开了追悼会和追思会，十一年来，我们经常去他的墓地看望他，和他说说心里话。疫情三年，小学同学和朋友们没能举办较大的聚会追思刘迪，只是在线上、微信中表达对他的哀思。
阿贝姐是雕塑家司徒杰的大女儿，她是看着刘迪长大的。两天前在回忆刘迪的微信中她说到，“刘迪是我最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情感上无法分割的人。以前常常误解他，但又心疼他，惦记他。现在我也老了，却慢慢开始更理解他了。塑造他的性格理念的教育，常让我觉得是英国皇家的要求，‘荣誉，奉献，牺牲，忍耐和尊严’，这正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触过的，所以总无法理解他。他总是穿着最干净的，却又是极破旧的衣服，骑着一辆捡破烂都不要的自行车。不论到哪里，不论有多远，他从不留宿，而是不计时间的代价，骑车回到自己的家，一副三轮车工人的形象。他内中被最高规格的品格装配，满是英国贵族骑士的灵魂和自爱。如今的知识分子或是有钱者，绝不会有此品德。我无法说清楚这些从哪里来，只觉得是上帝给予他的特别的礼物。尽管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并没有具备像他一样人格上的高贵骑士精神。读过历史的人很多，说自己知书达理的更不在少数，但是多数是滔滔不绝，行为与‘贵族’气质不着边，更谈不上用骑士行为对待自己和别人。而刘迪是我见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贵族’， 完美地走完一生而没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为了自己最爱的人少受伤害，离开人世前刘迪拒绝所有朋友、同学，包括阿贝姐及家里人探望和告别，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超强自律。
阿贝姐感叹“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刘迪所为从没随波逐流。如今知道了我的弟弟（刘迪）为何许人也，为他骄傲欣慰， 也为自己的进步而能欣赏他释放出的不一样的能量，而感到高兴。以前我们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不理解，我多次希望帮他都未如愿，这也是我终身的遗憾。”
一位小学同学在回忆刘迪时这样说， “老刘（刘迪）有种特殊的人格、崇高的信念、忘我的精神，世间少有，老刘具有奇辟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力，老刘的见解完全是来自他本人独立的思考，十分难得可贵……”
刘迪活着的时候从来不为自己谋私利，总是主动帮助别人，又谢绝别人的帮助。有人说他很“绅士”。没错，刘迪的精神与气度确实很“绅士”。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他这种绅士的风度、内在的知识积累和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人民的日子会过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