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作个题目如“话说徐非光”，必然说来话长，好比“拔出萝卜带出泥”，直要扯出不少今人多已不提的陈年烂账。据报此公已于2019年1月去世，算来也够九十整寿了。
“文革”中“左派”、“造反派”人物如风起云涌，凡是留下大名者，至迟到70年代末一一下台退场，其中不少人坐过囚牢，活过来的，即使还能（或还愿意）发声，也已风光不再了。但这位徐非光是个异数——曾几何时，一个没注意，他非但没被划成“三种人”【注1】遭到清算，反而还升了官——文革前是高教部的处级干部，到80年代退休之前已是中宣部文艺局理论处长、正局级调研员（“乌有之乡”更称他是“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既然要提这只“萝卜”，就得晾一晾他带着的两滩“泥”。一滩是北京大学的左派聂元梓之辈，一滩是教育部的左派卢正义者流。此外，打量他的历史，还有些沥沥拉拉不成滩的泥巴。
• 先说教育部那一滩
卢正义，是文革爆发时徐非光一派高喊要紧跟的“大左派”、“（张）春桥同志的老战友”。
1966年5月25日，即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皇帝钦定）问世的同一天，卢正义在教育部也贴出了揭发批判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刘季平的大字报（5月26日轰动教育部大院，卢自称是25日贴出）。至于他与张春桥的历史是否有过交集，今日已难厘清。有过披露的则是，1966年12月，因“学部”【注2】左派林聿时、吴传启的传话透风，卢正义及教育部下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诸人相互呼应，抢先贴出打倒陶铸的大字报，得到戚本禹即时表态支持，遂为自己“大左派”的风头再鼓一帆。林、吴二人在文革前即与关锋是共用笔名在《红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撒仁兴”（“三人行”谐音）成员，其交谊过从一直维持到文革后三人先后出狱直至相继离世。因有关锋直通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在“五一六通知”传达的当月，林、吴就在学部贴出批判杨述的大字报，且早于北大聂元梓，是5月23日。而且，在卢正义的历史问题被对立面群众组织揭出后，康生表态：不能说卢正义是叛徒。因此，说卢正义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响当当的左派”，那是货真价实。卢正义的叛徒问题后来成为北京高校红卫兵“天派”和“地派”争执的导火索和焦点。至于他在本派组织的保护下逃离北京，最终在从南京开往武汉的江轮上离奇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两年后由公安部追缉亦无果），曾被疑为是张春桥或中央文革为免受拖累而授意灭口，如上面所说，那也是无从查证的事了。
作为当年教育、高教两部（在文革前夕合并为教育部）的造反派组织“延安公社”的头头，徐非光的大名与卢正义是如影随形相提并举的。然而，由对立面组织给他扣上的“大叛徒”的帽子却非来自与卢正义同类的历史问题。此帽的全称原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大叛徒”。
• 再来说北大这一滩
聂元梓等七人贴大字报声讨陆平，是文革爆发前两年的北大“社教”运动的延伸。
提起北大社教，从结果来看，也许可以说它是由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先出手整了同属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在书记处的地位相当于邓小平之下的副总书记）的地盘，而后遭到由邓支持的彭的反击，最终却被毛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名一勺烩，双方同归于文革祭坛。但是，如此怪事到底怎么发生的？如今的文献都只从张磐石工作队说起，至于其派出的来历——究竟是出于中央一线领导即刘邓的书记处的决定、还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指示、抑或背后另有人牵线摆布？竟然连问亦无人再问起。这个秘密想来至今还深藏在中宣部的档案室里。（九十年代时，有当年的当事人想探究此事背景，但独自写不成，因为已无文字依据，想约一个从中宣部退休即能到档案室看材料的老人一起做，而对方回应“不想写”。）
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磐石率领的工作队，成员包括中宣部和高教部的各级干部以及一些省市的文教书记。运动要整的对像是陆平及北大党委。仿照“土改”以来一切运动的先例，工作队首先要划定“敌我”或“左中右”的分野。当时出头反对陆平的积极分子即被工作队认定为运动中的“左派”。（北大自五十年代初以后大小运动频仍，专门吃党饭的陆平多年来在校内积怨甚深，反对他的人为数不少，其中就包括聂元梓、孙蓬一等后来在那张大字报上署名的人。）随着彭真出手拯救陆平，张磐石被撤换，“左派”们遭到清算，在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主持的两番“国际饭店会议”上被整得不轻，不扭转认识就不准回校，并且被党视为“敌人”。
徐非光是张磐石工作队的一员。他弯子转得利落，毫不拖拉，不但立地完成全新的“认识”，而且立场坚定，脱手建功——打小报告。当时挨整的人判断不清压力的来头，难免心慌，但也有人说“嗨，无非是到农村去赶两年大车！”——那原是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前些年【注3】的实际遭遇。但这话说过之后转天就被揭发出来、作为“抵制批判”的例子被究劾。说话的人暗自回想，怪不得也——那天在场的有徐非光啊！
文革爆发后不久，北大聂元梓那拨人一看，徐非光在教育部居然也成了大号左派，简直岂有此理嘛！于是揪住他不放，坚称他是“北大社教运动中的大叛徒”。中央文革虽然支持聂元梓，但是，如同康生不准说卢正义有叛徒问题一样，他们也一定要保徐非光。卢、徐二人一边有中央文革撑腰（由林杰出面表态过问），一边也免不了被对立面的群众揪斗，这也是文革中并非偶见的一项景观。
• 文革时小女生的徐叔叔
前些年网上有篇《革命左派徐叔叔》，作者在文革初起时约当“小升初”年纪，住在教育部院内，曾经徐非光悉心指点写过批判吴晗的作文。那篇回忆中对当日教育部的旁观记述多少偏离事实，有些是捕风捉影之谈，只有写邻居徐叔叔的部份出自亲历，是为他人所不知者。
徐非光在原高教部是处级干部，所任职务之一是部研究室司员（笔者不敢确定斯时有无“研究员”职称的设置）。研究室是起草文件的笔杆子荟萃之所，大大小小总有十来号能文之士【注4】。徐非光业余也雅好舞文，常有出品，不知有没有登上过文革前的《北京晚报》，反正在彭真“旧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上出现过他的大名。身负如此文采风流，也足资为小女生所艳羡了。
• 别人落马他能逃脱
可惜，文革开局后不出三数年，左派开始倒楣落马。前面提到1966年5月北京出现的三张左派大字报，作者后来命运又各不相同。最先出局的应是林聿时、吴传启——随“王（力）、关（锋）、戚（本禹）事件”而后，与关锋“连体”的这二人也被划入“五一六份子”。聂元梓混到了“九大”，成了中央候补委员，但当年年底就被发到江西的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以后陆续被隔离、关押、判刑……。而卢正义呢，如上所述，1968年夏天便不知所踪，也从来没有过“结论”和最后下场。
除了被对立面群众组织追究揪斗以外，徐非光是否曾被加冠为什么“份子”，不得而知。但知教育部从被军管到发往安徽凤阳的“五七干校”，两届军管组长【注5】（在京时为渠维瑛，在凤阳为王克良）都是支持卢正义徐非光的“延安公社”而打压对立派“北京公社”的。王克良不但将“北京公社”的孙适中打成“五一六份子”迫害至死，甚至提出要把死者划为“现行反革命”！直到1971年底（或72年初）国务院派工作组到干校来主持干部分配工作时，同为军队干部的组长对王克良说，“什么‘反军管’？不就是反你了嘛——你TMD算老几！”原来受压的“保守派”组织一方才稍得放松。如此背景下，推想徐非光应是未被军管苛待过的。
前述《革命左派徐叔叔》的作者写道，1978年再见到“风采依旧”的邻居，彼自言已到文化部“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并夸说与部长王蒙俨如同事，彼此办公室在“里外间”。又，网上有介绍说，署名“戚方”的徐非光也曾发表过论文著作如《坚决贯彻“放”的方针》、《艺术是属于人民的——谈天安门诗歌的历史意义》、《党的领导和双百方针》、《文艺界要不要补真理标准这一课?》，看来是那一时期出品。从文题归类推断，徐非光又跟上形势了。
然而，也不一定。因为党的风向不定。徐著的另一些文题是这样的：《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坚持唯物史观 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艺术形象》。仅从文题则看不出内容倾向。
不过，在本文前述“乌有之乡”吹嘘徐非光（退休前）为“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那道网上视频里，人们看到的是，他又在放言高论，亮出左派本色，大骂阎连科和莫言等作家，指责其作品为“毒害人民”！令人觉得这位“文艺老兵”【注6】端的是生命不息、转向不止。
• 从孩子剧团到作协会员
历来党内党外整人，指说某某有“历史问题”，概为加入过敌伪组织或者曾经被捕变节之类。徐非光不会有历史问题——自幼及老，他始终没离开过革命队伍。其“革命气节”亦牢不可祛——无论党如何拐弯儿，休想甩下我，我总能跟得上组织！
一九四零年，徐非光11岁就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部所属的胶东“孩子剧团”【注7】，是当时团里年纪最小的演员。后来“孩子剧团”改为“大众剧团”，他仍是一名团员。再以后则从胶东军区而华东野战军再转地方，从文化干事到机要员、股长、科长等一路下来，直至195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想应是“调干生”）班毕业，然后成为领导干部加正牌文人。而终其一生，对他来说如天生一般圆转自如的，还得说是登台表演。
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徐非光”，出来的词条标题却是“戚方”。这是徐非光的笔名，也是他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所使用的名字。当然，只凭作协会员尚不足以称为作家，徐非光说到底还只是一介写手。他因何要归方于戚？是不是有站队的意思？不免又令人产生猜想。1929年出生的徐非光是掖县人，小他两岁的戚本禹是威海人，论地望同属莱州。那么，是徐家原本姓戚、乐与戚本禹认为同郡同宗？或者，是他倾慕出狱后（正逢民间重现呼唤毛主席的风气）一仍旧贯坚守“左派”道路直至就木的那位“戚大帅”【注8】？
徐非光，这位一生应时善变的写手在盖棺之前想为自己定下的底色毕竟还是——“左派”，然而这个底色绝非光鲜实在。如同《革命左派徐叔叔》一文结语所说，“他不仅教我们文革式大批判，而且教我们政治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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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大辞海》在线数据库提供的内容：“三种人”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占据领导岗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是指帮派思想严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扬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场观点没有转变，抵制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挟嫌报复、行凶作恶、蓄意诬陷，策划、指挥或亲自动手打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幕后策划或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清理“三种人”是巩固拨乱反正的胜利成果，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进行的一件大事。在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政策指导下，在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的主持下，有关各级党委结合整党，完成了清理“三种人”的工作。
注2：“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文革前设于科学院之下，非如《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三一期（ZK1806C）转载过的徐兆淮文章《学部大院里的“文革”旧事》所云，是什么“作为中央的一个部委”。
注3：指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批彭德怀接八届八中全会的“反右倾”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为被错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之间那几年。“右机”份子撤职下放，“劳动锻炼”。
注4：例如本人在『“站立起来”思奉天，每经发动忘栖眠，眼花腕滑陈词滥，“无寿无疆”判几年』诗注中提过的那位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文革时写大字报累得昏头胀脑，给“刘少奇”打红叉时也陪上了“毛主席”，被揪斗一顿，送进派出所；“六四”时正在加拿大任中国大使，在记者的追访镜头下只说了句“这个纯属内政”便摇下车窗闭口不谈了——想当年也是高教部研究室的一枝笔。
注5：军管组成员皆称“军代表”，组长是驻部军代表。军管的任务是“支左”，所以，压制被其认为是反左的群众组织正是“师出有名”。
注6：郑伯农《忆非光》一文中云：“徐非光同志是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文艺领域的一名老兵,是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重要亲历者、参与者。他曾长期在中宣部、文化部工作,为新时期以来文艺政策的调整付出了心血，对新时期以来若干文艺现象和问题直陈利害，痛诋时弊，表达了深切的思考和忧虑。”
注7：提及此团之所以冠上“胶东”，是因同时期（1937-1942年）在大后方另有一个“孩子剧团”，初由上海中共地下党组建，后来转到武汉，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收编，内里则直属中共南方局周恩来领导，文革后人称“左王”的邓力群之妻罗立韵（原名罗真理）就是在那个剧团被吸收入党的一员。
注8：与明朝抗倭名将、山东登州戚继光无干。阎长贵文《我所知道的戚本禹》：“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三个活跃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人称王关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跃，人称‘戚大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