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德行
2004年10月12日
何必
人们看到这样的题目，恐怕会感到很诧异：乞丐怎么还要在这样的字眼里出现？这两个的概念放到一起本身就显得很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不过笔者认为还是可以讨论一下的。
（略。）
自从孙志刚事件出来并被“网络民意”弄得不可开交、最终导致一项实行多年的全国性有关收容遣送法规被废止、代之以城市流浪人们救助管理办法后，城市乞讨人员问题就屡屡浮出水面，暴露在公众视野当中。此后，有关禁讨区设定、禁止市民向乞丐施舍等各式各样地方法规蠢蠢欲动，有的也曾经被堂而皇之地颁行过，结果招致媒体上一群有话语权的间接代表了“民意”的少数精英的理性点评中狂轰滥炸口诛笔伐的对象，很多这样的法规最终都无疾而终，房宁对笔者谈及此时认为修改法规还是显得闭门造车操之过急。于是，主流舆论当中，由于乞丐是弱势群体，受到了广泛而深切的关注与呵护；乞丐本身也是个职业，乞丐的生存权应该受到尊重，乞丐的人格也属于法定的平等人格，等等，这些大快人心的命题都轰轰烈烈地登堂入室，并渐渐占据越来越大的话语空间。
作为彻头彻尾的弱势群体当中的一员，笔者也从来都是在为所在群体着想，也还些许有着那种“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风骨。但平心而论，对于目前的乞丐现象，在为其职业化存在与平等权利的趋势而弹冠相庆时，并不能防止自己碰到乞丐拽住我的裤腿死死不撒手时发自内心的厌恶与反感，就如同在为民工权利奔走呼号之际，也从来不会阻止在夜深人静之际遇到一些鬼鬼祟祟图谋不轨的民工而勃然大怒继而深深的鄙视。
说点题外话。笔者在挪威时曾经多次看过一则电视广告。一个女人赶到地铁站候车，看车还没到，就拿出新款手机，戴上耳机，在那多功能的机器上按了个健，然后就随着手机里的音乐而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来，越来越忘我，闭起眼睛享受那音乐带来的快感；乘客来往穿梭地铁来来回回，地铁来来往往，她还是陶醉在这忘情的氛围之中，突然，电话振铃响起，她停止了歌唱，睁开了眼睛，往地下一看，有很多的硬币零散地放在她的跟前——人们以为她是在卖唱呢！她无奈地微微一笑，对着电话“Hello!”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著名手机的标志。
这样的广告在那里是可行的，因为那里的乞丐就是如此行乞的。也许有人会说，北欧福利国家把人的生老病死都管起来，当然如是。但是，乞丐就是乞丐，就是以此为生。在北欧城市里，也能不时见到乞丐，也许因为吸毒，也许因为其他原因，或者干脆就是非法居民，站在马路旁边手里端着个盒子像满街矗立的雕像般一动不动，等候着路人的施予。
笔者也亲眼看到过，在奥斯陆市中心附近的国家剧院的地铁站，总是能见到一个拉手风琴乞讨的人，他的技艺很好。有一天上午，一个小学老师带了十几个孩子经过这里，那个人拉起了孩子熟悉的乐曲，老师就率领孩子们随着乐曲一遍又一遍高声唱起了歌曲，然后没有付任何钱就与那拉琴人友好地道别了。倒是有很多并没有完整听其演奏的路人因此而纷纷掏给他硬币。这种情形很让人感动。
而在北京笔者所住的翠微大厦附近，每天都能见到乞丐用脏兮兮的手拉住女士的衣服不放，或者拖着肢体残疾的身体在人行道中间一躺，再不就端着个家什凑到路人面前没完没了地央求使越来越多的人避犹不及。
这种架势，只能使乞丐与路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也会造成社会上越来越普遍的对乞丐群体的厌烦与漠视。当人们每每路过时，不得不从人行道上绕开而走到其他不属于行人走的路段上时，当人们在路边徜徉徘徊或等候之际不得不防备冷不丁出现在自己眼前的乞讨家伙并吓一跳时，当自我感觉美不胜收的女士们喜滋滋穿着时髦名牌得意洋洋当口却被乞丐揪住衣角不放时，当乞丐不顾他人感受只是一味制造高分贝噪音吸引公众注意力因而形成城市污染时，当邻近乞丐为了一次施舍而彼此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时，当乞丐行骗以满足自身富裕欲望并在业余时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屡屡被戳穿时，乞丐原本的弱势群体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将这种弱势通过强迫或欺诈而传递给了受侵害者，形成了位势的置换，并由此颠覆着社会道德，败坏着本以面临凋零的社会风气。
如果说乞丐也是个职业的话，那么至少不应该是个讨人嫌的行当，不应该成为合理合法侵犯公共利益的借口。既然是职业，那么就应该有职业道德，而这种道德也应该是以尊重他人权利为基础与表现的。像开篇所说，如今乞丐靠编一些悲情故事已经无法再赢得同情了，这本身就意味着乞丐依靠欺骗的手法在毁坏着自己所在群体的名声，而要知道，乞丐作为一个群体，也是有名声、并因此在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中赢取动态的地位的。
如果乞丐侵权可以不受制约，并可以合法地为所欲为，由于这个群体多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权利社会的形成将会带来什么样示范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