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取消发改委也于事无补
2005年7月7日
何必
一边是个别地方千方百计套取中央资金，一边是权力部门项目审批事无巨细……（略。）
这下，审计风暴逐渐渗透到了更进一步，把国家投资体制推到了突出的位置。在各地项目争取（或者说是套取）中央财政配套资金方面存在着太多黑洞的情况下，中央对于一个哪怕小到了头发丝般的项目也要进行层层审核。而这种悖论的后面，则是太多的行业、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纠葛、混杂到了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远也择不干净的地步。
6月27日《东方早报》数据，世行最新报告认为，虽然东亚国家的中央地方分权化取得了进展，但地方政府仍缺乏履行新职责所需要的资源和权力，而且缺乏改善绩效的积极性。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分权方式，政府作出了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决定，并通过了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法律，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财政方面，并保持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相当大的控制权。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仍极不平衡，由此导致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缺陷。目前中国最富裕省份的人均自有税收是最贫困地区的16倍，如果不能利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体系来缓解这种差异，分权化也可能加剧不同地区在服务提供时的分布不均等。分权化的进程在很大范围内影响到国家在经济发展、服务提供以及政府治理等方面的绩效。因此中国政府应对一些地方支出责任进行重新分配，提高地方税收的自主权，更平等地分配财政资源。
其实，发改委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及相关的表述。5月19日《东方早报》数据，抑制投资过热已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对此发改委报告指出，投资过热的背后潜藏五大体制性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宏观调控将面临极大的挑战。五大体制根源包括：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仍比较普遍，很多项目都是政府在背后直接或间接推动；企业改革不到位，缺乏来自产权主体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约束机制，国企大量项目都未经慎重分析；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各级政府财权、事权的不匹配，诱使财政出资或推动企业投资来培植税源，因此投资失败又去加大投资，最终导致投资-失败-再投资-再失败的恶性循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靠增发贷款、扩大分母的办法来降低不良贷款率的问题仍比较突出；投资的调控体系、监督体系、引导体系还不健全，一些环节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因此，要彻底清除投资过热的病灶，需要从微观体制到宏观体制多方面入手，深化各有关领域的改革。
（说到这里，不得不捎带提说的是，7月3日晚19点12分，突然收到《东方早报》数据直递的“告客户书”，内容如下：“各位客户，由于非常突然的原因，从7月4日起，东方早报OMP数据直递将永久性停发，对此我们万分抱歉。最后感谢各位客户长期以来对数据直递的支持，谢谢大家。OMP数据直递编辑部”。这种事情很让人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同事也都在就此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随即向该编辑部回复：“能告知是什么样的‘非常突然的原因’吗？作为新闻工作者，同时也作为你们数据的热心拥戴者，对此很好奇，也许又是什么内幕或政治色彩的事件？这与你们4月份通告要收费有什么关系吗？”但数据直递的邮件地址已经作废，邮件根本发不过去，只能凭借着新闻人的技巧，终于从“内人士”处得到了有关此事真相的答复：“数据直递隶属于东方早报社下属全球财经观察杂志，由于得罪了宣传系统某位领导，所以杂志的刊号一直批不下来，最后只能解散，也导致了数据直递的结束。”原来是这样的内情，导致了这样的结局。这么个颇受好评的信息产品就这么被权力谋杀，这么个数据被政治夭折，这应该是对时下走红的宪政、法制、知情权、舆论监督、第四媒体等等狂热而幼稚的呼叫与诚挚很实在的棒喝与警醒。让我们为该数据的灭亡而感慨惋惜默哀，为该数据曾经给我们的帮助并永远退守记忆而惊诧。在如此背景下再来看发改委所表征的国家投资体制问题，就明显上了另外一个层面。）
就此看来，国家投资体制的改变非常紧迫亟待改善，但现实是太多的行业、地区和部门的利益集团本身已经依附在如今这种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上坐享其成，有着非常强劲以至于到达舍生忘死捍卫既得利益并因此将这种转型过程固定化为社会常态，把原本应该属于暂时性的体制变为永久性的体制留存下来并从中取益。不管是世行有关服务提供公平性欠缺有可能引发社会灾难的警告，还是发改委自身也许不无推卸责任地诿过于诸如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企业改革不到位、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到位、投资调控监督引导体系都不健全等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而又毛骨悚然的严重问题的披露，尽管发改委这份报告不免塞责痕迹，却还是让人体会到，国家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已经是个结构性的弊端，所牵涉到的绝非仅仅发改委。在整体情势每况愈下的局面中，就算取消了发改委，对投资体制改善也于事无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