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打折
（写作具体日期不详，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何必
媒体上，总是以能够就正在报道的内容请有关方面专家进行点评、解析为采访－发表标准；其他领域也是以专家奉若圭臬。但近来，人们对于专家的所作所为有了很多议论。
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新浪网转载后，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极大关注，成为热点新闻，批评的声音占到95%以上；在此之前《南方周末》刊登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的文章《支持移动降价反对单向收费》，在新浪网上同样是热点新闻，6388条网友留言，批评声不绝于耳。有评论说，“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同。作为电信专家，如果总要说什么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到底是在替谁说话。我不想怎样来反驳二位电信专家的观点（其实不值一驳），我只是要说，如果专家的观点不能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认同，那么这种观点肯定站不脚。我们党不是在正倡导并践行‘三个代表’吗？不能代表老百姓根本利益的观点注定是要被人唾骂的。我们发表任何观点亦或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当然，如果我们老百姓都有二位电信专家那样的收入，我们对于实不实行单向收费无所谓。”
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笔者专门就此写了篇稿子，认为这种奇谈怪论也许是想修订宪法里有关普通话的法律条文，而实质上是暴露出一种鸦片战争后一直存留在中国人内心里崇洋媚外的殖民心态。这篇稿子发给著名媒体人陈笑后，他回复认为看了很痛快、说出了他一直以来的心里话，并认为也许应该搞一场“母语保护运动“了。
最近笔者参加一个聚会，碰到经济学家杨帆先生，他当众对于一些拿民众利益当儿戏、声称在股市里赔得一干二净的中小股民是“活该”——已经提醒股民股市有风险是股民自己选择进入的、并对外口口声声说是代表社会良心“经济学家”大加嘲讽，认为这简直是对民众的侮辱、社会良心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没有的好。
而就在这次会上，一个国内著名财经媒体的著名人士却无视社会上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的反感和党政部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也早就被中国经济学家们热捧过，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
……
如今的专家都怎么了？
专家者，术有专攻并因此满腹经纶功成名就也。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氛围里，到现在人们还依然是将专家当成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治学严谨不卑不亢的集体，在心目中把专家作为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符号和化身，他们是民众所碰到的各式各样热点、焦点、难点的搜寻者和勇敢直面者，会出于崇高的道德情操并本着社会责任感对于权力进行制衡。
同时，由于信息浩繁知识更迭迅速，当下的行政与法律部门的官员们很难保持工作当中没有失误，在各种决策程序当中聘请专家进行论证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措施，专家进入政府和法律决策过程就是社会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作为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结论于“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的王炜教授还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二等奖，这种情况就很可以说明专家在决策参与方面的角色之重要。
但现在看起来情形好像不太让人放心。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于是，就出现了“专家的屁股该往哪儿坐”的问题。以前，我曾经写过题为“媒体是否让弱势群体多说话？”的稿子，就此进行过讨论，认为实际上屁股决定脑袋——专家都处于体制之内，让他们在既得利益面前大义凛然甚至舍生忘死为弱势群体发言是不可能的，按照时髦的话说，这也算是一种“体制性”弊病。而看喻国明教授之所谓，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专家们的取向，谁有“社会话语权”就追随谁，广大民众（即前面被各方屡屡提及的“老百姓”）显然不在其视野之内。（顺便说一句，我对于“老百姓”这种带有明显等级森严性质的称谓与指向不大认同，认为应该减少用这样的词汇，并就此专有撰文。当然，这是另话。）
专家是社会财富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整个社会知识载体的集中人群，也应该是社会良知的负载者、提倡者、主导者和实践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宗教采取着实用理性的态度，因而在这种泛神化和无神论的背景下，专家的功能还很有中国特色地被赋予了教化民风弘扬社会道德与正义的特质。但是从三门峡水库对于上游的渭河两岸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着日益严重的威胁的局面里只有92岁的张光斗和80岁的钱正英呼吁停止蓄水发电、面对非典肆虐北京只有72岁退休医生蒋彦永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在位专家面对事实都缄口不语熟视无睹顾左右而言他却在剥夺已经被剥夺者方面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大放厥词的状况，我们该如何评价和对待周边越来越多的“专家”？当民众发出“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的发聋振聩的疑问时，人们不禁对于“专家”这种社会财富的构成、水平、作用和质量乃至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着深深的怀疑，理由很简单：这种专家并没有代表着社会先进文化和大多数人的利益。
如此，时下各种各样的商品都在打折，于是，我们的社会财富也面临着打折和缩水，人们戏言有青春打折、生命打折、正义打折。笔者认为，其中，专家也在打折之列——他们的所作所为太名不副实了，太辜负社会民众对于他们的希冀和评估了。
那么，专家打折了，知识打折了，社会良知打折了，道德打折了，还有什么不能打折？
曾经被一大堆人所热捧过的“知识经济”由于其核心载体（专家）的打折，这种经济本身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所带来的后果是否也面临着打折？
如是，我们是否处于一个打折的时代？
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价值也不得不打折？
社会上流行的规则是该社会主流价值观在社会规范方面的反映，在这种规则制定过程当中担任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专家们利益、价值与情感取向当然地决定着社会伦理、法制乃至运行的方向。而什么是“主流”？如何界定主流与非主流？是不是只有唯利是图趋炎附势、对于权力和财富以及拥有“社会话语权”阶层催眉折腰才能符合主流？追逐主流是否意味着就应该视非主流为草芥？而说到底，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维护与保障？如果将喻国明教授的这种说辞推而广之，那么倒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类似“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支持移动降价反对单向收费”、“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这样的专家话语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了——专家也是在追逐“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并“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事务与现象”来“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实际上，从群体性质上说，专家已经成了嫌贫爱富以强凌弱的集团，以其资源（专业知识）与（行政、财富）权力进行交换，并通过与这些掌握“社会话语权”势力的结合获得新的语境从而主导社会走向；而广大民众由于没有掌握“社会话语权”被自然地排斥在这个过程外；更可悲的是，广大民众还要为此承担着这种交易的外部性代价，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当中处于无人问津状态而遭受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冷落、歧视、盘剥甚至羞辱，可遗憾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专家把握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与“社会话语权”相结合，作为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民众对此却并不知情，而往往还要承受专家们义正词严的教训、指责、嘲讽、指导并进一步误入歧途。
几年前，经济学家左大培就提出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的论断，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们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与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瓜分社会财富，“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可惜的是，某些戴着‘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也爱吃这一套。他们或者兼着一些不明不白的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杨帆也提纲挈领地指出，“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在那次聚会上，杨帆公开宣称由于目前经济学家集群里的功利短视、嫌贫爱富、欺世盗名、趋炎附势、以强凌弱、党同伐异等风气愈演愈烈，而媒体也追随着这些经济学家的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而一唱一和亦步亦趋鼓噪喧嚣，自己不得已，“退出经济学家”，不再做什么经济学家了！
笔者不想讨论或评价这种“退出”是否有效、或者是否能对改变腐败愈演愈烈的状况有所助益、以及经济学界所发生的各种纷争是否在“文人相轻”的层面上纠缠不休，只是由此而联想到，腐败岂止是存在于经济学界，更是蔓延到整个“专家”群体当中。当代表着社会知识的专家越来越与权力和财富结合时，民众的利益被忽视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前面所提及的诸位专家是否也有着出于本意和真情的媚俗与猥琐、并相应地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主张背道而驰？而既然存在并激化着学术霸权，同时又有具有“第四权力”之称和功用的媒体的推波助澜，形成社会上的话语霸权并进一步恶化本已存在诸多问题的社会语境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社会文明就必须在这种氛围之中得到耐人寻味并心有余悸的演进。
笔者作为媒体人员，曾经参加过某电脑公司所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主办方邀请了北京某著名高校里的一个也算得上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该专家在被主办方煞有介事地隆重介绍给与会人员后，一本正经介绍商家及其产品时居然声称该公司的产品利润率能够达到25％！这让在场所有人都瞠目结舌——众所周知，在市场微利化的情况下，在不掌握核心技术只是作为组装部位从而在产业链条中只能处于末端而每台电脑只有区区几十元利润的现实中，经济学家却瞪着眼睛说瞎话，闹出了天大的笑话。商家千把块钱的出台费就能让专家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经济学家也太好当了。当时笔者注意到，连主办方对于这种说辞也不得不涨红着脸赶紧抢过还继续侃侃而谈的专家的话头并找借口搪塞支吾转移话题，大概主办方事后支付这个专家出场费时也心有不甘，认为专家如此“出台费”并非物有所值，因而有了新的打折版本。
在商场里，打折是一种促销手段，而从经济学上看，打折也供求关系达成了某种一致（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这是价格向价值的靠近，其后的经济学则认为这是供求双方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合理的价格机制的产物，如此，打折实际上也就是商品的贬值。这样类比起来，专家打折也意味着专家的贬值，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知识与社会良知的贬值，并由于专家参与社会决策程度的加深与场合的扩大、以及专家对于现行文化的作用与影响而使得社会发展也在贬值当中，这是让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情形，其可能的结局太可怕了。
专家用不着促销，也犯不上打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