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活就给钱的道德逻辑
2004年5月30日
何必
离休老干部田庆株信守30年前的诺言，为北京动物园“河马咬死女生”案作证……（略。）
时下，形形色色的违约事件随处可见。北京动物园究竟能在此事上有什么样的态度、此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其意义更多的也许并不在案件本身。
从中，我想起一件事。美国一家非常著名的医药公司被上一届美国总统克林顿赞誉为“非常具有人情”的公司。解放前的1929年，该来到中国，在当时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立足，并找了一位姓钱的先生作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代表，帮助该公司拓展在上海乃至中国内地的业务。在经营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突然爆发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并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且也占领了上海。该公司的业务不得不停顿，公司也撤离了中国。钱先生就此也就失去了在该公司就职的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打就是八年，钱先生也沦为战争难民，与广大中国民主一道四处逃生。
抗战结束后，该公司派了两个人到中国来，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寻找钱先生，最后在香港找到了他。见面时，公司来人首先干的事就是拿出一大叠美金——钱先生这八年的工资，递交给了他。钱先生当时就傻眼了：这是怎么回事？按说，战争属于契约签订中被免责的不可抗力，毕竟，日本人侵略中国并不是这家美国医药公司所为，应该说，由于日本人对中国的占领与蹂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活，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也给类似这家美国医药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损失，迫使他们从中国撤退，放弃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公司也是受害者，并不需要为其在中国的员工承担什么义务，而且这八年当中钱先生并没有给公司做过任何工作，从按劳取酬角度说，不支付报酬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该公司来人却表示，对钱先生来说，战争也属于不可抗力，也是无法预料的；公司虽然因为战争撤离了中国，但与钱先生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解除；尽管钱先生在这八年当中没有给公司做什么实际工作，但这并不是钱先生的责任，公司将钱先生这八年的薪水交付给他，是理所当然必须要做的事。
可以想象，钱先生面对这笔天上掉下来的巨款一时间不知所措，而且喜出望外。最后，他拿了这笔钱作为投资，在香港开办了一家医药投资中介公司。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对于外资的吸引。国际上诸多医药巨头进入中国，都是钱先生这家公司做的代理。到了1993年，这家美国医药公司重返中国大陆，钱先生为此鞍前马后废寝忘食终日奔波，成就了该公司在中国的顺利面市。
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感慨颇多。
这家美国医药公司这种做法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的确，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在法律上是不能追究违约责任的，由于这种不可抗力而致使公司业务中断、员工被辞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员工方面的损失与公司无关。如果真有公司为了不干活的员工付钱，在我们时下的主流观念中，肯定会认为这家公司有毛病。
而且，该公司上个世纪20年代末撤离中国，注定是没有设想还会有新中国的建立和再后来的改革开放，也注定没有设计过还要在1993年阔别近70年之久后还会继续回到中国大陆，更不能设想钱先生会那这笔钱去做一家医药中介公司，并在半个多世纪后再度为该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而劳神费力。如此说来，当时在香港交付给钱先生这笔钱时，公司方面并没有考虑到日后的回报，只是凭借公司自身的价值取向而为之。
即使从目前流行的情理上说，这家公司不为钱先生支付报酬也无可非议，毕竟干活拿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八年与公司失去联系，更无从谈起为公司效力，就连钱先生自己对后来那笔巨款交到自己手中时也是将其视作不义之财，更不要说别人了。
从公司角度看，作为经济人，追求效益最大化是其本性。而众所周知，所谓效益最大化包括开源节流两个方面。在节流上，降低人工成本、减少工资开销是企业都会做的事。企业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并不对社会福利保障乃至救助承担直接的责任，而只是通过纳税给社会做贡献，由国家将这些税款进行二次分配来调节社会财富分布状况并借以维持社会公平。该公司这笔钱完全是可以被节省下来的，根本没必要动用两个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四处奔走搜寻一个已经与公司没有直接关系、日后恐怕也很难与公司再发生什么关系的离散员工，并在舟车劳顿破费钱财与人力后，把这笔工资交给钱先生。
返观目前，很多单位与企业的做法实在令人汗颜。即使在被称作中国“打工者天堂”的上海，劳动争议案件也正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加，这种劳动争议案件已经位居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像拖欠工资、欺压员工等现象更是数不胜数。
我们都在推崇诚信。但是要知道，诚信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与点缀，而是要落实在具体的时时刻刻发生的行为上的。我无从知晓北京动物园这宗案件最终的结果，只是希望，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类似那家美国医药公司交付钱先生工资的事情中，给我们一些启迪，带来一些道德上的救赎，并因之使社会上的诚信状况得以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