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开始，我记得的第一个社会运动是破四旧。我以前写过破四旧的经历，那时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所以我的记忆和政治派别及政治观点无关，而是一个孩子真实的心理和见闻。
四旧指的是：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记得当时我们院的几个中学生开了一个会，说什么全忘了，因为当时也没听太懂。开完会，他们就开始把院里各家养的花包括他们自己家的花统统都摔在地下，或连根拔起。三楼的摔在二楼，二楼的摔在一楼，一楼的就地砸碎。原来我们院里家家都养花，一个大圈楼，阳台又宽又长，阳台的的水泥围墙很宽，很适合养花。每到花开的季节，各家养的花争香斗艳，像花园一样。可一眨眼的功夫，这些花就变成了破瓦残土和残花败叶。可当时的我们却没有一点遗憾和伤感，有的只是摔东西的快感。长大之后，回忆当年的感觉，就有点理解为啥年轻的两口子打架喜欢摔东西了，敢情那是一种很爽的感觉。
破完了自家院里的四旧，不知谁 提议说要去外面破四旧，大家一致赞成。我就跟着这群人跑到中国医大西门对面的一个小院子，我记得跟着一起去的一群人里，就属我和二记还有小涛最小，其他都是中学生。也不知道那家住的是什么人，因为只有一个保姆在，估计是某高干的住宅。我跟着那些大孩子一进院，保姆就迎了出来。我们领头那个好像说了一句：我们是来破四旧的，你们家院里这么多花草属于四旧。保姆连连点头说：欢迎革命小将来帮我破四旧，你们不来我也要破了。接着，我们这些人就开始打砸院里那些花草。我找了一个小木头棍，开始疯狂地打那些花草，感觉非常开心。后来我想，人的本能当中肯定有一个是破坏欲，因为我分明在哪种破坏当中体会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快感。按理说作为孩子，我当时应该没有任何情绪压抑和心理阴影，为什么还有一种宣泄和释放的快感呢，只能解释为人与生俱来的破坏欲。联想到文革时整体性的疯狂破坏行为，甚至很多人是沉醉其中，我觉得这种欲望的释放和爆发应该是原因之一。
破完人家院里的四旧，领头的可能还觉得不过瘾，又提议去砸太原街的花鱼宫，我们这些砸得开心的孩子们是一轰而应。花鱼宫是文革前专门出售花鸟鱼虫的地方，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四旧。当我们兴冲冲地赶到花鱼宫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来晚了一步，已经有红卫兵先来了。只见满地砸碎的鱼缸碎片，那些没有死的鱼还在那一蹦一跳地挣扎着。再看花鱼宫里已经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值得砸烂的四旧了。
社会上还没开始武斗之前，文革确实是文的，那时革命群众虽然已经分裂，但还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大辩论阶段。我和小涛、二记、三楼的同学阎伟及邻居彭义光经常跑到我家旁边的中山广场看各派群众大辩论。我那时就是看热闹，各派有啥区别、观点是啥，我这小学生也搞不懂，也没兴趣去研究。
我兴奋的是不上课了，可以到处跑疯，看热闹。邻居彭大哥参加了一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并负责组织的宣传工作。文革开始前，他爷爷奶奶就都回乡下了，大门洞里那间窄窄的偏房就成了他的小屋和闹革命的根据地。他从学校带回一台油印机，每天自己刻钢板，印传单。我从没见过油印机，非常好奇，就求建国大哥让我帮他印。每天印传单印的不亦乐乎，弄得晚上回家吃饭时得洗半天油污的手，可心里还挺兴奋。传单印好后，彭大哥就让我和小涛去太原街撒传单。这个事我是特别愿意干，觉得又刺激又好玩。我俩像电影里演的地下工作者似的，把传单藏在书包里，到人多的地方拿出一摞传单往空中一撒，然后跑到一边看大人满地抢传单，感觉太好玩了！那时的人政治热情都很高，看到传单就抢，也不管是什么内容，什么派别。
后来在人群里撒传单感觉不过瘾了，我就跑到沁园春副食品商店二楼去撒。二楼是办公的地方，一开始不让我上，我就让彭大哥开了个他们组织的介绍信，然后就很顺利地在二楼撒传单了。在二楼撒传单很开心，人多的时候我就撒一摞，人少的时候我就等一会。好多没抢到传单的人就在下面等着，还冲我喊：撒传单啊！我在上面看着楼下那些成年人着急的样子，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得意感。小涛不跟我来二楼，他喜欢在人群里撒，那让他感觉更兴奋。
偶尔我也看传单，大多时候是建国大哥看完后觉得有意思的就让我看。我记得有一个传单是揭发沈阳市长焦若愚的，说他当朝鲜大使的时候生活极其腐败，每天都要吃一盘鸭脚蹼，还说为他一个人吃鸭脚，朝鲜人民每天要杀一大群鸭子，非常浪费。好像留下鸭脚蹼，鸭子肉就都扔了似的。还有一张传单是揭发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说他贪污党的经费，为自己打了一个金鞋拔子。我虽然是个孩子，但也偶尔看《红旗飘飘》这样的期刊，也受过很多革命传统教育。当时真不理解革命那么艰苦，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还拿钱打鞋拔子。后来才知道，刘少奇打金鞋拔子是为了便于保护和携带经费。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如果拿着大把的金钱很容易出事的。各种传单出现最多的词是“搞破鞋”。当时小，不明白什么是“破鞋”，就拿了份传单回去问我爸。我爸冲我一瞪眼睛：“你一个小孩子问这个干什么，把那传单给我扔了！”吓得我没敢再问。好几年之后才蒙蒙胧胧明白搞破鞋是怎么回事。
慧清二姐哪派也没参加，等到各派组织都自己出版自家报纸的时候，二姐还带我去坐落于中山路上的沈阳弟一百货公司门口卖过报纸，记得有人看我们卖的报纸还奇怪地问：你们哪派的啊？怎么哪派报纸都卖啊。我那时根本搞不懂哪个报纸是哪派的，等到后来，我才慢慢搞清哪个报纸是哪派的了，现在只记得有一个定期的传单叫《信不信由你》和一份辽革站派的报纸《铜墙铁壁报》。
下图为当年的沈阳一百，紧挨着的二层楼是外文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