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时，他请求将自己的大将军衔降为上将

汉嘉女1 2023-01-28 04:11

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的人情味

© 徐敏

 

许光达（左二）与试车队的科研人员交谈

 

1955年8月1日，许光达在国防部举办的招待会上，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消息令他既惊又喜，但冷静下来一想，却又深感不安。

他思来想去，觉得大将军衔定位过高，不少资历比他深，当过他直接领导的老上级，都只授予上将军衔，这让他于心不安。

他找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贺龙提出降衔请求，没有获得回应，又连夜写了“降衔申请”提交军委领导，要求降为上将。

申请很快被驳了回来。答复是，军衔的确定是集体讨论的，兼顾到方方面面，不能说改就改。

降衔这条路走不通，许光达只好另想办法。既然军衔降不下来，那就请求降低行政级别。

报告交上去后，军委经过讨论，最终同意了许光达的请求，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这样一来，许光达就成了十大将中唯一一位行政五级的大将，其他九位大将都是行政四级。

在评定军衔这件事上，许光达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高风亮节。他的这种严于律己，在其他别的场合，有时会让人感觉不近人情。

就拿1960年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年份，这一年，全国很多地方陷入粮荒，靠挖野菜度日，有的乡村还吃起了观音土，饿死了人。

城市里粮食也很紧张，只能保证基本定量。相比而言，军队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对象，条件就比较好一些，于是很多乡下的亲戚都来投奔军队。

许光达所在的装甲兵机关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到处可见来自乡下的男女老少，四处走动，甚至有小孩还跑到办公楼里玩耍，把庄重严肃的军事机关都快变成游乐场了，已经影响到了军事机关的正常办公。

为此，装甲兵机关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大家都不说话，因为谁家都有投奔的亲戚，谁也不想把他们拒之门外，眼睁睁看着他们挨饿受冻。

最后制订了一项决议，不再动员亲戚前来北京，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凡是来探亲的，只允许住留三天。

决议刚刚下达，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就来到了装甲兵机关大院。这下子许光达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机关大院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到了他的身上，大家都想看看，许司令会怎样对待自己的家人。

两兄弟的到来，让许光达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关切地问起了家乡的情况。四哥向许光达介绍了家乡的困难，眼下就连野菜都要挖光了。早有耳闻的许光达从哥哥口中知道了家乡粮荒的困境，顿时感到说不出的震惊和难过，没想到鱼米之乡的萝卜冲也会困难成这个样子，其他地区的情况岂不是更加严重。

吃完饭后，妻子邹靖华为难地对许光达说：“四哥他们这次来，不但不能留他们长住，还得撵他们走，我这心里真是不忍心啊！”

许光达也非常无奈：“我这个堂堂装甲兵司令员的家，竟不能容纳哥哥和弟弟多住几天。可刚刚形成的决议又不能不执行啊！”

这让许光达陷入两难，不知如何是好。看着焦头烂额沉默不语的丈夫，妻子邹靖华说：这件事就由我来给两个弟弟解释好了。

许光达还要参加一个会议。临出门时，他叮咛妻子说：“对于只能住三天的规定，四哥和六弟肯定想不通，你多解释几句，委婉一些。给他们点钱，拿几件衣服，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也让他们带点。”

许光达走后，邹靖华找到四哥和六弟说：“四哥，装甲兵司令部党委最近做了一项决议，凡是来大院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准住留三天，就要动员他们返回原籍。”

“为什么这样不讲人情？”四哥不解的问到。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很多干部的亲属一来就住着不走，这原本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来一趟不容易，本应照顾，提供方便。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都留下不走，已经影响到了部队的正常工作。”

听到这儿，四哥已有些明白了，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和六弟刚来，屁股还没坐热，就要被你们赶走，亏你们说得出口！”

邹靖华再次解释说：“四哥，你是明白人，这是党委的决议，都得执行，许光达也一样。”

听到弟妹这么说，四哥也不好再说什么，想到弟弟和弟妹一直都在照顾家里，时常寄钱回家，并非六亲不认，心里的火气也就小了下来。他心酸地对弟妹说：“不管怎么说，你和光达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在乡下没饭吃，你看六弟德强，都饿成什么样子了？”

此时的六弟全身浮肿，脸色蜡黄，两眼无神。邹靖华看着六弟的样子，内心非常难过……

晚上，许光达回来后，听说了四哥和六弟的情况。从内心说，他也不愿意自己的兄弟走，但党委制定的决议却不能不带头执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家中仅剩的50斤粮票给了四哥和六弟，又特地备了一桌饭替他们饯行。

许光达亲自将四哥和六弟送上了火车，泪光滢滢地看着他们离开……

许光达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哥哥和弟弟又回来了……

送走了兄弟之后的第三天夜里，许光达接到了安阳市公安局的电话，说六弟在安阳病重是否接回北京。

原来，两兄弟到达安阳时，四哥许德福把许光达给自己香烟拿下火车打算卖了，来换一些吃的。

在那个特殊年代，拿着二十多盒香烟的许德福立刻就被盯上了，抓进了公安局。等到向装甲兵司令部核实了信息之后，六弟许德强却再也坚持不住，病倒在了车站。

许德强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病得不能行走，嘴唇干裂发紫，他声音微弱的对许光达说：“五哥，我对不起你……”

许光达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弟弟泪流满脸：“六弟，是我们对不起你……”

当晚，六弟许德强便停止了呼吸。

医院解剖了许德强的尸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许德强是饿死的。六弟的死让许光达悲痛了很久，也内疚了很久。

1963年夏天，许光达因患眼疾住进了301医院，由眼科专家张福星为他施行手术。

一向小心谨慎的张福星，那天因为紧张，在手术中不慎碰伤了许光达的角膜，致使许光达的眼睛红肿了起来。

中央保健局听说后，就此做出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马上转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

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看到批示后，立即告诉了许光达。许光达意识到上面的三条指示，关系到张福星教授的政治生命。疼痛中，他要妻子代他做出答复：不转院；不追查；仍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

为了表示对张教授的信任，让他放下思想包袱，许光达夫妇在家中宴请张福星，希望他平稳心态，大胆治疗。

面对此情此景，一辈子同眼疾打交道的老教授激动得热泪盈眶，301医院的医生们，也无不为许光达的高姿态而感动。

许光达夫妇的信任，使张福星教授深受感动，医疗技术得以正常发挥，很快就将许光达的眼睛治好了。事后，许光达感慨地说：“手术是人做的，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如果任凭保卫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弄不好就断送掉了。”

1966年夏天，一场始料未及的动乱爆发了。

11月28日，造反派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内召开批判大会，批斗一名领导干部。许光达对造反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能戴高帽子，不能挂牌子。

谁知会议进行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两侧走出几个手拿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见状立即出面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说：“这件事与你无关，你别管!”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有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前去抢高帽子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往解放军总医院实施抢救。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会后，许光达站在家门口等车返回医院，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推推搡搡的地带走了许光达。非但如此，还公然抄了他的家。

造反派将房子翻了个底朝天，要找所谓“二月兵变”的黑名单。搜寻无果后，他们将许光达在抗战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

此后，造反派专门成立了批斗许光达的专案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公开变态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医院的马桶上。终年61岁，死时无人在场。

6月4日，专案组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这使得许光达的死因成为了一桩历史疑案。

1977年6月3日，许光达逝世8周年时，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6月2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为许光达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87年，地方政府派人赴京商量许光达80诞辰修旧居塑铜像一事。邹靖华对此答复说:“请转告地方领导和乡亲父老，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故居不要修，像不要塑，纪念会也不要开，请把这些钱腾出来为孩子们修建学校。这样做，老头子定会含笑九泉。在所有的纪念中，这才是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