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 （2）
第2章 艰难启程
讲心里话，尽管自己并没有指望能得到周家的亲戚实质性的帮助，但内心仍然寄希望于得到他们引导而走上美国生存的道路。毕竟他们都是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日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比我熟悉美国。
从大堂兄的餐馆出来，外面是一个光辉炽热的世界。站在这辉煌阳光照耀下的土地上，心里很清楚，我百分之百的只能靠自己了。
站在餐馆门前火热的停车坪，注视着眼前穿梭如流，南来北往的车流，脑子里空空的，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往哪个方向走。
该往哪里去呢？
不自主地把手往自己脑袋上摸去，啊，真烫！
一刻间的时间，太阳就把头发尖都晒得让人感觉得发烫。
头发发烫，脑子仍冷静着。
踌躇间一个主意闪进来脑子，还是先去‘香港超市’拿份华人报纸吧！
主意打定，钻进了热烘烘的车厢，驾着车子就朝着目标驶去。
达拉斯华人报纸有两家：一是“达拉斯时报”，二是“达拉斯新闻”。
这种不要钱的报纸放在达拉斯华人超市进门处随你拿。
美国的纸张便宜，一份报纸，七、八页。一、两版新、旧闻，几版杂谈，剩下的都是广告。这就是少数裔报界在美国生存之道。
手上的报纸的前面几页翻了过去，径直翻到后面广告的几页，目光就直接搜到工作这一版。
九十年代初的美国华人的工作机会哪里像现在这样多咯。
特别像达拉斯这样的美国内陆城市，那时整个达福地区据说不到一万华人。
达福地区很少有什么华人的公司和企业。报纸上工作广告除了餐馆，还是餐馆。
整版整版的不是‘招大厨’就是‘招炒锅’或是‘招服务员’餐馆的广告，除了餐馆别无其他。
所有餐馆几乎都是需要有经验的厨房工人。
九十年代在美国的华人以广东，香港、台湾人为主，大陆人为数不多。
那时大陆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很穷，人民就更是口袋布粘布。
那时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几乎人人都去中餐馆勤工俭学，看老板脸色吃饭。
与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进中餐馆是两个层面的事：老板看中国留学生脸色做生意。
与那些出国留学生比，我们这些移民就更艰难了。
留学生都是读书人，在国內有了语言准备而来。加上年纪又轻，知识丰富，接受能力强。连餐馆老板找工都只留意这些留学生。
记得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办理移民手续时，我曾填写过一份登记表。那份表里有一项问你到美国准备干什么工作？
我填上的想继续干电工。
那天在餐馆向大堂兄打听考电工执照的事，只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仍找不到工作，心里着急，想多了解一些讯息，多条门路，就多条活路。
于是‘病急乱投医’一时着急就开口问了他。
我一直想利用自己在大陆的电工工作经验，在达拉斯找一个像公寓、工厂等电工维修方面的工作。虽说找了几个地方都失败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语言问题。
语言需要时间，但我仍不想放弃这方面的努力。
大堂兄一直在我耳边唠叨，说打餐馆赚钱比别的来得快，我没有应声。
在帮助送外卖几天日子里，看在眼里的餐馆工作，厨房热天热地，忙忙碌碌的样子，辛苦触手可见。餐馆，我看不到将来。
做服务生，我天生是个不会扮笑脸的人，自己笨手笨脚天生一副木纳相，会有前途吗？我怀疑。
所以对于干餐馆这一行我一直兴趣不大。
餐馆，似乎移民来了，个个都往这行当钻。人人都容易上手干的事，竞争一定激烈，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
我觉得自己在医院干了十几年的维修电工放弃了也太可惜了。
即使我不熟悉美国电工这一行，我想电学原理应当是一样，只要能有机会切入进去，应当说干电工我是有优势的。我了解我自己在电工方面的实力。
现在餐馆也去不成了了，只能待在家里。我天天找报纸看。
同时也在试找看有什么淑文能做的工作没有?
有了种族的区分就难以避免种族岐视。想要消除这种岐视，只能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种族文化相互的渗透和同化才能实现。
中国人老是说西方人怎么样种族岐视，实际上中国人的种族岐视决不会亚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我说这句话是亲身经历的体会。
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家庭护理保姆的广告。一想这工作淑文应该合适，当即就拨通了电话。对方简单问了几句后，就约好我们第二天见面。
雇主是个台湾人，是个三十来岁的妇女。从那住房情况一看，就知道其经济条件很不错。面试很顺利，得知淑文原在医院干过护士，雇主就很明显表现出感兴趣的神色，于是开门见山就谈及到一些具体工作内容和待遇的问题。
正谈间，从里面房里走出一个年纪六十来岁的妇女，她坐下来听着那妇女跟我们的谈话。突然间她问了句，你们从哪里来？
“大陆来的。”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
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她俩叫我们回家等消息。
、、、、、、
等了几天没听到她们的回音，再去电话对方回答说，他她们已经找到了人了。
也许这只是我的猜测，她们不想用大陆人。
猜测肯定是有些源由的。
那天从父亲嘴里吐出一句：
“啊，你们这些大陆人啊。”
我才知道连自己的父亲都有如此的区分。
他是哪里人？
不就是逃到台湾呆了些岁月吗？
自己的父亲竞然如此，那更何况人家呢？
事情仅仅是我们将几件婴儿的衣服晾在自己的阳台内，父亲说我们不晓得美国不能在外面嗮衣不懂规矩。
是的，我们的确不知美国规矩。你就事说事，你讲我们就讲我们，干嘛扯上一整个的“大陆人”呢？
人穷，人缺乏知识就会受人岐视。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天天翻看中文报纸，老天不负有心人。
几天后终于在达拉斯新闻的几十条广告栏里发现一行珍贵的中文字迹：
新发展的电子公司招聘有电子技术基础的工人。
眼睛顿时一亮，精神就上来了。
我立即把欣喜告诉了淑文，她一点也没被我的兴奋感染，很平淡地说了一声：
“那是好事啦”
接着我又说：
“明天我俩一起去”
“你找到工作要我去做什么？”
她不冷不热地说。
“说不定他们那里也会要女工咧”
从欢喜中，我萌生了一个期望。
夏天的七月天亮得很早，但我却醒得更早，实在是睡不着。
等待中的时光过得很慢。眼睛盯着窗外好不容易才看到黎明的曙光，迫不及待地爬了起来看钟，还不到六点。
时间过得太慢了！
时间就是金钱！
可我那心里真是想自己此刻能“挥金如土”就好了。
熬到吃过早饭时，好不容易到了七点半，我和淑文钻进了汽车。
汽车拐过两个街口，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那家公司。
“你去吧。我坐在车里等你”
看见我回头，淑文把头伸出窗口对我说。
蹬上临街的一个有着几级台阶门庭，推开一扇玻璃门，我走进了公司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国女性，看不准她的年令，大概三十来岁吧。听到我说明了来意，她操着一口齿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
“经理在后面有事，你先坐会儿，他一会儿就到。”
坐下来，我打量着这办公室：
一个办公桌，一条长木沙发，还有那办公桌后一张带靠背的木沙发椅，大概这就是经理坐椅。真的很简洁！
坐在一个生疏的地方等人是一件很令人不自在的事，特别是没人交谈。
正处在无聊等待时分，也许那位正在收拾，清理办公室的女性也有这种感应，于是她打破了房间的沉默，突然发声：
“你从哪里来的？”
“大陆。”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大陆哪里？”
“湖南”
“湖南哪里？”
“长沙”
“哦，我也是大陆来的。我从上海来的，你叫我艾米好了”
一连串的追问，到此时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经理一直还没出现，看着我坐在沙发一副焦急的神情，爱米继续跟我聊了起来。
从闲聊中，我知道她来美国两年多了，她丈夫是个老美。
与艾米的闲聊渐渐使我少了些拘束，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公司要不要女的？”
“要啊，正要啊！”艾米即口回答我。
一听到爱密的回答，我立即站起身来：
“我太太，她在外面。我去叫她。”
“你叫她来看看。”艾米对我说。
喜出望外，我即声回答：
“好。”
随即推开了那扇玻璃门，我疾步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等到我领着淑文走进办公室，房间里又多了一个人。
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已经坐在了那张办公桌后面。
看见我们进来，艾米赶紧指着办公桌后的人对我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经理，叫戴维。”
转而，她又对着办公桌后那人说：
“这位是周先生，这位是他的太太。”
介绍完毕，艾米停顿下来，把脸转向淑文：
“你叫什么来着？”
淑文赶忙回答：
“叫我su吧。”
听完淑文回答，戴维很礼貌地从办公桌后站起来，伸出了一只手臂。我和太太走上前握了握他的手。
令人兴奋的是我的意外期望终于成为了现实：淑文被这经理当口就答应雇佣了。
我却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还得经过考试。
两张写着电子知识测试试卷：
什么是PNP、NPN的三极管？什么叫克希荷夫定律？甚至还连什么是正、负“反馈”、、、、、
问题写满了一张卷子，真的象考电子工程师一样。
我是一个自学的电工，书本是我唯一的老师。在国内刚开始自学电工，我将当时两套最好的电工学教材通读了一遍。
一套是“华中工学院”以机电为主的的，一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的以电子为主的，这两套电工学在起步我电工生涯时给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不过对现在来说，读这些书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那试卷上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属“哈尔滨军工”电工学书内的内容，所幸的是我这人记性还不错，那些个问题我十、九不离七、八地都答了出来。
令人遗憾的是，好像这些个专业知识并值不了几个钱。
公司开出来的工价：
淑文五块钱一个小时，在仓库做包装工作。
我呢，五块五一个小时，在修理生产线上搞检验。
公司并告诉淑文，如果她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来上班。我却还要等几天。
这家公司是一个台湾人办的公司，主要是修理电脑显示器。
那时的电脑显示器都是猪脑壳形，内部全是散装电子元件构造而成，不象现在全是集成块电路。
熟悉电子方面知识的人都知道，那散装元件毛病多。一个电阻或电容出问题，或一个焊点质量不良，整个机器就失去正常工作能力。
那时台湾出口到美国许多电子设备和产品，依照美国要求，所有在美国销售的产品都必须要有售后服务。大概这家公司是接了台湾电脑公司的显示器保修的业务。于是也算是让我们找到了一个饭碗。
说不出有多高兴！
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公司是违反了当时美国最低工资法的。
几年后，在市政府的墙上，看到贴的一张联邦劳工法布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联邦劳工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是五块七角五。
晓得你是新来的，不懂这些他能抠就抠。
反过来一想，你还真应当谢谢这些同胞。虽说少了点钱，但毕竞还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饭碗。如果没有他们你又能去哪里找工作？
中餐馆怎么样？
做厨房钱是多一些。
但一个星期做六天，每天十几个小时。打堂食服务员才两块五，你以为政府不知道啊？我想美国政府不会那么糊涂。
睁只眼闭只眼，不然的话，这些新移民都会成为政府的包袱。
并不只是中国人，几乎每个移民族裔的都差不多。
后来在一印度人经营的汽车旅馆做事，我向一位印度工人好多钱一小时？他告诉我只有两块钱一小时，只是老板提供一套汽车旅店住房。
这类情况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是很普遍，也很正常。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开车把淑文送到公司。
因为我还得另行听公司通知，开着车就回家的路上走。到了家门口，突然又想起去香港超市。香港超市离家不远，开着车继续往前走。
没别的，无非又是去拿报纸。
“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尽管这家公司已经表示同意雇我，只是要我等几天，但在家我实在一分钟都待不住。也许还有别的公司也要人，再看看报纸也无妨。“骑马找马”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方式。
报纸一拿到手，一条令人欣喜的广告出现在眼前：
海外贸易公司招聘仓库管理人员。
其它还列出了受聘人员的要求：
什么身体健康，要能搬运得起五十磅以上的负重能力。
我一眼扫过去，很快就记住了电话好码。
电话那头答话的是一位讲中文的女士。极为简单询问了几句，便谈到工资是六块钱一个小时，每星期工作五天。三个月试用期。三个月后享有公司福利。然后就滴滴哒哒地讲了一些所谓福利等等。
后来她讲的那些什么福利我几乎没听进去几句。
我只要有一个工作就足够了，别的我都不在乎。
最后她说了一句：
“没有其他异议的话，那明天八点就来公司上班吧！”
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真爽快！
我来美国这么多时日，第一次心里感觉异常的轻松。
在广告的一行文字里，我挑出了公司的地址。
接下来我就开始琢磨公司的地址。
那年头没有手机就也没有GPS。不过美国那时却有一种城市地图书冊。
那种城市街道地图书曾在大堂兄餐馆送外卖见过一两回。
一本16开大的书册型，只要有地址就在那书上可以找到。
那时见大哥拿在手里翻来翻去的，找外送地址，好像很实用。
早几天在一家美国超市买东西时，看见那种地图书摆在收银台傍的柜台上，我拿在随手里翻了翻，然后翻过来看看后面的价钱，二十几美金。好贵！
迟疑了好久，我最后咬紧牙巴，还是买下来一本。
心想，你到了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又没有人帮你，不靠它，靠谁？
这一决定的正确在后来的日子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这本达福地区地图书册为我解决了许多难题，也创造了不少机遇。
有了地图书，你还得学会如何使用。一点也没夸张，我这人自学能力还是蛮强的。特别是方位感，我几乎是很有自信。
讲起这方位感，至今还记得浏正街小学四年级的那位地理老师。那时全长沙市小学都无地理课，但浏正街小学作为全市的试点小学，开了地理课。
地理课老师有一个少见的姓，姓隆。他课讲得很好，很兴趣的。
最记忆深刻的是，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写画画，转过身对着我们讲课时，常常爱将双手放在前裤腰皮带处，因为手上满是白色粉笔灰，所以他只得就双手背翻过来。他常常不自主地将双手靠大拇指手背往下一压，下身往上一耸，做出一个把裤提起来的样子。同学背后毫无尊敬地给他取了个小名：隆兜裤。
隆老师教我们看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说，你只要记住这规则，看好了地图上的方向，就到外面找太阳，那你不会迷途了。
尽管如此说，这美国地图书的确还是件新鲜事。不过翻过几遍后，很快我就掌握了看地图书的规律了。
这地图书是按英语字母，A、B、C、D、E、、、、、、、二十六个字母的顺序排列，你要找到地址是什么单词，哪个字母开头，那你就按字母去找，其实与翻新华字典差不多。在书上找到那街道，剩下的功夫就叫具体去实践。
从地图上知晓了地址，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找到那个地方。而且对方是叫你八点去上班，第一天上班总没迟到的胆量吧？
为了警慎起见，我决定去找人落实下这公司的地址，我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今晚才可能睡得安妥。
我决定去找邻居邱先生。
尽管初来美国有不少的忧烦，但我晓得人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再忙，再烦，每天早上一个小时的锻炼我仍坚持不误。
年少时爱好武术，后来流放农村八年。等回到城里找到工作，没好久日子染上了一身的病，一两年看医生也没有什么进步。于是我重新回到了少年时拜的武术师傅处学习太极拳。练拳两年以后，什么毛病都好了。从此早上一个小时的太极拳练习成了我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
那天早上我在公寓院子打太极拳，一个中国人面孔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就此他成为我在美国艰难生活开创期的一个永远难忘的朋友。
邱先生就住在我们这社区内，隔壁一栋房子的二楼。
台湾人，原毕业于台大。后来来美国干电脑工作，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相识后的日子里，他十分热情地帮助我熟悉美国社会，四处为我打听工作的消息。
此刻心急火燎的我甚至连电话都没先打就敲响他家的门。这在美国属于不礼貌的行为，我哪顾得想那么多啊！
那天傍晚我敲响了他家门，他一见是我，丝毫没有不快的神情，很热情地请我进去。一听我的来意，他立刻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一边描绘，一边讲解。
那家公司并没有在达拉斯，而是一个叫IRVING达拉斯的卫星城。
从我住的地方去要经过两条高速公路，下了高速还要转几条街。经过他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我心里终于有了大概的轮廓。末了，谢了他，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他跟着我也站起了身 ，对我说：
“是这样吧，趁天还早。我带你开车跑一趟”
“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赶忙说。
“你要知道你好不容易找了这工作，第一天可不能迟到啊！”
他接着说。
我俩上路了。有了他的实地指导，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家紧闭着大门的公司。
回到家里已经是十点来钟，站在我家门口分别时，他一再叮嘱我：
“早上上班高峰期路上车子多，你不熟悉路得早作准备。”
第二天六点我就起床了，我得首先将淑文送到公司才能去那家公司。尽管淑文上班的公司没多远，但那只能是对开车来说，走路是不可能的。
那公司是八点上班，可我将她送到那里才六点多。淑文需要在公司外面等一个多小时。这也是没办法的，我的路程太远了点。
按昨天行驶的路程计算，从家里到那公司大概四十几分钟就足够了。为了警慎起见我准备了多一倍的时间。
德克萨斯，美国本土最大的内陆州。原本是一个农业州，七十年代的世界的石油危机造就了美国的一个新型暴发户的“土豪”州。
地大物博的德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不高，由此城市公共交通不甚发达。像达拉斯这城，如果没有自己的汽车也真是可说如同“蜀道”行路难。
大概德州警方也了解这一状况，才使人感觉考试的警察并不刁钻。
德州开车拿执照很宽容。背熟了交通规则，记住交通讯号标志，笔试通过就没有问题。两个星期后再考路试。而路试呢？警察坐在你傍边看你开车。同样的，只要不违反规则基本都会让你过。
不过，我路试的那天也有一个没有通过的，那是个中国人。
他站在考试大厅，用撇脚的洋腔在大声嚷嚷。
说他在大陆开了十几年的车，车技根本就没有问题。他说警察因为他是个中国人，故意不让他过，他口口声声要去投诉那警察种族岐视。
我并不知道事件的真相。
但我想美国考试是考安全规矩，不是看你会甩盘子。
我猜想也许他自认为开车多年，技术纯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安全规范上并没有作出良好反应，比如说，上车就调试后视镜，在交叉路口减速停车等，没有显出认真反应，在警察眼里你却成了忽视安全规则，才酿成不予通过对结果。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想，事情的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美国汽车驾照考试都是在城市街道，小路上进行的，不上高速公路。
在大堂兄餐馆跑过几趟外卖，近来日子又一直在家前屋后的几条街道开了这么些趟路，尽管四十五岁才学开车，心里似乎蛮自得自己的开车技术。
这天一临635高速公路几乎就傻了眼。
赶到635时天才蒙蒙亮。
远远望去，整个公路上像一条闪烁着绫光的巨虫在眼前蠕动着。公路上跑满了穿梭如飞的亮着大灯的车辆。我把车子开到公路的进口处，看到一辆接着一辆飞驰而过的车辆，我停住了车，想等待时机驶进高速公路。
那路牌上明明不是写着最高时速每小时60英里吗？眼前这些飞速的车辆哪里是60英里的速度，分明是70英里以上。一辆接一辆的车从我眼前急驶而过，一时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插进去。
我踌躇在高速入口当儿，眼光瞥视着后视镜，不知什么时刻我车后竟排上几辆要进入高速的车。
心里顿时慌了，得豁出去了。
车流滚滚中，我瞅着一个空子，紧貼着刚驶过去的车子屁股后面，将脚下的油门猛地一踩，车子起动，飞快地冲进高速公路，几乎要撞到了前面的车屁股上。终于我加入到高速公路的车流中。
车子向前行驶好一会儿，憋了好久的气才呼了出来。
“你上了635高速就要靠最左边道行驶，这样你才可以转到35E”。
我记住了邱先生叮嘱我的话。
在飞快行驶的车流中，我开始打左转讯号灯。好像没有谁在意你的左转讯号，左道上的车一辆接一辆飞速地向前驶去，没有哪辆车有心思慢下车速让你进入左车道。
“你注意换道时，要瞅准空子，待前面车一过，紧贴着它的屁股，你就加速。一定加到和傍边车辆一样的速度，你才开能抢过道去。”
我又记起昨晚邱先生的那些话。
如法泡制，我终于抢到了最左边的道。
达到了目的，心里舒坦起来。
不一会儿从635左道顺转进入了35E高速，没有太多的悬念，有了635高速公路上的经验，我顺利地穿过了35E高速，到达了公司。
几年后，我的那位从纽约搬来德州的表哥感慨地说，没想到德州人开车快得跟疯子样的，难怪东部洋基佬称德州人是美国的野蛮人。他从台湾留学美国多年，后来搬到德州来都发出这样的感概。可想我这刚来美国就上高速那只能是“拼命”。
到达那家贸易公司的时候离上班早了半个小时，坐在门廊我喘了口气，正正经经地休息了一会儿。
从办公室接待我的那位女经理和一位男士的“阿那，阿那”的对话中，我断定这是家上海人开的贸易公司。
为什么我没有叫那女士为秘书呢？
从她讲话的口音我辨别出它就是昨天电话里的那位女性，因为她好像直接有决定权。结束与那位男性的对话后，她很快就将我带到了仓库，把我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接下来的遭遇是令人难忘的。
一个偌大的仓库，几十个高过一人的大木箱，那年轻人指挥我用一个手动的搬运车从这里搬到那里，又从那里搬到这里。不停地倒腾，整整一天一刻也没有停歇。
我是一个习惯体力劳动的人，不过那天的经历我称之为遭遇是有道理的。
我甚至在中国都没是如此感到劳累。我不知那位年轻的同胞究竟是公司安排他是如此操作，还是他自己内心有什么想法。反正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位同胞的“友好”。
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我跑步出门开着车往回走。
要知道淑文也是五点下班，她需要等我去接她回家。
接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在公司门前的铁台阶上，那已是公司下班一个小时后了。
回到家里，淑文告诉我公司要我明天就去上班。
一边公司六块钱，一边公司五块五，相差五毛钱，一天总共四块钱。
贸易公司这边路途遥远不说，问题是我每天必须把淑文提早一个小时送到公司等在外面。对比之下毫无疑问，我选择了明天就和淑文一起上班。
我也不知道怎么给那家上海公司打电话，于是就去问我那来美国三十多年的堂姐。
六十年代与丈夫一起移民美国的堂姐，究竟在美国干过些什么我不清楚。只晓得曾在日本车公司做过事。后来开过一家餐馆。餐馆生意不好关了，最近几年在跑大陆，想在大陆找点生意路子。
我告诉堂姐我的工作情况后，她说，你不去那家公司就不去是的，没有谁会找你麻烦。我说，那我给公司干了一天活，那工钱怎么办？
她很大方地对我说，这一天的工钱谁还去要咯。
累死累活地干了整整一天就这样算了，有四十八美金呢！我真有点不甘心。
总以为先来美国就了解美国，其实很不然。
正如有人说在美国生活了一辈子没说过英语也一样的过日子，这一点也不假。
像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那些城市里生活在“唐人街”华人，一辈子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不说英语，活得也很自在。
这些人只不过仍是一个中国人的过法，生活在美国社会边缘的移民。不怕你来美国好长的时间，如果你不主动去融入美国社会，程度不同的，你的脑子仍装满的是异国文化，它乡思维。于法，于俗都是过去式。
三伯家的三个美国佬，两个崽，一个女，最早六十年代就来了美国，另两个七十年代来了美国。要讲美国生活方式，几乎和他们是绝缘的。
尽管堂姐说，一天的工资谁在乎。对我来讲，48块美金几乎够我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了。（那时美国物价很便宜。汽油才五毛多一加仑）
怎么说，尽管心里不舒服，当时那也只有听信这资深的老美的了。
彻底丧失对我家的美国先驱们的信任，那是几个月后发生在女儿佳佳的一件交通事故上。
那天佳佳去上学。当她骑着自行车沿着人行道朝学校方向前行时，傍边的公寓里突然冲出一辆汽车，将佳佳挂倒在地。从街傍边跑过来一个美国白人扶起佳佳。问佳佳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
佳佳早已吓得不知所措。她只想到急于上学，于是说没事。到学校老师一看，袜子一片血红。当即将她送到校医处。校医检查，女儿的脚背划上了长长的一道伤口。校医处理好伤口。女儿回到家告诉我此事，并说，那车就是隔壁公寓的，并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那个美国人的电话。那老美正好路过，目睹事件的发生。他告诉佳佳，他愿意帮她出庭作证。
第一次遇到这牵涉法律的事，我再一次请教我家的美国先驱。我原想报警，请警察出面找那部车子。再去找保险公司。
结果又被她一句话挡住了：
“这点点伤有什么找啥。警察才不得管呢！”
的确我女儿脚背的伤口并不是很严重，但交通事件常常有隐藏着潜在点危险存在。找到肇事者承担他的责任是很正常心理。
后来的结果显现，我女儿的斑痕体质，在脚背上伤口愈合后，流下了一条长长的肉瘤痕。
不知是什么心态，她一点也没有帮忙的意愿。
经过这两次事件，我完全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从此有什么事，我情愿去请教别人。我再也不找周家的这些美国先驱们。
他们也只是在美国讨了一碗饭吃，对美国生活方式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后来我进入达拉斯市政府工作。我的上司有一次谈起他女儿读大学，我问他学费怎么解决的，他告诉我是保险公司赔的。他告诉我，许多年前，还是他女儿很小的时候，一个人撞了他的车。当时他女儿正坐在车里面。法庭判决了一笔赔赏女儿费用，一直等到十八岁她可使用。
后来我知道保险公司最怕的是跟有小孩牵连的到保险事件。真正的老美告诉我，象这类官司，保险公司十有十输，只是看赔多少而已。
扯远了，回到我的工作上来。
上班的路程很短，第二天我俩从从容容赶到这家电子公司。
公司刚开办没多久。不算大，但也有二十几名雇员。甚至还装有一条自动的电脑显示器修理生产线。
那些修理线上的电子技术员排在修理线上，每人一张修理桌。修理桌上摆着一些修理必用的工具：万用电表，焊枪，尖嘴钳，几把螺丝刀等。
技术员修好一台显示器就把它搬到修理线上的传送皮带。修理线传送皮带慢慢移动到把那台修好的显示器送到我面前，下一步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很简单，一点也不关那些NPN, PNP，什么克西荷夫定律的事。
我的工具是一把橡皮锤子。
我把那些技术员修好的显示器拿过来，用那橡皮锤在外壳上敲敲打打，再将它插上电源如果显示器图像仍正常的工作就过了关，就送到后面仓库去打包。
我是通过非常正式电子技术考试被这家公司雇佣的。
当那天老板跟我介绍公司业务，说到主要是修理电脑显示器时，我心里还真不踏实。讲实话，我虽说电子理论不输别人，但具体到去修理电子仪器设备之类，我还真没把握。
在国内时除了我自家那部东芝牌电视出过几次毛病，我边看书边修理，那算是我真正的经验外，我很少去碰那些电子的东西。我这人粗糙，细细摸摸的事兴趣不大。
我感到又一次的幸运！没有把我安排在修理线上。
幸亏我只在那家公司做了三个月。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的我工作得很残酷。
我那把锤子不知把多少修理好了的显示器又返回到那些技术员的手里。我拼命地敲打，一点也不顾及那些技术员们的感受。我是小时工，而他们却是计件工，修一件提成多少。我真的是太不懂人情事故了。
领到第一个星期的工资，捏在手里内心感慨万千。这是我在美国拿到的第一张正式的工资单。我开始成为美国的纳税人了。
仔细一看工资单，好像不对头样的。支票上写的工资为200dollar, 我算了应当是220dollar才对。把淑文的支票存进了银行，我留着自己的支票没存。
明天我得告诉公司，他们搞错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司办公室找到戴维，他是考核雇佣我的负责人。
“哎，这个事嘛，”
那位年轻人把那个“嘛”字脱得长长的。
末了，他字清句明地说：
“你的工资，我跟加州那边总部联系过了。他们只同意五块钱一小时”
有这样的事，你考核我，讲明了工资待遇。这表示我们双方达成了一个契约。然而发工资时却说，加州不同意给我那么多钱。这不是一个明摆着欺人家是一新来人地生疏的人吗！
这不是个好待的地方，走出办公室我默默对自己说。
时间一天天过去，时间的积累也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每个星期有张支票，银行帐上开始有了少许积蓄。心里渐渐踏实起来。
但我们仍不敢乱花一分钱。
有了点存款，心里的“妄念”开始蠢蠢欲动。
我一直仍在寻找机会另攀高就，所谓高就无非是多两个银子。我想中国人圈子内，恐怕都是这德行。有两次买了英文的达拉斯新闻，应试过一家电工公司，高空作业的工作。工资也仅仅是七块，大概仍主要是因为我语言与他们沟通有障碍，没有得到回音。
那位我们的邻居邱先生和我们一直走得很勤。
我这人好朋友，又最爱“穷请客”。
淑文老是说家里又没什么菜，也好意思请人家来吃饭。
我说，哎呀，这年代，吃饭并不重要。主要还是朋友聊聊天，聚聚而已。
淑文作得一手好家常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美国，凡是上我家吃过饭的，没有谁不说好的。
可笑的是，我那做了几十年餐馆的二堂兄，竟然有几次作古正经地说想邀淑文开一家中餐馆。他说，淑文的厨艺开餐馆肯定会生意好。
可淑文哪有那个心思咯！
邱先生也很喜欢吃淑文做的菜，有时他也带点菜和他儿子下楼来与我们“聚餐”。
知道我在这家公司做得不满意，到处在找新的工作。
邱先生说，慢慢来吧。有机会我也给你打听，打听。
邱先生说，他有个弟弟是在开餐馆的，他认识一些搞维护和装修公司的人。拜托他看那些公司有没有机会要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弟弟正盘算将他的餐馆从德州西部一个小镇迁移到德州东北的一个叫巴黎的小镇上去。他已拜托他弟弟问问那位准备帮他搬餐馆的老板，要不要电工？
两个星期后，他告诉我，那位帮他弟弟装修餐馆的老美说，如果那人真的会搞电工，就叫他来看看。
那天的面试是在35E高速公路傍的一家汽车旅馆的屋顶上完成的。
汽车旅馆建筑外墙边靠着一张十几英尺的两截式的单人梯。一晃一摇地，我攀上了那高高而平坦的屋顶。
举眼四顾，周边都是低矮的建筑。不远的高速公路上，可以看见川流不息车辆在繁忙奔跑。
屋顶那头一台空调机正站着两个老美。
一个体型有点肥胖的，个头高高的美国白人看着我走过来，他转过身来，他一直打量着我。
待我走近，我听见他说;
“你干过电工的事吗？”
我用英语流利地回答：
“我在中国做过二十年电工”
这英语句子我在家里练过了好多遍。
听后，他没继续，也没有再看我，而是转过身去，弯下身子对一个正蹲在空调边工人说话。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垮下去的裤子露出了一大白屁股，两片大肉中的丫丫都肆无忌惮显露在光天化日下。
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位未来老板屁股自己都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转过头去望着远方的天边。
就在我转过脸的一刻间，他抬起身子，直直地对着我说：
“好咯，九块钱一小时。明天八点去城里办公室”
说完，一只肥胖的手伸进牛仔裤屁股口袋掏出一张明片递给我，转身就走开了。
这老板真干脆！
九块钱一小时，几乎多了我现在工资的一倍。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了。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淑文已经有了身孕几个月了，很快我就要独自承担起四口之家的抚养职责了，我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