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知识私有为的是缩小差别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广大干部和工农商学兵走“五·七”道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及文艺、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的革命措施。
在这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具有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千百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一场革命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它进一步密切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血肉联系。
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思想感情上缩小了同劳动人民的差距，他们把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帮助贫下中农学理论，学文化，和社员一起大搞农业科学实验，这样就促进了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
知识青年迎着斗争的风雨到农村安家落户，是向旧的传统观念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宣战，它标志着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又能劳动的一代新人正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标志着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知识私有》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都是“知识私有”这条黑藤上的毒瓜。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以“知识私有”作武器篡夺教育领导权。
学校教育事业是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砖家叫兽来领导？这是关系到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能否贯彻，关系到学校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的一个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却把教育事业的领导大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他们竭力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大造舆论，胡说什么“权，不是那一个给的，硬是要掌握本事，掌握知识的人”，“知识多就有权”，“中国最有文化的是资产阶级，包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疯狂叫嚷“要让他们坐天下”。很明显的，他们鼓吹“知识私有”，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坐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永远统治新中国的学校。
因此，在教育阵地上，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求“取消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妄图把共产党赶出学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起打退了右派的进攻后，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有所加强，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蓬勃开展，可是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又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实行反攻倒算，他们制定了各类学校的工作条例，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阵地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发动了反攻，在毛主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的号令下，全国人民奋起夺回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教育大权，粉碎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工宣队和贫下中农开进学校，开始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不曾有过的工农劳动群众亲自领导、管理、改造学校的新局面。
但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牢固地占领下来，还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会以知识为资本，顽强地抵制工人阶级的领导。有的人说什么：“工人阶级只能占领礼堂，不能占领课堂”；有的人还转弯抹角的提出所谓“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妄图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
这实质上是打着“热心科学”的招牌，贩卖“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黑货，其根本目的就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篡夺教育领导权造舆论，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对学校的统治。
毛主席说：“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在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真正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鼓吹“知识私有”，疯狂推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极力宣扬“学校就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大肆推行“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引导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其实，教育“脱离政治”、“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
“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目的是“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
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起来造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揭发和批判了“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但是，它的流毒还远未根除。由于“知识私有”观念作怪，重专轻红、重业务轻政治、重科研轻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还严重存在。
现在，有人散布“工农兵学员业务基础差”、“教育质量降低了”的论调，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恢复“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对教育质量，不同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共产党人看质量首先要看学生的政治质量，即为无产阶级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而论，也决不能以念了多少本书为标准，更要看其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以能否死记硬背封、资、修的教条，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人们应当看到：只要阶级还存在，“知识私有”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会在新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共产党人应当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如今中国特色社会的教育“知识私有”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十倍百倍于文革前的十七年，疯狂地公开地合法地进行时。
走资派邓小平一伙以“上大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阶级转换“等忽悠年青人的就是原有的“知识私有”当作诱饵，极力引导青年走“关门读书”“个人奋斗”的道路。所以，大学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成为一门最火的课程。自私自利，升官发财，逃离农村，离开工厂，不当农民，不做劳工，做上等人等等是年青人的中国梦。
毛主席讲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因此，教育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也公开号召“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你们要安心学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在刘少奇、邓小平倡导的“关门读书”“个人奋斗”的办学道路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教育以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把学生禁锢在与三大革命实践相隔绝的书斋里，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这样“个人奋斗”下去，有的人就变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殉葬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证明了这些预见。
三年文化大革命后，红卫兵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教育开始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实行开门办学，开始改变着“三脱离”、“三中心”的修正主义办学路线。
改革开放后有人把开门办学歪曲为“不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文革中的改革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大学文科几年来以社会为工厂，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理工科在开门办学过程中，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既使学生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又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坚持无产阶级开门办学的道路，还是坚持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道路，也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那种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关门办学”的老路，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
邓小平一伙以“上大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阶级转换“等忽悠年青人利用“知识私有”观念，大肆兜售“读书做官”、“成名成家”、“少数人先富“、“升官发财“、“出国留学”、“阶级流转“等等的黑货。
毛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知识应当成为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
但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大肆兜售“读书做官”“成名名家”的资产阶级黑货，胡说什么“只要学好一门专长，将来就会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就“会有重要地位给他的。”走资派之流大肆散布“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经，采取“以官，禄，德”相“诱”的反革命策略，妄图利用“知识私有”的剥削阶级陈腐观念来腐蚀人们的灵魂，把知识当成奇货可居的商品，当作成名成家、升官发财的资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种“读书做官论”严重地毒害了广大教师和青年学生。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荡涤了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使文化教育领域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变革。
例如招生制度的改革，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大学生从工农兵中来，再回到工农兵中去，对于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新部队，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深远的意义。
招生制度的改革，不仅在学校中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震动，特别是震动了资产阶级，震动了旧的习惯势力。
因此，有的人总是看不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总是觉得“新的招生制度不如旧的好”。
一九七三年，在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就曾经有过一种片面强调文化考试而忽视政治质量和实践经验的倾向发生，张铁生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坚决地抵制了教育界这股资产阶级的错误潮流。
时隔两年，有人竟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企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
高等院校招收什么人，培养什么人，直接体现了教育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方向，关系到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
如果这种怪论变成现实，那就会重新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广大工农兵学员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院校的大门，让那些所谓“尖子”去爬那个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为资产阶级培养“合格的人材”。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证明了这些预见。
文化大革命中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的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广大工农兵学员以“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的响亮口号和优异的成绩，有力地驳斥了教育界的种种奇谈怪论。
在工农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己经重演了。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高等院校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还不深刻吗？。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证明了这些预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