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五十多天邓小平疯狂镇压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承认：“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
请注意：邓小平在捡讨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可是在50多天里......“
这里都有一个《五十多天》和《50多天里》。指的是同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这个日子在当时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发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走资派司令部发的纲领）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这之前是刘邓彭等走资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彭等走资派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不装了，然而个个都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伟的胆略，在年老体弱时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于是，走资派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走资派们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大镇压》，如同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人们总在攻击毛泽东。其实当初毛泽东在国民党里当个部长为中国农民做些事情。是蒋介石逼上井岗山组建了红军。文革中的邓小平逼着毛泽东让他下台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只是想让邓小平们不要复辟资本主义而己。毛泽东在对待不同政见者从来重视教育而非消灭肉体的。邓小平在一线领导十年不汇报，在蒋介石手下恐怕没那么幸运了，不是被暗杀就是早下台。毛泽东在逝世前也将邓赶下台了，邓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华国锋让邓上的。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训是：对于死不改悔的两面派人要多加防范。血的教训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