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学的记忆
要感谢邻居的王弟。他看上去不声不响，但是很有主意。就是他鼓动我该去上学了，也是他带着我第一天去学校，进教室上课，和他在一个班里。
这里说明一下，我上学是插班的，而不是按正常进度来的。和我同班的同学，都在去年九月已经上学了，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学期了，所以他们对上学可能没有太多的新奇感。但对我来说，不仅没有上过学，之前也没有常规地在幼儿园里学习过多少东西，而且也没有人给我讲解过上学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迷迷糊糊地来到了学校，当了个小迷糊。我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地一直混到了中学，刚上初中时我的老师还说我是小迷糊。那个老师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这都是后话了。
第一天上学，在教室了我还在发懵，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就傻傻地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算式，然后就傻坐着直到下课。这时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作业本交给老师，我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的作业本是空白的，不像他们的，上面都写了不少字。这时王弟跑过来，问我为什么不交卷。我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卷。他二话不说，拿起铅笔就在我的作业本上写了起来。就在同学们纷纷离座交作业时，他已经快速地写完了十道题，然后让我把我的作业本也交上去。
就这样，开学第一天的摸底测验，我得了一百分。我的学业也就从稀里糊涂地作弊开始了。
班主任是李老师，胖胖的，梳着五号头（一种女士短发，刘海不超过眉毛，鬓角不遮住耳朵，发根与脖子平齐，名称来自于电影《女篮五号》主人公的发型），很严厉。她儿子也在我们班上。有一次她儿子在下面说话搞小动作，她并不提醒，走过去就是一巴掌，脆响。这一招很有震慑作用，连坐得远远的我也吓坏了，知道必须老老实实的。
那时安排同桌的都是男女生混编，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和女生同桌。我的女同桌是学习委员，在我的眼里很成熟，经常帮助我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小子，借给我铅笔橡皮什么的。那王哥王弟哥儿俩就拿我和她开玩笑，“借橡皮”。我三十年后又见过她一面，她还是那么成熟稳重。
我后座的女同学很洋气，比我还高半头，很开朗，会给我起外号，有时也会欺负我，在后面捅我。二十多年后也见过她一次，也还是那么洋气，后面还跟着给她拎包的男朋友，而且是拉开了几步距离的那种，据说是曲辰大学的高才生。
那时男女同学之间关系是很朦胧而敏感的。下课是都是男孩玩男孩的，女孩玩女孩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很好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女神。我觉得她的小辫子很有意思，就随手拽了一下，结果她就哭了。我惹祸了，很后悔，但不知该怎么办，我从来就不会安慰人，也不懂赔礼道歉。她也没有告到老师那里，我很少感激。我大概属于晚熟类型的，一直没有那种“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有经过我的窗前”的认知。
邻居王哥王弟很有意思。他们差整整两岁，连生日都是同一天，弟弟在一年级，哥哥在三年级，本来一切正常。但大概是他们的父母觉得不好管理和照顾，开学后不久就让弟弟跳了一级，让哥哥降了一级，结果两人同班了，都在二年级。这样，我的学习靠山王弟和我不在一个班上，我就依靠不上了。
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在学校里混日子，也不知道学到了什么。母亲安排我在家练字，写字帖。放学除了和小朋友一起玩各种游戏，就是采野菜喂猪喂鸡。那时的野菜就是现在的上等绿色食品，苣荬菜（曲麻菜），又名苣荬菜，侵麻菜。可惜我辛辛苦苦挖来的菜都给鸡和猪吃了。我曾经尝试过，太苦，不好吃。
一次早春时，公共食堂的菜窖清理，就是把菜窖里所有的大白菜发烂的部分周围都去掉，这样就会扔掉大量的半烂菜叶。这可是喂猪的好东西，我大姐让我去菜窖搞点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背篓，有我身高的一多半高，去捡烂菜。这个事儿有点像抢的，一大片的烂菜叶一会儿就被大家捡没了，因为家家都养猪。我捡了满满一背篓。不料，空的背篓我拿着没问题，可装满了不要说背起来，连移动都不可能。我又舍不得倒掉一些，就干脆连背篓留在那里，回家喊大姐来拿。大姐身强力壮，轻松就背了回来。但我发现邻居家比我还大一点的小孩还在那里看着他们的背篓着急呢。大姐夸我做得好，回家叫人是对的，但现在想想，其实是我脑筋大条，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人看着的东西是不安全的，但我不懂，我从小就对“所有权”概念比较模糊。
还有，初夏的晚上大姐带我出去在水田间捉青蛙，去过几次。呱呱叫的青蛙到了晚上经常是蹲在田埂上。我们先是蹑手蹑脚地在田埂上走，根据青蛙的叫声用耳朵判断位置，然后用手电照青蛙，一旦照住，青蛙就不动了，估计是眼睛在短时间内被手电光晃瞎了。如果没有照准，或提前弄出点响动，青蛙就会跳到水田中间去了。青蛙在田间感觉安全的时候总是呱呱地叫，所以我们需要听声辨位，不能开手电；一旦确定位置，突然打开手电照住、照准青蛙。捉到的青蛙要扒皮炒或烤着吃，但我从来不去处理青蛙，也不吃那东西。我感觉只是去捉青蛙这事情本身比较好玩儿。
我家右边的邻居姓张，是父亲的同事。和左边的王家一样，我们有缘在后来搬家后居然还是左右邻居。张伯伯是甘肃人，可能有点西方的血统，眼睛是灰褐色的，人也长得高大魁梧。他博学又幽默，家里的孩子都大了，出门在外平时不回家，家里只有他和夫人艾阿姨，还有他的近80岁的老爹。张伯伯是个右派，因为说了不该说的俏皮话：他有个皮大衣领子袖口都掉毛了，蹭得脏乎乎的，别人问他为什么不清理一下，他说，“毛XX时代就是掉毛嘛，没法清理，领、袖最脏”。
有一个春天的早上，他的老父亲起了个绝早，就在那牛打架的附近坟堆旁的一棵歪脖树上上吊了。我们小孩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往那边去了。后来听说，老头是得了直肠癌，痛得受不了，自己解决了。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有癌这么可怕的东西。这个张伯伯代替了下乡以前对面邻居那个王伯伯，我后来经常会去他那里。他给我讲故事，什么东周列国志里的人物，像介子推、公冶长，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还有讲数学、逻辑小知识，什么智慧分马；教我吹口琴、识乐谱等，这都是后话了。
那时男孩子们玩的东西都很土。其中一项是“扒裤衩”。那是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都穿着短裤，多半是松紧带的腰带，很少有系皮带的。下课在外面时，趁人不注意，从后面一下就把短裤拉到脚面，让人出丑。我就被扒过几次，但我不记得扒过别人，或者是没有成功过。
再有就是玩各种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包括斗蛐蛐，弹玻璃球，打弹弓子，打瓦等等。后来，我又迷上了轱辘圈，就是用一根粗铁筋推着一个大铁圈跑。没想到这也居然会惹祸上身。
学校也组织我们出去学农劳动。记得一次是去除草，我们要走很远才能到庄稼地里。大早起来我就扛着家里新买的长铁锹去了，到了地方发现铁锹不好用，带错了。我那时很难分辨草和苗的，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中午时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教室里吃午饭：煳红薯，菠菜汤。红薯还好说，甜丝丝的。那菠菜汤绝了，就是几片绿叶子飘在略黄的清水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粗磁碗底上大小不一的一汪沙子。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灌溉渠的水闸。我们小孩就一只手抓住铁锹往下打水玩。不料我的新铁锹头没有用钉子固定，掉到水渠里去了，没法捞上来，只好提着一根木头锹把子回家了。这是第一次丢东西。
下乡前楼下的邻居小五现在也在我们班上。一个初夏的周日，晴空万里，他拉我去找以前和他家住同套的邻居，就是打扑克偷牌的那个老太太。我们这里是一营，老太太家在二营。他告诉我，顺着这条大路直行，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他也是听别人说的。然后他又出了一个馊主意，“咱们学习红军吧，光脚走过去”。于是我们俩把鞋脱下来，埋在一个沙坑里，光脚上路了。
这时是下午两三点钟，太阳火辣辣的，特别是路上全是沙子，走一会儿脚就烫的不行了。这时他又出了第二个馊主意：“咱们学红军吧，自己打草鞋“。于是我们俩就走下大路，到路边上找长草，准备编草鞋。长草不难找，我们很快就搞了一大抱，但做鞋可是个技术活，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做的鞋不好用，走几步就开了。我们俩折腾了有两三个小时后，阳光渐渐地减弱，地也就稍微凉了下来一点，我们只好强忍着还是比较烫的沙子路面，光脚往回走了。回到那个沙坑，鞋已经找不到了。这是第二次丢东西。
接下来丢衬衣、丢书本等，那是常事儿。为此经常会妈妈被训斥。
转眼就过了一个学期，到了期末了，准备考试。那时没有人太关心学习的事，考就考呗。复习考试？没有的事儿。
那是六月下旬了。一天下午，太阳火热的，我又像以往一样地去玩轱辘圈。也不知玩了多长时间，看天色渐晚，有点饿了，就轱辘着铁圈往家里走了。就在路过我家房子的山墙旁边时，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围成一圈，在往地上看着什么。我也是好奇，就也凑了过去。
好奇害死猫！
在沙地上有一幅沙画。这不是普通的一幅沙画，因为后来被定义为反动标语。我往里看时，有一个成年人正在张罗，谁有尺子？另一边有人在拿照相机拍照。那个年代的照相机可不是寻常的物件。我热心又嘴欠，问用不用我回家拿一把尺？我家就在附近。那人当然求之不得，让我快去。我就回家拿了一把三角尺出来。那人把三角尺放在沙画的附近，他们就开始拍照了。原来就是要一个比例概念。这事儿我也没有在意，他们拍完照把尺还给了我，然后抹去沙画，人就散了。我也就回家准备吃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