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衰败每况愈下，未得逆转。其后同治和光绪年间，存在外侵内乱之间短暂的间歇期；革新的机会稍纵即逝，都丧失了，到底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变革。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东南沿海的鸦片走私和林则徐受命禁烟。迄今相关的研究虽然广泛深入，但也存在着不足，比如禁烟前后中英双方的信息缺失，包括知识储备和信息情报两个方面。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的重要性是公认的，但史学研究对信息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却经常重视不够。
本文要说明的这些信息缺失，对双方的思维决策、总体事态的发展有直接影响，所以值得分析、一究因由。探讨缺失，关注的当然主要是失误、而不是功绩，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而不是贬损林则徐的历史地位。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一
关于鸦片物性利害的认识，清朝在国际上是领先的。西医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就开始采用鸦片麻醉止痛。唐朝的时候从中东引进罂粟，鸦片入药。本来在中国罂粟种植不广，来源有限，鸦片作为消遣，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享用。但是由于鸦片的毒瘾，也由于国内鸦片种植开始扩散，同时外商输入鸦片逐年增多，导致不少普通人也染上烟瘾。雍正七年（1729），清朝基于道德风化，开始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入刑治罪 (吴坤修等 2012, 765)。嘉庆元年（1796），清朝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其后并陆续颁布律例禁烟。道光皇帝（1821-50）颁布的禁烟律例就更多了 (黄丹 2018)。所以1729年以后，进口鸦片都属于走私，是非法的。虽然在1836年7-10月，朝野之间有动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仅限物物交换以防银漏、并课税金，但这项动议很快就被否决了，从未成为官方政策。道光帝决心禁烟 (Chang 1970, 83-92)。
同一时期欧美各国对鸦片的危害认识不足。在英国本土，进口、买卖、使用鸦片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鸦片成为毋须处方的万能药，普通商店就可以买到，老少咸用；有时小孩哭闹烦心，大人会给喂鸦片以作安慰。滥用、中毒的现象较为普遍。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8和1839两年间，光是伦敦就有125起鸦片中毒的案例，其中27人致死 (Berridge 1978)。表１显示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鸦片进口量对比，虽然人均进口量以中国为高，但同期英国的增幅较大；两国人均鸦片进口量没有实质差异。英国政府一直到1868年，才初步了解鸦片的危害，通过《药店法案》，规定鸦片由药店专卖；但这对于抑制社会上鸦片泛滥，实在收效甚微 (Berridge 1978)。而那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好几年，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已经迫使清朝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就对鸦片危害的认识而言，蒙昧似乎战胜了先进。
表１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鸦片进口量对比
|
|
进口鸦片吨数 |
人口（百万）① |
人均进口量（克／人） |
|||
|
年份 |
英国② |
中国③ |
英国 |
中国 |
英国 |
中国 |
|
1834 |
21.8 |
996.4 |
25.194 |
410.197 |
0.86 |
2.43 |
|
1838/9 |
88.9 |
2,413.1 |
26.223 |
411.398 |
3.39 |
5.87 |
数据来源：① Bolt et al 2018. ② Berridge 1978, 438. ③ Chang 1970, 23 &34.
但当时西方社会对鸦片的危害还是有一定认识的。西医已经将鸦片确定为毒品 (Parker, Tenth Report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Canton, Being for the Year 1839 1840, 635)。受害者亲友当然深知鸦片的危害，其中就包括曾经四次担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格莱斯顿的妹妹海伦染上鸦片瘾，所以他痛恨鸦片，反对鸦片战争 (Isba 2006, 224)。当时旅华的西人、包括参与鸦片走私的外商当中，不少人是明知鸦片的危害的。英商鸦片走私的顾问、后来担任入侵英军顾问的传教士郭士立（又名郭实猎，本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 (Chang 1970, 26-27)。
当时来广州的英商，没有不走私鸦片的；他们多少受到英国国内鸦片政策的影响。外商中不曾走私鸦片的，只有同孚洋行的大卫·奥利芬（David W. C. Olyphant）和查理·金（Charles W. King），再加上一个内森·邓恩（Nathan Dunn），三位美国人 (Gulick 1973, 83-84)。
林则徐满心以为英国本国也是禁止鸦片的，曾两度致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寻求协助 (Lin,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1939) (Lin,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1840)。不消说这一误会激化了他对英国官方和鸦片商家的愤怒，从道义上更加鄙视走私鸦片的行为。他禁烟的决心、策略和方式都受到影响。而他信件中包含的事实错误和道德说教，更使一些外籍人士觉得荒唐可笑 (Gulick 1973, 90-91)。他给英国女王的信，不但没有起到加强沟通的目的，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误解。而当时英国一方对于鸦片危害认识不足，其国内没有禁止；其在远东纵容鸦片走私，虽然口头承认清朝禁烟的正当性、但实际拒绝真正合作，终于成为中英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Chang 1970, 177)。
二
鸦片走私是当时中西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法完全孤立起来看待。
英商不断从中国购买茶叶、大黄、丝绸等特产，以满足其国内市场需求。茶在十七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比咖啡略晚；都是外来之物，但芽叶较便宜、泡茶也比煮咖啡容易，所以英国市场对茶叶的需求更大。嘉庆年间，英国一年从广州进口的茶叶超过一万吨，茶叶关税占到国库收入的10%，相当于其海军经费 (Hsu 2000, 149)。来华的英国商船总能满载而归。
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及初期，除了鸦片，外商并没有在中国特别畅销的产品。雍正初年，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上装载的十有八九是银元，想买的很多，而能卖的太少。英商提供的棉、毛纺织品并不好卖。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衣食基本自给。普通人买不起进口棉布，而富人瞧不上，他们穿绫罗绸缎。一口通商的政策限制了毛纺品的销路，因为广州气候温暖。
对华贸易的这种大幅逆差当然不可持续。1773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他们明知清朝禁烟的政策，所以后来不是用自己的船，而是通过由他们发放执照的民间港脚船（country ship），向中国销售鸦片。英国逐渐取代葡萄牙，成为向中国输入鸦片国家中的头一号。随着鸦片在中国的畅销，鸦片走私的数量连年上升，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逐渐缩小，到1826年开始逆转。此后，清朝的纹银开始外流，数额越来越大。从1834年起，英国对华贸易不再由东印度公司专营，走私鸦片更加自由。
到鸦片战争之前，东印度公司的鸦片收益占到了其总收益的10%左右。而在1838年７月前的一年时间里，清朝流失到英国的硬通货接近九百万西班牙银元，折合纹银大约六百五十万两 (Chang 1970, 16-50)。就英方来讲，鸦片贸易是重要的收入来源、扭转贸易逆差的有效手段。对清朝而言，鸦片走私不仅败坏风化，还造成银漏，是导致国库空虚的原因之一。中英双方围绕鸦片贸易的利益冲突难以避免。
到了道光十八年（1838），真正说服道光帝严禁鸦片的，是林则徐指出，鸦片除了败坏风化、造成银漏，还危及国防。吸食鸦片成风的军队会失去战斗力，最终国家“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Hsu 2000, 179)林则徐能看清这点，是很有远见的。相形之下，英国政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意识到鸦片泛滥已构成紧急军事状况，分别在1916年和1920年通过两项法案，严格限制鸦片为医用 (Berridge 1978, 461)。
清朝官员但凡亲眼见过西洋军舰的，无不叹服其船坚炮利。但是当时中国对西方社会的进步，包括政治变革、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基本上一无所知，至多是从基督徒那里得来一点支离破碎的信息。林则徐虽说是较早关注外部世界的清朝官员，但他对西方的了解也相当有限。至少他作为钦差大臣刚到广州的时候，还跟别的官员一样，以为洋人离开了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不能消化 (Chang 1970, 131)。这不光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如果真是那样，洋人在开展海上贸易之前，不喝茶，他们又是怎样消化的呢？受这样虚假信息的误导，林则徐禁烟时，沿袭了动辄中止贸易以要挟外商的做法。反正天朝无所不有，中止贸易于己无损，但洋人就买不成茶叶、大黄，有不能消食的危险了。
他和邓廷桢等官员知道，洋船先进，而且因为对付海盗、都配有枪支，海上缉私把握不大。所以禁烟的重点放在陆地，不断给行商和外商施加压力 (Chang 1970, 144)。但他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工业革命正在全面展开，工业、军事技术已经整体上领先于中国了。蒸汽机的发明被迅速应用于推动火车、轮船（包括军舰）。钢铁、化工技术得到大的发展，大幅改进了枪炮的性能。与此同时，工业、军事、社会组织得以改进。林则徐和他的同僚完全没有充分预料到对方实力的强大。
林则徐既不了解外商为了平衡贸易逆差而产生的对于鸦片贸易的依赖性，也不了解外商提出的清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诉求的合理性，更不了解清朝可以通过自由贸易，从西方工业革命中受益，甚至开始自己的产业革命。这不能不归结于清朝当时外部信息的匮乏。林则徐禁烟，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没有看准问题的症结。而外商方面无视鸦片贸易给清朝造成日益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困境，无视清朝禁止鸦片走私的正当合理性，为了追逐私利，不惜借助英国政府力量、跟清朝对抗。
References
Berridge, Virginia. 1978. "Victorian Opium Eating: Responses to Opiate Us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Victorian Studies 21 (4): 437–461.
Block, Brian, and John Hostettler. 1997. Hanging in the Balance: A History of the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in Britain. Waterside Press.
Bolt, Jutta, Robert Inklaar, Herman de Jong,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8. "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8. Janurary.
Bridgman, Elijah C. 1940. "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9.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1839. "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1-8.
Chang, Hsin-pao 张馨保. 1970.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New York: The Norton Library.
Chen, Li. 2009. "Law, Empire, and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Sino-Wester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Lady Hughes" Controversy in 1784." Law and History Review 27 (1): 1-53.
Deetz, Kelley Fanto. 2017. "Finding the Bones of Nat Turner, American Rebel." National Geographic History.
Gulick, Edward V. 1973.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su, Immanuel C.Y. 徐中约. 2000.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6th.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a, Anne. 2006. Gladstone and Women.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Lin, Tse-hsu 林则徐. 1840.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Feb: 497-503.
—. 1939. "Letter to the Queen of England." The Chinese Repository, May: 9-12.
Parker, Peter. 1840. "Tenth Report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Canton, Being for the Year 1839." 628-39.
Parker, Peter, and Dehui Yuan. 1875. Huada'er Geguo Lvli滑达尔各国律例 The Law of Nations by de Vattel. Vol. 83, in Haiguo Tuzhi 海国图志 [The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aritime Kingdoms], by Yuan Wei. Pingqingjinggu Dao, Gansu.
Robbins, Helen H. 1908. 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 An Account of the Life of George, Earl of Macartney. London: John Murray.
Vattel, Emeric de. 1844. The Law of Nations. Translated by Joseph Chitty. Philadelphia: T. & J.W. Johnson.
吴坤修等. 2012. 大清律例根原. Edited by 郭成伟.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廷玉, ed. 1958. 清朝文献通考. Vol. 33. 台北: 新兴书局.
清实录馆. 1986. 清实录. Vol. 27. 北京: 中华书局.
茅海建. 1995. 天朝的崩溃. 北京: 三联书店.
萧一山. 1962. 清代通史. Vol. II. 台北: 商务印书馆.
陈垣, ed. 1974.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台北: 文海出版社.
黄丹. 2018. "1840年以前清代制作、私贩、买食鸦片罪的法制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5): 203-213.
黄伯禄. 1894. "正教奉褒." In 中国天主教史籍汇编, edited by 陈方中. 台北: 辅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