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和传统媒体以及听证会无法解除信访压力
2006年10月6日
何必
我国将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和信访机制，并利用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等听取意见……（略。）
后天，也就是10月8日，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要召开，各方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本次全会的议题和主旨，并试图找出能够见微知著的迹象，甚至影响会议；其中不排除与会者中故意放出风来试探民间反应的成分。这两天，各大网站都在最显眼的位置发布了本次全会要讨论防范和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文字，凸显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题的旗帜鲜明。
但什么是“特殊利益集团”？（按照刘军宁的说法，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利益集团，因为没有利益集团产生的条件。姑且不从学理上讨论利益集团的界定，为了讨论方便，使用如此概念并无大碍。）这种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不清。任何利益集团都有其特殊性，相对于社会其他群体而言都可以是“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此，我倒是倾向于孙立平的分类法，既将社会上的利益集团分作强势和弱势两大类。
弱势的利益集团应该不难区分，下岗工人、城市农民工、农村人口、城市低保人群、以及越来越贫困化的城市白领阶层等等。
而强势利益集团何许人也？在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当中，就是各级地方政府。按照政府的定义，我们的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合格的，统统沦为惟利是图的急先锋和权钱交易的核心角色。由此，才有了独家或者寡头垄断的挥之不去，才有了基本品价格的水涨船高，才有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越来越质次价高、供不应求和假冒伪劣。
本届中央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法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两年来，国内形势未见明显改善，部分地区和领域还继续恶化着。现在影响和谐社会的几个核心因素不仅存在，而且比四中全会时还要严重。这些，从我们身边房价、公用事业产品价格、教育医疗价格等的变化趋势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对本届最高委府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中共十七大之前陈良宇被拿下，就是这种争斗的阶段性公开化了的表现之一。
现在，宣传上又将信访机制拿出来说事，看上去要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把子力气，让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者有个利益表达渠道，并建立相应的利益引导、疏导和保障机制。
看上去很美，确实如此。
说“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将在更高、更广的选举制度层次上得到体现”，好像现在我们已经在挺高、挺广的层次上体系了自身的利益诉求，现在要做的只不过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事了。这种说法大概也就是媒体上的白纸黑字本身有着扩充版面的意义，连写作者本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八股而八卦的说法。
网上流传拿毛泽东语录对当下社会事务点评的内容。
越级上访就是违法！ （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村头标语）
（何必注，略。）
媒体报道，近几年，在工作日，常常有上千人来到北京各个政府机关上访，期望能够遇到现代包青天。这已经成为首都的一大政治风景——告御状。据估计，全国一年的信访总量不少于500万件，涉及上千万个家庭；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最高人民法院上访。在北京有一个几万多人聚集的“上访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冤情的农民和下岗工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又不能回家，就干脆租房住下。
媒体报道，据国家信访局的统计，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极上升0.3％，而县级反而下降了2.4％。另据报道，2004年，全国各级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信访1373.6万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访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体上访增加了73.6％。发动一两次战役式行动，不可能真正化解目前的“信访洪流”。
这反应出什么？基层已经出现政府彻底的失灵，政府在基层的公信力不复存在，国民对于地方公权力的信任度极度残缺，越到自己身边的政府机构越缺乏信任，这是多么可怕的局面。而最高当局的信访部门对于汹涌澎湃的信访大军的冷漠和拒绝（媒体上此类报道甚多）也将上访的人们残存的信任化为乌有。
而各地派出专门的执法人员到北京的最高委府信访部门周边对本地上访人员进行围追堵截的报道，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地方上真实的社会情形。
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势不可挡的信访洪流不约而同浮现在社会上并让当局不胜其烦呢？这恐怕并非人们闲来无事。由于立场保守而日益被边缘化的甘阳最近认为，中国改革25年来的巨大成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只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和国外资本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以往的社会主义福利和社会保障机制例如廉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以及退休金等制度都曾极大保护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社会最低需要”。但晚近以来社会大众的不安日益明显而普遍，其原因恰恰在于近年来的许多宣传和措施日益无视“社会最低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上的教训都在提醒我们现在是需要认真重新检讨的时候了。
让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来充当信访困难缓解者，恐怕这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无论是网络还是传统媒体，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当中都属于意识形态范围。中国入世的最后当口，面对米国人的要挟，中国必须在媒体和金融两个领域部门中开放一个，结果，中国举世罕见地选择了金融，而不开放媒体。要知道，金融开放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只有区区30个国家如此作为，因为金融牵涉到主权国家的经济命脉，连那些自由主义叫嚣最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鲜有开门的。中国并不是不知道金融开放对国家以及国民的安全意味着什么，只能看，在媒体和金融两个领域当中，两害相较择其轻，也就是说，开放金融的风险要比开放媒体的风险小，如此就可以知道，网络和传统媒体的政治经济属性了。
靠了这样被官方死死把握的（网络和传统）媒体，能够成为国民利益表达渠道，并形成利益引导和保障机制，这恐怕是个彻头彻尾的天方夜谭。
2005年10月18号法新社巴黎消息：此间的国际新闻自由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四发表2005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这份报告所列出的167国家和地区中，新闻自由程度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是丹麦、芬兰等十个欧洲国家；后十位依次是越南、中国、尼泊尔等。朝鲜再次名列倒数第一。该报告表示，从总体上来看，新闻自由在西方国家有所退步；在伊拉克，不但没能取得进展，甚至有所恶化；而在一些新近独立或自由的国家则有所进步。
再来看网上流传的毛泽东点评。
（何必注，略。）
至于说听证会，自从这个词汇由于2002年春运铁道部召开价格听证会以来，逐渐为国民所知晓，并且成为涨价的代名词，逢听必涨，以至于人们听到要召开听证会，就认为什么玩意儿又要涨价了，将听证会与涉及千百万消费者切身利益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联系起来，这也算是中国特色了。
贾西津在“北京出租车调价听证会质疑”一文中指出，听证，原意是在剥夺一个人基本权利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意见的一种“程序正义”，现在作为权力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民主决策的方式，其核心含义是在决策前对决策可能不利的相关者“充分听取意见”。因而，行政决策听证的制度意义在于四点：第一，在做出有关决策之前；第二，是“充分听取意见”的过程；第三，听取的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意见；第四，特别要听取的是政策“不利”方的意见。
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听证会究竟是什么货色？我曾经就北京市水价听证会代表的选取写了点子文字并见诸报端，认为听证会成为圈（体制）里人的聚会，而最该参与听证的人群却被排斥在会场之外。
北京市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事前发布的名单当中，仅有的出租车司机代表被网上指责为工贼，其身份中有太多的政治荣誉和权力色彩，而且基本上是不用上路拉活只需要在工作日期间参加形形色色会议的主儿。最终的听证会上，如此代表莫名其妙地没有出席，官方也为就此给出任何交待。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的公益诉讼完全由公民个人从事，最该担任如此职责的检察院却躲在一旁不为所动。而且，公益诉讼基本上都是以作为原告的公益诉讼起诉方败诉为结局。同时我们也知道，法律原本就是维护程序正义的，并且以维护弱者为天职。法律尚且如此，我们还能指望着从完全被行政当局一手操持的听证会上获取一点程序正义？
所以，依靠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根本无法解决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引导和保障机制的建立。
利益的缺失甚至被剥夺是利益表达、引导和保障机制确立的背景。杨启先认为，我们虽然经过了20多年改革，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在经济领域，效益效率仍然十分低下（每年消耗资源性产品占世界比重，煤炭达31％，钢铁达27％，有色金属达25％，水泥达40％，石油天然气也占到10％）。二、在社会领域，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三、在政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
这几个问题，是网络、传统媒体、听证会能够解决得了的？比如，让由腐败分子掌握的网络、传统媒体或听证会来反腐败，进而改善分配不公和不正之风，这是可能的么？
据美联社2005年9月21号报道，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敦促中国走向民主，并且预言，目前中国一党专政的制度不可能持久。佐立克在纽约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涉及了两国关系中所有的方面，但重点是敦促中国改变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化。佐立克指出，封闭的政治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永久的特征，它甚至难以维持。他说，中国需要一个政治转变，使政府对人民负起责任和义务。在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佐立克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无法妥善处理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他表示，那些相信通过经济增长和提高民族意识来加强统治的中共领导人，正在经历一个有风险和犯错误的过程。佐立克说，中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压力，中国只有一个工会，但却出现众多的罢工；一个由农民运动而获得权力的政党，现在正遭遇来自农村的暴力抗议；一个拥有众多警察的政府，却无法控制住犯罪的蔓延。佐立克表示，美中关系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关系。除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否则华盛顿就有可能采取制裁行动。
这个佐立克，被国内媒体热捧为对华友好者，由于他提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并为小布什所接受，因此成为中国舆论广泛赞颂的人物。虽然他现在已经去职，但对其职业贡献、特别是利益相关者概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褒扬，却别有用心地将其有关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预测甚至施压闭口不谈。
孙立平在第25次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发言时介绍，大约在四五年前，我讲过三句话，现在加上一句，是四句。第一，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说主要的问题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第二，这是一种最愚蠢的结合。为什么？是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精英，专门用右的社会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无论是精英还是老百姓都不满意。第三，怎么办？非常好办，非常简单，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现在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觉得可以加上一句，现在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全部向左转。
政治和意识形态乃至社会政策全部向左转，在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相当右倾的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政治生态也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温铁军给我发来的“问题与选择——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内容里，有北师大社会政策研究机构陶传进的说法：对于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我想做出几个比较明确的判断，（略。）
如此一来，仨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等的作用和影响，都会因为政府角色的日益模糊化而淡化、削弱和混乱；陶传进没有提到的是，当作为教化典范的各级委府成为贪赃枉法重地并制度性地产生着陈希同、王怀忠、张恩照、陈良宇之流之际，中国人观念中的“信”（信仰、信任、信心、信用、信服、信托、信号等等）势必将全部损毁。当所有这些“信”都去除掉后，剩下的除了信访还能有什么呢？而如果连信访这条最终的求生救济之道都阻塞了，后果会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