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无思：概念和理论构造中的西方历史 （a）——— 西方历史的幻灭（17）
【摘要】概念和理论构造，是西方用来征服世界的主要思想和学术武器，是西方软实力的核心部分，在过去的200多年中，成功助力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文化殖民。本文试图以西方历史构建为例，证明概念-理论构造本质上是一个希腊思辨/论辩（诡辩）过程，不能提供历史可信性和可靠性。通过对荷马史诗在文学和历史属性之间差别的简短分析，本文揭露了西方历史理论能够混淆现实与想象的“忽悠”性质，以警示中文世界加以注意和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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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号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会包括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而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以及其他各种中、英文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认可这一知识和术语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确实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本文系概念-理论-历史话题的初步讨论，有待整理。其中可能的段落和文字混乱，企盼读者原谅。）
相对于中国历史的档案记录性质，构建而来的西方古代拟真历史（virtual history），其核心性的重要特征是概念和理论构造。
概念和理论构造，是希腊思辨传统发展到今天成为西方学术丰富繁荣的基础，也是西方用来征服世界的主要思想和学术武器，即美国政客口中的软实力的核心部分。
大家还记得吧？近十多年前，美国智库学者和政客试图构造新的地理名词，把南中国海改名为西菲律宾海。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经济实力还十分羸弱的时候，也许就成了。而一旦修改成功，这一片海域的归属将在潜意识的层面影响世界，并进而影响意识层面的中/菲/美三国的外交博弈，使中国海洋利益受损。但毕竟南中国海这一名称有着深刻的历史根基，并且早在16世纪就已经为葡萄牙人带回欧洲，要想在今天中国恢复强大的时候更改，没那么容易。
在学术和现实的双重层面，概念和理论构造的意义是巨大的。语言哲学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地位如此崇高绝不是浪得而来，因为语言相关的各种学术成就在上层建筑的实际层面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并且已经非常充分地为西方带来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心理征服，而心理征服恰恰是文明和民族征服的终极阶段。
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构造带来历史、文化、精神的革命性全新构建，进而强力支撑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论述和物质层面的胜利，这是19世纪以来西方成功征服和统治世界的秘密。
概念和理论构造是西方世界刚刚在阿拉伯民族的带领下脱离矇昧，进入近代之后，立刻受益于印度和希腊传统的一颗最甜蜜，最大力补气的神药。以17世纪以来以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为先驱，西方世界从此发现概念思维的核心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几乎所有学术领域的基石。其应用于人文世界，则充分发挥了其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开疆拓土，助力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殖民事业。从土地意义上的殖民开拓，到历史构建，乃至现代文化，文艺，媒体，金融，经济领域的各个新型殖民领域，这方面的发展与应用至今已经臻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如今，发明概念，构造理论，创造拟真现实，操控思想和价值世界，已经成为西方文明区别于并战胜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质。
构建历史，只是概念和理论创造应用于历史领域的一个具体实践。
西方世界在12-13世纪到16-17世纪之间形成、汇集而来的各种有关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文献、历史题材著作，文物，无论真实或者伪造（见Freeman，Grafton等人的著作和论文），为近现代西方人文学者提供了构建这一地区历史形象的原始资料。14-15世纪之间开始出现，大约19世纪蔚然成学的考古学，通过真伪夹杂的文物，在自定的规范中能够无限诠释的方式，又为学术世界提供大量介于真假虚实之间的“原始资料”，从而为西方古代历史的丰富叙述，填补越来越多的内容。
这些描述和文物遗存提供的原本是浑然无序的原始资料，原本缺乏时间框架，叙述和意义线索，甚至地理空间坐标，很难构成历史叙述。这就促使西方学者花功夫对此进行创造性的想象研究，对此加以整理，规范化，赋予秩序，以方便精英和大众阶层的共同接受，其中概念和理论构造就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说，西方古代历史完全建立在12-13世纪以来与概念和理论支持下的各种相关传说/推测之上。为此，学者们勤奋构建时间和地理空间坐标，分配（attribute）古代作者到某些文学、哲学、历史类著作等古代文献（ancient literature），判断（judge）或者分配（attribute）古代文物，艺术品，钱币的年代分布，外加19世纪以来的考古学猜测和想象。
诚实地说，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绝大多数学者的初衷是为了帮助自己了解和确立欧洲民族的历史来源，就像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长大以后会坚持不懈地寻找双亲，因为寻找心灵归属是人类天性。没有历史，那就尽可能地在残缺的事实和想象中构建历史。
金庸小说系列中人物、时期、地点、文化和武功拳法等都有某种程度的相互联系。小说细节所提供的拟真事实足够提供充分的原始资料构建金庸世界的拟真历史，可以与现实世界的历史相平行。
同样性质的这些古希腊、古罗马文学性质的文献和文物，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通常不过只是提供佐证，补充说明政府档案记录基础之上自然积累形成的中国历史。
一个值得充分强调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古希腊、古拉丁（罗马）文献，著作，都是12-13世纪以来，通过为数不多的一些文艺复兴学者兼掮客兼伪造者，起先汇总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区的贵族和教廷的图书馆，然后推动形成了以贵族和教廷为赞助人的古典研究学术社会，进而推动个人以及研究所、大学为单位的学术研究。
也就是说，古代历史的基本骨架，重要的历史概念，民族，地区，事件等，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渐渐形成系统的叙述。
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讨论到民间流传的，零散的，非系统的，基于民间作者个人兴趣的，关于过去的叙述和写作构成古代历史的文献和著作来源。此外，文物一类包括铭文，钱币，艺术品，以及其他古董物件也参与构造古代历史。
正如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所有这些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在可信性，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重欠缺。表现在文献与文物的虚实相间，真假难辨，普遍而又延绵不断。如果说，古代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那么，文献伪造就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关于神祗、神器和寺庙的叙述；如果古希腊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那么，那个时期的荷马史诗就已经被国王和政客刻意篡改，先知的预言就可以被首席祭司篡改。
不过，当西方学者指称这些故事为伪造历史文献实例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先期偷运了一个概念，即，把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标签为历史，或历史文献。
比如，荷马史诗本来只是吟游诗人的说唱话本，具有口头文学的性质。文学具有可以任意改动的特性，不是历史记录，更不是历史档案。在流传中无论谁改动，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把千年口头说唱积累而成的话本当成历史记录，则其中本来属于常态的文学改动就变成了历史文献的篡改。
荷马史诗作为说唱话本在欧洲地区流传甚广，即便在古代，不同地区的说唱差异也很大。据说最早的文字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但这也是来自近、现代学者的研究，猜测。随着19世纪末期Heinrich Schliemann对特洛伊牵强附会的考古学发掘，推测，依据荷马史诗的想像性发挥，这部文学作品越来越被赋予历史文献的色彩。
荷马史诗之所以能从文学作品转换身份为历史文献，其依据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口述-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
这一理论最早是由帕里（Milman Parry）和他的儿子洛德（Albert Lord）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们认为荷马史诗最初是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式创作，然后得以口头流传。帕里和洛德及其追随者在阐述这一理论时表明，史诗可能是基于早期的真实故事或对过去事件的记忆；这些故事或记忆以口头传颂的方式流传下来，并在流传中不断地得到改编以适应程式化的结构。此外，19世纪末期以来在特洛伊发现的考古证据也为史诗的历史因素提供了支持。因此，荷马史诗可以被视为口头传统，诗歌形式和潜在的历史真相的结合。
但是，这一理论忽略了不同地区流传的不同版本之间有时往往比较大的差异。同时，19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并不能证明或证实荷马史诗中故事的真实性，其中展现出来的各种猜测和理论往往经不起推敲。比如阿卡门农的金箔面具（Mask of Agamemnon），施利曼于1876年单方面宣布发现这只面具，单方面
宣布这属于特洛伊战争中迈锡尼国王所有，并且单方面宣布其制作年代为公元前1550年左右。这些单方面的宣布均缺乏实质性证据的支持。后世研究者基本上对这些单方面的宣布直接采纳，并且作为考古学发现对古希腊历史的补充，写入历史。
虽然主流历史教科书依然将荷马史诗描述的各种故事如特洛伊战争等作为历史事实，但越来越多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荷马史诗中的故事不足以采信为历史事实；同时，特洛伊，克里特岛的考古发现也不足以支持特洛伊战争和迈锡尼文明的真实性。这些历史名称更应该视为19世纪历史和考古学家的人文历史想象，历史概念的创造，而与科学的历史学没有关系，更与真实历史没有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当代古希腊研究的学者著述。
比如，曼弗雷德·科夫曼（Manfred Korfmann），他从1988年到2005年去世一直担任特洛伊挖掘工作的负责人。科夫曼认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特洛伊战争曾经存在过，并认为特洛伊的故事可能被夸大了。另一位否认特洛伊发现的文物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考古学家是辛辛那提大学教授约翰·M·奥茨（John M. Oates），他在1988年写了一篇论文，挑战《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记录的特洛伊战争的传统叙事。奥茨认为，没有考古学证据支持其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
其他学者如约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夏洛特·巴斯塔德（Charlotte Bustard ）和梅根·塞尔吉森（Megan Sergison）等考古学家，也对特洛伊出土的文物是否与特洛伊战争有关表示怀疑。她们认为，考古学证据太少，不足以最终证明在特洛伊发现的文物与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有关。
另一方面，理论的发明本身并不额外提供这一理论所试图解释现象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荷马史诗中讲述的故事如果来自历史，只能直接取决于原初故事的创作者和传颂者诚实叙述这段故事作为历史的意愿，对其加以真实叙述的能力，流传过程中可以保证真实性不会流失的各种因素等。而如果讲述的故事是历史，那么，符合良好可信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只能是富于诚实历史记录意愿和能力的专业史官和文字记录。只有专业史官留下的专业历史文字记录才是人类基于其有限的人性所能做到的最可能可信，最可能可靠的历史记录。
用发明理论来为升级文学作品为历史文献，寻找历史文献的现实形成过程以外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本质上是希腊诡辩技术（dialect）的实际应用。本号在简无思：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4）：诉求，知识，亚辩逻辑与真理一文中对西方理性思辨与诉求/论断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已经有详细说明。
在论证“荷马史诗等于历史文献”的论辩（诡辩）案例中，应用”口述-程式理论”为之辩护的诉求/论断出发点就是，首先设定（论断）口述内容就是历史，流传过程即便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就是历史传递的过程（论断），口头文学历经各种改动依然不改变其作为历史（论断），最终口头文学转变为书写文学因而依然是历史（论断），既然历史现在以文献形式呈现，那么荷马史诗就是历史文献（论断）。至此，结论来到出发点，完美“论证”了原初论断等于论证结果，而实际上，每一段关键的“论证”其实只是增添新的“论断”。这样，整个论证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引进数个新论断，围绕最初论断展开堆砌式的支持，构成一个漂亮的论断链，却以论证链的形式出现，最终形成一个对原初论断的强化，也就是结论。
古代口头文学固然可能其中含有重要的历史成分，但流传过程中的内容增减导致某种程度的失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西方学者并不否认。问题是，1）口头文学就是历史文献，或者2）口头文学包含历史因素，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必须分清，不可以混淆。但是，“口述-程式理论”恰恰就是为了达到混淆的目的而发明出来，从而达到了偷运“荷马史诗”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成为“历史文献”的目的。
更何况，荷马史诗流传到15世纪，开始形成现代文字版直到今天，版本众多，基于什么理由或者出于什么原因确定了今日流传的版本作为唯一权威版本，并获得历史文献的“头衔”呢？
当然帕克和洛德的论证过程并非这样简单直白，这只是本文作者对这一过程的简化而又直观的揭示，以便有助于读者认清这一理论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诉求/论断的自我循环论证。这一循环论证的核心就是不断引进新的不需逻辑论证的诉求/论断。
有这样一个普通心理学实验，大家都不陌生：在一个10-20人前后排列的队伍里，从第一位开始，一个一个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向前（或者向后）转达实验者交给第一人的口头信息。往往传到最后，信息已经面目全非，并且错误率与失真率均与参与实验的人数成正比。也就是说，参与传递的环节越多，信息越容易出错，并且偏离原来的信息程度越高。
“口述-程式理论”如此，人文与历史领域的许多其他西方理论本质上都是如此，即，理论体系其实就是理论家围绕其核心诉求/论断，不断引入其他诉求/论断，以及公理/定理的自我循环论证。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是，概念和理论构造加持下的文学作品固然可以在学者世界里历史文献化，但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叙述其可信性和可靠性仍然只能停留在文学作品的层面。
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人士自己也经常迷惑于历史与文学小说之间区别的主要原因。
近几十年来，不但荷马史诗如此，犹太民族的旧约圣经也如此，均大致以同样的理由将充满宗教和神话色彩的文学传统转化为历史文献。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不忘发明不同标准的理论，用来否定中国的夏朝和夏朝以前的历史，虽然这些中国历史的文字和考古证据与古希腊、古犹太相比，充分而坚实得不可以道里计。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打个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