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年時代，是文學青年生產過剩的時代。在那時候，青年人只有文學青年和胸無大志青年之分。凡有點理想，有點志向，不想過得太平庸的青年，基本上都是文學青年。
究其原因，首先是那時候的青年人沒有任何正常的娛樂方式，手機、電子遊戲、酒吧、KTV 等都還沒誕生，而上一代人的娛樂，如麻將、電影戲劇（除樣板戲）、跳舞、都已被封殺。於是，看小說成為唯一可行，並且負擔得起的娛樂方式。
閱讀可以讓我們暫時逃脫貧困乏味的現實，泛舟在虛擬世界的海洋上。任作者的筆把我們帶入快樂的浪尖，或悲哀的深谷。在那個荒唐動蕩的年代，這是心靈唯一可以棲息的綠洲，我們在其中度過少年和青年時代最快樂的時光。從這一點來說，書是我們那時的精神遊樂場。但同時，它又是我們的校園。以我個人為例，我小學四年級開始文革，從那時起，直到我結束我的最高學歷教育--初中畢業，學校就從來沒有像個學校的樣子，正正經經地從事教育。我之所以今天還能寫點東西，幾乎完全拜閱讀所賜。這種學習範圍廣泛，無所不包，便又零散破碎，不成系統。其後果就是我現在這樣好像什麼都懂點，但細究起來又什麼都不懂的“雜家”。
但是當時閱讀的時候，並無把書籍當作學校的想法。那個年代十多歲的少年，哪會有這麼高尚的動機。那時看書純粹是為了快樂。零食和小說，是我的最愛。如果能吃著零食看小說，那就是天堂級的享受了。但如果再讓我從吃飯和看小說中間作一選擇，我曾選擇了看小說。有一次，還在文革前，我在母親的校長室裏坐著看書，校長室連著一間小小的圖書室。母親有事出去了一天，我就在裏面看了一天的書，連中飯都沒去食堂吃。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就一直这么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长了知识，这也是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吧。
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就是这么看着看着，把自己看成了文学青年。別無選擇，不當文學青年，又能做什麼呢？無書可讀，無業可就，在那個動亂的時代裏，前途一片蒼茫。只能鑽進書籍裏，做著文學的夢，夢想自己成為小說家、詩人。對於絕大多數人，這個夢永遠只是夢。但這畢竟是有益無害的夢。對自己來說，這樣的夢想會對那個荒唐的歲月保持免疫力，在那個可以明目張膽、理所當然地作惡的時代裏，讓倖存在書本中的人性力量保護自己的心靈，看清善與惡的分界線。對於社會，這更是有益無害。文革剛剛結束的80年代，整個社會會變得那麼健康向上，充滿正氣，以至被稱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好的十年，我想這一大批文學青年的存在是功不可沒的。
當然，除了毛著作和科技書籍外，當時沒有幾本書是可以合法存在的。在撲天蓋地的“破四舊”運動中， 人們“自覺革命”交出了家中自己認為是“四舊”的一切，書籍當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紅衛兵們並不相信你的自覺，還需要用抄家來再證實一下你革命的徹底性。所謂抄家，並不是光抄“階級敵人”的家，而是每家必抄。紅衛兵的抄家隊一來，挨門挨戶，翻相倒櫃地找他們認為是“封資修”的貨色，然後裝車拉走。至於他們是以什麼標准認定，誰也不知道。估計是他們看不順眼就是封資修吧。抄走的東西不給收條，人們也不覺得什麼不對。不會有人產生私人權利被侵害、私人財物遭剝奪之類不合時宜的感覺。反而都會因為沒有事先交出這些東西，自覺革命不夠徹底而暗自慚愧。
正常的時代，社會的各種變化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荒唐的時代，就像人發了瘋，會做出各種不可預測的事， 這些事情正常社會的人完全無法想像的。所以稱之為荒唐。
抄走的東西門類極雜，但一大部分是書籍。要消滅這些附著封資修陰魂的毒書，最好辦法是幾千年前老祖宗用過的“火化”。“三十四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 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記得那年我讀書所在小學操場裏，堆了兩大堆書，燒起來火光沖天。我放學走了很遠，天上還有紙灰落下來。我們小小地方尚且如此，大城市的焚書氣勢肯定更是驚天動地。這種大規模的焚書，古今中外，大約也只在中國發生過兩次。這次的規模比幾千年前的第一次，不知要大多少倍。奇怪的是秦始皇的焚書，作為他的符號，流傳千古。而這一次，除了我們當事人的記憶之外，沒有留下什麼痕跡。究其原因，一是有人刻意遮蓋，二是相比當時發生的一些更荒唐的事，如逼死兩個親密戰友、大串聯、全國範圍的武鬥、忠字歌忠字舞等等，這種世界級的焚書也不過是小事一樁。由此可見，偉大領袖胡作非為的豪氣和能力，遠勝於他幾千年前的前任。製造荒唐的能量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在文革期間創造的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跡，古今中外都難有人與之比擬。我們作為親身經歷者，是否該為他驕傲並為自己感到榮耀呢？
焚書的直接後果就是我們這些文學青年的閱讀來源大大減少。刼後殘存的書，特別是外國名著，被我們當作至寶。我們日常的生活目標之一，就是找書看。借書當然是最主要的途徑。一旦有誰運氣好，借到了一本好書，身邊的都受益。但好書是寶貝，書主一般不輕易借出，如果借出都要定下還書時間。借書人和他的朋友們就只能排好時間，輪班看。如果還書的時間急，就須通宵達旦地流轉。有一本書輪到我時是晚上，就一夜不睡，看完後，一早就給下一個等著看的人。古人的“頭懸梁，錐刺股”，也不過如此吧。除了借之外，還有交換著看，我本人就有幾個交換書的朋友。一定時間內聚一次，以書易書。
其次是抄書。在古代印刷術出現之前，書太約都是抄的。我們身處的那個時代，本身就是個大倒退的時代，所以抄書也無足為奇。一些罕見的經典，看了一遍不夠，舍不得還給人家，就只能用抄這個原始武器了。我在初中時，抄過《唐詩三百首》。過些年翻看，稚氣的字體抄著當時看不懂的古詩，好笑之外，還能感覺到當時上進的心。
不能不提的是偷書。這在當時很流行，相信不少同齡人都當過這種雅賊。魯迅的書是當年可以合法存在的為數不多的文學書之一，《孔乙己》裏面的讀書人偷書不算偷的理論，壯了文學青年們的膽。偷的對象是各類圖書館以及存放查抄書籍的庫房。偷書畢竟是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不敢張揚。在那個年月，這種偷書可以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與其讓這些書在庫房裏睡覺，甚至時刻還有被焚屍滅跡的危險，還不如偷出來慰籍那些飢渴的心靈。
當時的閱讀範圍很有局限。我們能夠得到的書籍基本上都是49之後、文革前的出版物。不外乎國內左派作家、蘇聯作家、俄羅斯革命前的作家。連這種已被甄選過的讀物，文革中都被視為“毒草”。但我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能到手一本書就是萬幸了。閱讀的局限肯定造成了我們思想以至人格的局限，其後果不知如何評估才對。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已經是做得最好了。至少我們能夠在文明的思想薰陶下成長起來，沒有被那個野蠻、荒唐、違背人性的時代所淹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