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傳来了六、七起以往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的噩耗,其中就有多位是多年来与我共同战斗过的外科和麻醉科的医生,他们生前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又重新展现在眼前.李占元医生就是其中比我晚了三屆毕业的学友.
李医生少年时体质较好,又善於足球 运動,曾被选拔为济南体校一名少年足球队员,后考取了山东医学院,和我又同是山医足球队々员,一起训練、参加比赛,两人接触的机会较多,毕业后又同我在一个科室工作,加之家庭背景略有相似,彼此的交往更易沟通,关系更为密切.
李医生早年丧母,继母被续弦后也未能生儿育女,他便是家中的独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与培养.父親家规很严,傅统的道德理念,各种的礼仪规范必须要遵守,故他养成了谦和礼誏,处世为人从不张揚、跋扈,凡事小心謹慎,这也是大家彼此建立友谊的基石.但美中不足的是,因父親在济南经商,经營了一家店铺,结果在划成分时定为资本家,这就成了他要用毕生的力量想去卸掉的政治包袱.
他的妻子张春玲医生是我的同乡,是烟台当地“所城里”的大户人家.她是屬“春”字辈的一代人,这一辈人年令与我相仿,其中不少都是我中学的校友.她父親寄居在济南时,因为是同乡可聊的话题也更为廣范.以后老人患有肿瘤,又是我親自挚刀为他手术.
彼此的交往中还有一段可讚许的佳话: 文革初期我结婚时,从親友那里借来了一间小屋成为洞房,桌子上放满了成堆的革命化的礼物,有精装的、简装的、合訂的、分装的、有红色塑料皮的,有燙着金字的雄文四卷; 有大小不等、图形、长方形的、金属的、塑料的纪念章，还有在暗处可以闪闪发亮螢光的； 各种不同形状的石羔塑像占了桌子的很大地盘, 最不论不类的一幅是他老人家衣冠楚々，一身整齐的中山装,横握乒乓球拍的机織湘绣.
夜近午夜,参加革命婚礼的人相继离去,当我们刚要休息的时候,忽然有人轻々地叩門,开門一看是这位李医生,只见他手中提着一个大包袱,悄悄地進了屋,关上門低声的说：“很对不起,深更半夜来打搅了.你们结婚,我很高兴,想送点礼物，又不知送点什么好,左思右想,考虑再三，方买了一口鍋.咱们都是平民百姓,食为人之本,民以食为天,别看桌子上那一大堆物件，既添不饱肚子,又解不了口渴,解决不了半点生活的实际问题,对咱们而言,吃饭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刚才人多,怕影响不好,没敢来,现在人都散去才敢送来.” 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真正感到人世间的真诚和温暖.日后这鍋便朝夕与我们相处, 鍋底漏了,换个鍋底继续使用,直到出国时才依々不捨的与它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