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观鹰与中国人的办事效率

上个周末，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幸运，在圣路易斯的森林公园看到了鹰。我使用手机在公园的三个电线杆和水边跟踪这个幼鹰，还拍到了她的展翅。

任凭路中央双向汽车的轰鸣声，它总在那里。如果不是我离的很近，它是不会飞走的。它飞到水塘边玩一会儿，然后又回到电线杆停留好久。从它长时间站在高的电线杆注视远方看，它拥有秃鹰的特质。

随后在办公室与鸟类学家阿肯森教授研究了好久，他在读医学院前差点去密西根大学读鸟类学博士。他在堪萨斯大学的教授当时要转到密西根当教授，可惜该教授患癌症英年早逝。

可是这次我的照片也把阿肯森难倒了，我们的共同认知是，这是一个幼鹰无疑。但是因为羽毛没有成熟，所以阿肯森在美国秃鹰和Red tailed Hawk（红尾鹰）之间犹豫，最后不能定论。

阿肯森高度怀疑是红尾鹰, 还是没有定论，反驳的理由是尾部沒那么长。颜色只是后来才呈现的，鉴别诊断比较难。这应该不是Falcon (猎鹰），猎鹰可以经常在医学院出沒，但是猎鹰的翅膀幅度没有这么宽。

在华大内科的CPC (临床病理讨论会）上，阿肯森曾经是被频繁邀请的嘉宾。我很多年听下来，见证很多次他在十分复杂的鉴别诊断中弄对最后的诊断。这常常令人叫绝，印在几代医学生的脑海里，做科学这么好的人也善临床是很少见的，堪称华大医学院的经典传奇。

听华大内科的CPC还有个特点，这些资深医生教授都在这里行医几十年，但是他们几乎都喜欢说，“我在MGH (麻省总院）见过类似的病人”；“当年我的Brigham (哈佛附院）的attending 提醒过我”。

我开始还不懂，后来悟过来了，他们就是在吹自己在哈佛受训的牛。类似华人社区有位陪老婆在耶鲁读书的人也喜欢说：“兄弟在耶鲁的时候”。

最近遇到的一个事情，让我们在美国对中国之速度和中国人的刻苦程度印象深刻。我作为四位华大教授署名的评述科学文章的通迅作者，昨天收到文稿的清样Proof，这是排版前的最后一个可以更改的步骤。

因为述说的基因与蛋白质的写法没有跟上时代，我需要逐字更改。如果是CFH的基因需要变成意大利字体，如果是蛋白CFH那么这个C应该去掉，只应该写成FH。大家知道补体系统很复杂，活化和抑制成份的蛋白与基因有几十种，如果需要我要都更改，对我来说是很烦的一道工序。

我那天忙到深夜，直到快一点钟才送给了编辑，没有想到编辑在第二天的清晨全改好后送回给我。在一个中国完全不熟悉的英文科技出版业，中国都能做的这么快，非常impressive！

在接受邀请写这篇评论文章时，阿肯森要同事去打听这杂志怎么样，得到的反馈意见是这个杂志很新，还沒有过任何的排行等评价信息。我坚持说，这杂志虽然在中国创办与经营，但是编委会是由国际专家组成的，所以我们值得贡献文章。文章成稿也经历了严格的国际同行审议，我们必须做出相当多的修改与更新。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与我们联系的几位中国编辑都是女性，论文作者有位美国人名Kathy, 我群发给编剧Kathy的邮件，美国Kathy还被弄混。

最近胡润财富榜以10亿美元资产作为分界线，发现全球的亿万富翁里中国人最多。全球3112位亿万富豪里中国人以969人居首，比美国还多出300多人。当然世界前十位最富有的人中，美国人占了九位，并且大多数与科技公司相关。

绝大多数的女富豪也来自中国，这符合丹麦人告诉我的。他经常与中国女性生意人谈判，并且她们都特别厉害。他一爷们几乎不知道采取什么态度，对女性必须客气，太宽容又赚不到钱，这使丹麦人两难。

当然也有朋友这样留言：“这种情况好像与哪个国家无关，与个人的处事方式和原则有关。美国人关键时刻照样可以在办公室打地铺加班”。

这个评价也中肯，在文章送审或编辑过程中，我还没有见过有像《陌上美国》主编那么迅速的。

中国人比较难的是从0到1的突破，也就是原创性的发现与发明。跟进性的东西，也就是从1到99的复制与更新，中国人可以做的很快。我以前经常说过，从0到1最为重要的是两点：任鹰飞翔的自由环境，这是创造力的源泉，以及对私有资产和自由思想与行动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