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再窥“性”
【青年点的故事】
我家虽然和那个青年点在一个院里，可是平时我们并没有什么交集。青年点里住了二、三十位下乡知青，男女各半。他们除了干活是在山上敲石头，估计和别的下乡知青也没有多大差别，一样地熬着苦难的岁月。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有几件事让人唏嘘，成为了我儿时记忆的一部分。
我们省在68年上山下乡运动时玩得太左了，不像京津沪只下乡三届，而是把中学六届一勺烩，像我二哥是刚刚上初一的（66-68年学校是停课的，二哥是66年上的初中，据说开学十几天后就停课了），也被发配到乡下去了，所以69届根本就没有毕业生。接着省革委会又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把十二年的普通教育改成九年一贯制（我怀疑有人故意起的这个名字，暗示类似“一贯道”？）：小学五年，中学四年。这个青年点是一拨70届的，估计都不大，多数是十七、八的年纪，我二哥的同龄人（我二哥上小学是提前一年入学的，困难时期入学管制也松一些）。这些知青和我们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到这里来的。不过，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带着希望被忽悠来的。
有个女知青，姓张，和别人一样，也是70届毕业生。与众不同的是，她带来了一个小尾巴，就是她十三、四岁的弟弟张军，这位英俊少年可能算是下乡知青里的年龄之最了。张军就住在男知青宿舍里，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有时就会来找我们这些小孩玩，所以他家的情况我们也就略知一二。
他的父母在文革中都进去了，家里没有别的亲人可以照顾她们，只有姐俩相依为命，在城里都快吃不上饭了。这次下乡，倒是让他们有了一条生路。反正姐姐自己来的话弟弟会没人照顾，她就把弟弟也带来了。那时没有注意到她们的父母是什么原因进去的，现在想大概率是被迫害的，文革式的迫害。
这个张军早年就在外面混，后来又在青年点里和年龄大的知青一起混，拥有不少“社会知识”，让我们开了不少眼界，特别是关于“性”方面的。他也很善于吹牛，把他父母床上的事儿都给抖出来了，也把生孩子的原理给我们科普一番。这也让他有点这里孩子王的意思，知道的多嘛。那时老九们清高而腼腆，一般的家庭不会对孩子进行性教育，孩子们都需要自学成才。本来也是，有些事情是不用教的，是生物本能。
本来这一切已经是一大奇葩了，更奇葩的又接踵而至：她姐姐偷偷搞上对象了，而且是地下党式的，别人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大概是这里的生活太过枯燥，没有任何娱乐方式来解压，而且没有人来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年轻人在一起青春能量无从发泄，大家只好自力更生，从生物本能出发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务虚，解决精神问题也没什么，可是她偏偏务实，怀孕了。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儿，眼瞅着肚子一天天地鼓起来，马上就要四个月了，显怀。
这个张军就不干了，恨死这个给他当半个妈的姐姐，认为她给他丢了脸，大吵大闹的，估计是他在男知青宿舍里也承受了不少奚落和不怀好意的玩笑。这时他的姐姐被多方挤压着：管理方要她交待问题（男方是谁）、知青们奚落嘲讽、弟弟不理解她而翻脸等，而且时间不等人，肚子一天天地在变大，逼得她要死要活的。可惜那时我太小，没有注意后来的情况发展，只是记得他们姐俩都走了，不知去向。直到最后别人也不知道那个“他”是谁：这个张军的姐姐相当够意思，硬是咬紧牙关做江姐，就是不说。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大事儿，那家伙一旦暴露了搞不好就会成了我们这里的坐地户：劳改犯。
后来，在我们邻居孩子中间就留下一句笑谈：“四个月”，而且声调是模仿女孩子腼腆口吻抿着嘴说的。就像二十年后的春晚，每次总留下一两句点睛的金句，让人嚼上好久，如范伟憨厚的“谢谢啊！”，赵本山耍机灵的“要啥自行车？”，等等。只是那时让大众娱乐消遣的事件往往都源自他人的灾难和不幸。不知道是几千年来的文化就是这样，还是近几十年的江河日下、人心不古所致。
【还是青年点的故事】
还有一个更生猛的，也是知青，也是搞对象，可惜我不记得他们姓甚名谁了。
两个人本来好好的，一对苦命鸳鸯共度艰难岁月，本该相互扶持。可不知什么原因，两人闹翻了。一天，趁别人出工不在，两个人在女宿舍喝了一顿诀别酒。一瓶地瓜烧刀子下去，男知青酩酊大醉，迷迷糊糊中被女知青抹了脖子，砍下了脑袋。
这时有别的女知青回来，进屋一看就吓傻了：满屋的血污，只有那个女知青坐在小板凳上，还在用菜刀剁着地上的肉。这位吓得“嗷”的一声，慌不择路地跑出去叫别的男知青来。
男知青有胆大的，进了女宿舍，看见这个情景，也吓尿了。这时那个正在剁肉馅浑身是血的女知青抬起头来，平静地对他说，“给我端一盆水来洗洗手”，并顺手放下了菜刀，站了起来。
这可不是鬼故事，就是切切实实地发生在青年点的事儿。我们做了两年的同院邻居，他们在72年末就都走了。那几间屋子直到几年后我家搬走时也没有人住，被锁起来了。我曾好奇爬窗户看过，里面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
【又是知青的故事】
还有一桩命案。那年冬天，在我们家边上的大田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调查，也是一个下乡知青，但不是我们这里这个青年点的，是里面的。从外面回来，刚下火车就被当地一个二混子盯上了。
那个二混子看到四下无人，便在没有高粱的高粱地里干了坏事，并把这个女知青给掐死了。记得这个二混子也不过十六七岁，是一个黑黢黢的小瘦子。
破案后，人们发现这个女知青虽然白白净净，但身材很魁梧，比那个混混高半头，也壮实不少，还是一个运动健将。大家奇怪那个瘦小枯干的小混混怎么能得手？还是在那寒冷的冬天？是男女差异？还是荷尔蒙爆棚？记得后来有人描述，说是这小子自己交待的，他从后面悄悄地接近那个女知青，趁她不备，把她绊倒在高粱地里，让她正好陷在高粱地的垄沟里，动弹不得。那个混子骑上来，并用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她在下面无法反抗。那时是冬天，穿的很臃肿，本来就行动不便的。犯案是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精虫上脑，竟然敢在大白天动手。
【也是青年的故事】
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儿，也是那段时间里，不过不是下乡知青的事。
这是发生在我的小学旁边粮站里的事。一天下午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窃窃私语，说着什么秘密一样，脸上还都流露出似笑非笑的怪异。我一直是踩点上学的，从不早到，马上就上课了，所以在纳闷中混了一堂课，惦记着一定是我来之前他们说了什么。
下课后，我问怎么了？记得是那个尹全国，坏笑着告诉我，中午的时候隔壁粮站有人被别人把那个给割了。
后来事情就都传开了，不神秘了，不过过程和原因很是诡异。
原来，在粮站上班的男青年甲（名字就不提了）和有夫之妇乙搞上了，乙三十来岁，也是在粮站上班，近水楼台先得月。甲二十几岁，血气方刚。在那个年代，也就是这点乐趣儿了。粮站有许多存粮食的地方，也有合适的借口，倒粮，两个人在里面干点什么事是很方便的。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道怎么就被乙的丈夫知道了，估计在心里发誓要收拾他俩。乙两口子都是当地的，我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里。
这时，甲得到了抽调的名额，很快可以就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城里当工人了，心里大爽，要和乙告别。可是乙的丈夫知道后就着急了，指示乙马上下手，否则要如何如何；估计乙本人也不爽，对甲一拍屁股就走人有点不忿。后来，据邻居说，听到乙的丈夫在前一晚和乙长时间吵架并且看到他磨刀霍霍。
这天一早，乙的丈夫出差（他是个司机），开着“辽老大”（朝阳凌源产的卡车）离开了本地。乙怀揣上那把磨得飞快的刀，找到甲，说要和他最后再来一次告别赛。那时的粮站正有很多粮食，需要翻库，就是把陈粮倒出来卖，把新粮收进去。他就和乙去了那倒粮的粮囤子里，准备大战一番。结果，嗯，就悲剧了，据说他刚刚脱完外裤她就下手了。她大概是个女版韩信，深谙“半渡而击”的道理，不屑于做宋襄公的“仁义之师”。
诡异的是，乙一刀见效后，自己先大呼非礼喊救命，并跑出来向路人求救；而甲这时还倒在血泊中的，自己捂着伤处等待救援。估计乙可能还想着该怎么脱罪呢。
这是刑事案件，我们那里最不缺的就是有经验的警务人员。经审讯，两人的关系完全曝光，乙的罪自不待言，该受什么就受什么。焦点是乙的司机丈夫是否操纵了此事。他矢口否认预先知道此事，说他出差了，根本不知道。反正也没有证据，另外，大家估计他家还需要有人照顾他们四、五岁的孩子吧，也就只能这样了。搞笑的是，乙的丈夫申请人身保护，说是怕甲家人报复 ---- 老九也能/也会/也敢报复？这些老九里最有骨气的就是扇了刘教两个耳光的文典副教授了。
对了，乙就是我的同桌柴权家的邻居。
那个年代，也就剩“性”是一个（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挑动起神经的东西，就像张贤亮写的小说里描述的几个故事一样。经历苦难的年轻人借此活心续命、因此魂断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