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寧為玉碎 不為瓦全”
突然襲擊
1951年底，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民委”）的“三反”（反官僚主義、反貪污、反浪費）運動來勢兇猛，意見沸騰，主要矛頭指向中南政法系統（“民委”上級機關）黨委書記兼民委負責人Z和他的夫人——民委第三處副處長。意見諸如：“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假公濟私”、“夫榮妻貴”和“欺上壓下的舊人員作風”等。
此時，Z偕夫人和民委副手熊某正在北京開會，消息傳來，大為吃驚，沒想到出門不久便後院起火。待會議結束，已是1952年初，他們匆匆趕回武漢，方知是一向與之不和的黨委副書記魏某趁他们在京期間，改組了民委機關黨支部，任命其亲信于某為支部書記，負責領導機關的運動，利用民委幹部和群眾對他們的不滿情緒而搞的陰謀。
面對不利形勢，Z夫婦一方面分别在會上沉痛地檢查；另一方面，暗中部署力量，羅織對方罪名，準備反擊。他們計畫再度改組支部，奪回運動的領導權，將魏某所支持的幾名幹部，扣上“小圈子”和“集體貪污”罪名，進行批鬥，將于某打成“老虎”（注：“三反”中的重大貪污犯）。然後，將鬥爭的矛頭轉向魏某。運動後期，再將其勢力全盤“踢出”民委。為實現這一計畫，急需有一個能為之衝鋒陷陣的人，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老戰友舒賽。
1950年，舒賽從“四野”轉業到地方，先在中南軍政委員會民政部工作，後借調至北京中央復原委員會。次年10月，返回中南。時逢民委初建，舒賽的老上級Z邀她到民委工作，任第一處副處長。“三反”運動初，魏某將舒賽作為張執一的“親信”，已臨時派往外地。此時，她正帶領一個小組，在廣東地區搞轉業建設。
1952年2月初，舒賽接到電令：速回機關參加“三反”運動。她日夜兼程趕回武漢，民委第二把手熊某和Z夫人向她介紹了機關運動的情況，然後說：“舒賽同志，機關党支書一職我們早就想拿過來的，曾與張主任商量多次，無奈沒得合適的人選。考慮再三，才催你回來。”
舒賽感到詫異，熊某是黨外人士，為何對她談起黨內問題？何况支書應該是黨員選舉的。只見老黨員Z夫人在場，便說道：“你就是支書的合適人選嘛！”
“不，Z主任說，她當不太好。”
“舉賢不避親嘛！”
“舒賽呀，你可是我們老張信任的人哩!”夫人一臉笑意地插話。
“我可是受寵若驚了。”舒賽又說：“改選支書應該通過支部大會吧。”
“那當然，我們會安排好的。”
“當前的任務是什麼？”
“主要是打于某等人的小圈子，然後再追他們的集體貪污。”
“魏某利用這一幫幹部，不過是為了整我們老張，居然把我也拖下水，很卑鄙。”夫人氣憤地說。
“聽說于某現在是黨委委員？”
“他當黨委委員，是魏某假借中南組織部名義拉進去的，毫無黨的原則。他有什麼資格參加黨委？”夫人說。
“所以我們要將他拉下來。舒賽同志，你擔任支書後，還要兼‘打虎’隊長，參加機關的‘三反委員會’，儘快地把運動的領導權奪回來。”
“熊主任，我恐怕難以勝任呀。”
“舒賽，怕什麼，還有老Z和我哩！”
不瞭解內情的舒賽，帶着受命於危難的心情，積極投入追打“小圈子”和“集體貪污”的鬥爭之中。由於民委的群眾和舒賽的關係較好，在她的帶動下，進展甚快，老上級夫婦頗為滿意，一再說：“舒賽，自你回來後，才真正搞垮小圈子勢力了。”
隨着運動的進展，舒賽對自己的做法產生了疑惑。根據中央文件精神，“三反”運動是反對官僚主義、貪污和浪費的政治運動，怎能放着民委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身上的官僚主義作風不聞不問，只抓幾個中層幹部的“小圈子”？何況所掌握的證據並不充分。為此，舒賽及時向老戰友Z夫人表明自己的看法，她說：
“運動不能只針對他們幾個人，我和你，以及Z、熊主任也應當按照黨中央對‘三反’的要求，從思想到工作作風认真進行檢查才好。即便是對他們，也應當實事求是。”
夫人不以為然。舒賽去找Z，想得到他的支持。Z指示說：
“現在不是你們檢查的時候。在黨的會上，不但要批于，還要把魏的問題揭出來。”
“Z主任，這樣搞會讓群眾覺得是在對他們進行報復打擊？”
“什麼報復打擊？你不要做群眾的尾巴。一定要查出于某貪污的事，只要搞出一點貪污問題，我就可以撤他的處長職務!”
“再說，現在就提出魏副書記的問題是否恰當？”
“舒賽，你怎麼還不明白，小圈子的後臺就是他。這幫人在運動後期一定要踢出民委，你們就搞吧。魏的問題可以先在黨內揭出來，比如，他領導‘三反’作風不正派等。” Z又說：“你是‘打虎’隊長，當務之急是要查出于的貪污，將他打成‘老虎’。”
舒賽再三解釋，于某在民委並未主管經濟，定其“貪污”尚且勉強，何談“老虎”問題？她想起十年前，曾無辜遭受批鬥之苦，今天又怎能去整無辜之人？作為一個老黨員和機關運動的負責人之一，她必須阻止此事。然而，这位老上級卻堅持要她“包打”。無奈之下，她用戰爭年代的口吻說：
“Z主任，我不過是為了黨，你如果仍然堅持要我打，就給我下一道手令，我執行。否則，實難從命！”此後，Z未敢下手令，于某也避免了“老虎”之災。
舒賽後來寫道：
“從2月末到3月，我逐漸從他們口中知道催調我回來擔任支書及對魏某和于等的意圖及措施，完全是為了報復打擊。Z根本無意在‘三反’中按黨的要求接觸自己在工作上、作風上的毛病。而對魏、于的態度也不是從治病救人的原則出發，是利用我來進行報復打擊。平日，Z與魏見面仍是客客氣氣，背後卻指揮我向魏進攻。他們都是黨委委員，若是為了黨的利益，為何不在黨委會上開誠佈公地談，而是‘當面喊哥哥，背後操傢伙’呢？”
舒賽抗命以後，感到事態嚴重，她多次求見老上級，對方拒之不見。此前，中南局總黨委委員潘某曾關心地對她說：
“舒賽，民委的‘三反’怎麼搞不起來？你是支部書記，搞不好是要撤職的！你若有困難，可以寫一個材料報上來，總黨委會支持的。”
舒賽想，何不求助於上級。隨後，她辭去“打虎”隊長職務，以機關支部書記名義，將民委運動中的不正常情況寫了一份書面材料，主要內容如下：
“根據中央精神，任何機關必須深入進行‘三反’，以中南民委存在的問題而論，更需在‘三反’運動中得到克服與糾正。然而，民委的運動卻與中央的精神背道而馳。主要原因：中南政法系統兩位主要負責人Z同志和魏某某同志素不團結，使得民委‘三反’運動形成他們二人各憑自己職權在運動中鬧個人糾紛，對幹部拉攏、排擠以至報復打擊，把黨的‘三反’運動形成個人派系間的相互攻擊。弄得民委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混亂，黑白難分。”
材料寫出，經潘委員閱後，舒賽於4月8日親自送交到總黨委。
二十天過去，沒有消息。
4月29日，民委辦公廳突然給舒賽一紙通知：“領導決定：自下月起停止你的養女和保姆兩人的供給待遇。”
舒賽感到十分意外。提起這個養女，她想起了往事。那是1943年，她在豫鄂邊區敵後根據地任江陵縣公安局長。在她的影響下，全家人投身於革命隊伍。1946年解放戰爭前夕，部隊將突圍移師北上，十七歲的妹妹因體弱有病，被組織疏散，回到已先期返家的父母身邊。不久，國民黨部隊進駐江陵，將父親和妹妹抓去嚴刑拷打，要他們交出共党親屬。後經地方鄉紳作保，始被釋放。但強逼妹妹嫁給一個連長為妻，母親為此抑鬱而逝。1948年，解放大軍南下，國民黨軍逃往臺灣，懷孕的妹妹又遭遺棄。武漢解放初，剛滿二十歲的妹妹，帶着一歲多的女兒到湖北省委要求歸隊，由組織安排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經省委組織部批准，她將小外甥女留在身邊代為撫養，隨雇保姆一人，均享受供給制待遇。1951年秋，她調到民委，孩子和保姆的供給關係也隨之轉來。現在，何故要突然停止她們的供給？舒賽當即去質問熊某：
“熊主任，為什麼停止她們的供給？”
“第一，這個孩子不是你的，是你妹妹的；第二，她的生父是個國民黨軍官。組織再管，就敵我不分了。”
舒賽一聽，這顯然是對她抗命之舉的報復，一個不滿四歲的孩子，何來敵我不分？她回答說：
“我代養這個孩子以及他們享受供給制待遇，都經過組織批准了的，Z主任也知道。至於說她是國民黨軍官的孩子，這也不假。不過，我妹妹是先被逼嫁，後遭遺棄。難道這個從未見過生父的幼兒有什麼罪嗎？武漢解放初，流浪在街頭的許多兒童，黨和政府不論他們的出身如何，都一律收養起來。現在你們卻要斷絕這個孩子的生路，這符合黨的政策嗎？你也是有孩子的人，請你設身處地的想一想！”
熊某也有一小女和保姆。某晚，小女突發高燒，病情危急，舒賽得知，当晚每隔四小時去打針一次，使其轉危為安。她的質問，令聽命于Z的熊某啞口無言。
民委一些幹部為此事，不滿地對熊主任說：
“你們這樣對待敢於直言的舒處長，今後在民委誰還敢說話？”
從5月份開始，民委只發給舒賽一份供給，她只得節衣縮食來維持三個人的生活。她將此不公之事，再次彙報總黨委，要求撤銷此錯誤決定，仍然沒有回音。
一天，魏副書記親自來民委主持一次黨員幹部會議。平常很少和他一起露面的Z也趕來參加。舒賽感到蹊蹺，作為支書的她，竟然不知此會的內容，據聞是要對處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提意見。但會議開始後，所有的意見都針對舒賽一人，指責之聲此起彼伏：
“舒賽利用‘三反’運動在民委興風作浪”；“她搞于某等人的‘小圈子’和‘貪污’問題，嚴重違反了黨的政策”；“她不通過領導擅自向上級組織反映民委運動的情況，是嚴重的自由主義”；“她想方設法打擊我們的副處長（Z妻）”……
這位副處長、舒賽當年的戰友在會上聳人聽聞地揭發道：
“舒賽還對她的父親和孩子（注：指三歲的外甥女）敵我不分！……還有一件事，她1941年在雲夢被捕後，不知怎麼弄的，竟然在敵人那裏當起小學教員來了。”
頓時，會場鴉雀無聲。與會者大為吃驚，原來他們的支部書記不僅有敵我不分的問題，歷史上還有變節行為。面对這一突然襲擊，舒賽猝不及防，毫無思想準備，只覺得十年前的一幕再現眼前。當聽到“老戰友”對她的政治性誣衊後，再也忍耐不住了，立即要求發言。主持人不予理會，大聲說：“現在，請Z主任講話！”
隨即，Z在會上作了一個精心準備的長篇發言，他從政治到歷史，從思想到作風，從過去到現在，全面揭發和批判了這個曾被他稱之為“好朋友”的下屬。發言中，他歷數舒賽種種鮮為人知的“嚴重問題”。摘要如下：
“1938年，舒賽在湯池不能入黨，是因為有托派嫌疑和參加過國民黨女子特務組織；
1944年，她在江陵當公安局長，捉了一百多人的一個大案件，是假的，造成冤獄；
武漢解放初，她在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整謝某某，人家已經認了錯，寫了悔過書，還要整人家於死地；
她對自己的父親敵我不分，不但不檢舉，還強調是民主人士、革命家屬；
過去（注：指抗日時期）在保康就同別人搞不好，在襄樊也搞不好，在安陸、雲夢也是這樣。一貫計較個人得失，自私自利，鬧自己的物質和地位待遇。”Z主任继续说：
“舒賽在民委一直鬧得很凶，想盡一切辦法打擊別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還跑到我那裏去提出撤于某的職。
她的官僚主義和貪污、浪費都有。早在大連她就賣過毯子，還說不是貪污？公物是不准賣的。這充分證明她不老實！至於停止她孩子的供給，是熊主任向我提出的，這件事，也牽扯不到報復。
舒賽若在‘三反’中得不到改造，以後就沒法子在哪里工作了！”
最後，Z大言不慚地說道：
“關於我的問題，我從來就清白，有什麼可‘整風’和‘三反’的！”
會議整整開了一天，始終未讓舒賽發言。會議結束前，主持人鄭重宣佈：
“明天，機關支部再次進行改選。今後，民委的運動，以舒賽為重點！”
會後，人們疑惑不解，議論紛紛。為何過去在民委頗受稱讚的人，竟然是一個歷史、政治和思想作風都不純的人？既然“三反”運動是針對幹部中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行為，為何領導要抖出她的政治歷史問題？既然領導知道她的歷史不純，為何此前又將她從外地調回，任命為支部書記，參加領導本機關的運動？……從此，大家對他們的領導人便三緘其口，噤若寒蟬。
憤憤不平的舒賽回到家中，打開筆記本，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老上级的發言記錄，所涉及的內容即便不加上其夫人揭發的“變節”嫌疑，也是一篇足以在政治上置她於死地的“檄文”。她不禁長歎：“‘戰友’啊‘朋友’，相煎何太急？”那些所謂的政治、歷史問題，一件件地閃現在她的眼前。
其一、“參加國民黨女子特務組織”：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不到二十歲的她為抗日報國，隻身離家來到武漢，先後參加曹孟君所領導的“婦女戰地工作團”和湖北省“婦女救護訓練班”，並在地下黨員陳鍾萬指導下開展救亡活動。是年底，經陳介紹，參加革命。何“國民黨女子特務組織”之有？
其二、“托派嫌疑”：
早在襄南時，Z就知道此事原委（注：見本書第五章“騾馬路線”）。解放初，張曾當着她的面對李先念等領導就此事引為笑談，說是某某因失戀而對她進行的報復。她在湯池未入黨，是自以為出身不好，沒有主動申請。半年後，即被組織吸收入黨了。
其三、“在江陵當公安局長，捉了一百多人的大案件是假的，造成冤獄”：
指1944年她任豫鄂邊區江陵縣公安局長時，一舉破獲“國民黨淪陷區特務工作團”地下反革命組織一案。此案從立案偵查到審訊結案，均經過Z曾任地委書記的襄河地委批准，地委副書記李守憲曾親自參加審訊，邊區報章也曾對此案廣為宣傳。只因涉案人員較多，為團結各階層一致抗日，經邊區黨委書記鄭位三批准，根據“坦白從寬”的政策，才決定一個不殺，全部教育釋放。何“冤獄”之有？（注：舒賽離開江陵後，有兩個主犯被縣委處決。解放後，此案已載入《江陵黨史》）
其四、“在交通部為了整謝某某，人家已認錯，且寫了悔過書，還要整人家於死地”：
武漢解放初，她在“四野”民運部，曾率二十餘名“南下工作團”團員，臨時到中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工作。這些團員都是剛參加革命工作的平、津兩地大學生。謝某是交通部辦公廳主任，已婚的老幹部。某假日，一女團員在室內更衣，他闖入欲行不軌。女團員氣憤若狂，當即向領導告發。此事在剛入伍的青年人心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她是黨支部書記，根據交通部党組織的決定，讓謝某寫了一份書面檢查，何曾“整人於死地”？
其五、“對她的父親敵我不分，不獨不檢舉，還強調是民主人士、革命家屬”：
抗戰期間，江陵民主政權初建時，她的父親祝甘亭是我黨團結的對象，曾任行政委員會副主席。我軍開闢襄南後，Z等所提出的“西線無戰事”決策的實現，是她父親冒險潛入敵區沙市，爭取了偽保安司令曾尚武的結果。張曾親口對她說“令尊冒了風險，立了大功。”1949年武漢解放初，她因父親未能制止妹妹被逼嫁于國民黨連長，一氣之下,已過激地向中南組織部提出脫離父女關係，並要求當地政府取消父親革命家屬的待遇。原邊區領導人鄭位三曾為此事致函荊州地委：“無論舒賽的態度如何，你們還應當照顧。”當時，張也批評了她的作法。1951父親去世，張要給她一筆安葬費，她也拒絕了。如果說她的父親是敵人，究竟是誰在“敵我不分”？
其六、“她在大連賣過毯子，還說不是貪污”：
1948年她在大連養病期間，曾用節餘的生活費自購毛毯兩條。離開大連南下前，為了輕裝，將其中一條送到寄賣店賣了。賣自己的物品，何貪污之有？許多幹部離開大連時，領了雙份路費。她離開時，不僅路費未要，連伙食費也未領取。
……
從駭人聽聞的“特務、托派”到“賣毯子”，無一不是顛倒黑白的蓄意誣衊。而所謂“一貫計較個人得失，自私自利，鬧物質地位待遇”等，更是無中生有的蓄意誹謗。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這場突然襲擊，使舒賽感到困惑、痛苦，也感到憤慨。她難以理解，一個在中南地區身居高位的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受党多年教育的老黨員、老幹部，僅僅因為下屬對運動有不同的意見，不願執行其亂命，就無視黨章、國法，迫不及待地濫用職權挾嫌報復。不惜違背歷史事實來對她進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污蔑。何況這個下屬，是他久已熟識的老戰友。不久前，還視她為“好朋友”和“自己人”哩，轉眼間，卻要在政治上將她置之死地。舒賽思忖，難道對方的無情，只是因為“三反”中的分歧嗎？她不禁想起建國後和張的一些交往。
武漢解放初，身為中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的Z和舒賽重逢，他對這位老部下、老朋友熱情有加，關懷備至，閒暇時常約她一起品茗敍舊。遠自襄樊，近至襄南，如當年一樣，無所不談。有一次，張乘專車來約舒賽遊覽武漢夜景。其間，他忽然面帶猶疑地說：
“舒賽，我有件事情想托你辦一下，也不知你願意不願意？”
“什麼事？你這樣吞吞吐吐的。”
“舒赛，你知道D為我生的那個孩子吧？”
“我當然知道，怎麼？”
“全國已經解放了，我想找回那個孩子，不知是否還活着？算來也有七、八歲了。”
“老張，我發現你這個人倒是蠻重舊情的。”
“那也比不上你對田潤民喏！”
“算了，算了！還是談找孩子的事吧，這件事我贊成，不管怎麼說，這個孩子也是革命的後代，理應歸隊。再說，人家D為你也受了不少罪，孩子能找回來，對她也是一種安慰。”
“只是我有些擔心，如果孩子找回來了，不知我那口子會不會容納？”
“既然是革命後代，我想閣下的夫人會寬容的。萬一她不容，就讓這孩子跟着我，你放心好了！”仍是單身，又無子女的舒賽，真心誠意地想幫助老上級。
“啊，舒賽，還是你這個老朋友仗義呀！”張感動地說。
不久，從農村找回一個孩子，舒賽遺憾地對Z說：
“老Z，這孩子可不是你的。不過，也是革命後代，先由我照看吧，再設法通知他的親生父母。”
幾天後，Z对舒赛說：
“我這裏有一些錢，你拿些去用吧？”
“用不着。”
“我還有黃金呢……”
“我錢都不需要，還要黃金幹什麼？”舒賽心中嘀咕，為何要給她錢和黃金？
“表示一下關心嘛！”
“老Z呀，你一天關心這個，關心那個的，為什麼不去關心關心你那寂寞的夫人？”
對方狡黠一笑。
舒賽到民委工作不久，便耳聞有關Z的一些緋聞。樂於助人的她，為老上級深感不安，她主動去找他談心，語重心長地说：
“老Z啊，你應該想到，我們中南地區六省二市，可比歐洲許多國家還要大得多。閣下可是這一地區的要員啊，將來在史書上也要留下大名的，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雖說男親女愛，人之常情，但總不能一再越軌呀！不只是為了黨，就是為了自己，也應該在這方面有所收斂了。即使一時難以克制，也可以讓夫人隨侍身邊嘛！否則，將會給黨、給自己都帶來不好的影響。”
舒賽的肺腑之言，使Z含羞帶愧，滿口稱是，激動地說：
“舒賽，你這個人呀，不能做個好妻子，倒是一個好朋友呢!”
某天，Z興沖沖地來找舒賽：
“舒賽，我的家從上海搬過來了，快陪我到碼頭走一趟，去接我的夫人。”
舒賽隨Z來到長江碼頭。時值軍運、民運忙碌之際，江中來往船隻絡繹不絕。只見一艘滿載高檔傢俱的貨輪向岸邊駛來。
“噢，到了，到了。”張興奮地。
“老張，你怎麼會有這許多漂亮的傢俱？”舒賽指着那華麗的三聯式大玻璃穿衣鏡和兩口雕花大樟木箱，好奇地問。
“我在上海住的是大漢奸的房子，他們逃跑時東西都丟下了。”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是說‘一切繳獲要交公’嗎？”直率的舒賽脫口而出，心中暗自嘀咕：“在老百姓的眼裏看來，這樣的事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有何區別？”
“你這個舒賽呀，又來了……”
此後，舒賽常到Z家。Z夫人高興時，禁不住在這位土氣的戰友面前，炫耀其從上海和武漢兩處房主留下來的高檔穿着和用品。舒賽問：“這房子裏的東西不都是公家的嗎？”
“舒賽呀，你還是老腦筋噢，現在是誰住進來，東西就歸誰了。”
舒賽聽後不敢苟同。想到自己也曾在哈爾濱、大連、北京等大城市住過，一旦離開，不僅公物全部交公，連自己的收音機、皮大衣等物品都送與戰友，一身輕鬆地來到武漢。難道自己是‘老腦筋’，跟不上形勢？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現在，國家一窮二白，似這樣的老腦筋，不正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人所應該保持的嗎？解放前，她在邊區任公安局長多年，曾經手過無數沒收、繳獲的敵人財物，她從不順手牽羊，據為己有。為官多年，兩袖清風。1943年她和母親重逢，母親將多年積攢的十二枚銀元帶給她滋補肺病用。不久，那位曾經在京安對她夜犯未遂，並批鬥過她的肖部長，因生活拮据，來向這位身任肥差的部下求助。她不計前嫌，不動用公款，就將這批銀元送給了對方。解放後，她身邊最貴重的物品，是兩隻從中原化裝突圍的路費中節餘下來的金戒指，抗美援朝之初，她捐獻給了國家。有一次，她在醫院見到一位女病人，苦於買不到藏紅花，她不假思索就回家取來弟弟送她的一包刚从西藏帶回来的紅花，無償贈予這位素不相識的人。
如今，一個公私不分、懷揣黃金的領導幹部，卻自詡為“我從來就清白，有什麼可‘整風’和‘三反’的？”而指责她為“一貫計較個人得失，自私自利，鬧自己的物質和地位待遇”，並定為運動的重點，豈非是對“三反”運動的莫大諷刺？舒賽感悟到，之所以橫遭這無情的打擊，除了因為運動中的分歧外，在思想作風和道德品質方面，他们早已分道揚鑣了。
舒賽想起解放前，李守憲曾對她說：
“Z軍閥主義，老子天下第一。有一回我在天潛沔，他來信催我辦一件事，竟然說什麼‘若不迅即解決，則軍法從事!’狗雜，他是地委書記，我是地區專員，有什麼軍法從事的？他濫用權力，豈有此理!”
另一位當時的县委书记吳雲鵬也曾告訴舒賽：
“Z曾經把我捆起來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件事!”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便是如今大權在手的Z，要對“好朋友”舒賽突然襲擊的根本緣由。
自從這次黨內會議之後，舒賽即被免去支書職務。隨後在大會、小會上對她進行無休止地批判鬥爭，其激烈程度不亞於十年前的京安批鬥會。僅一條所謂打擊Z夫人的罪狀，在民委第二把手親自參加的“交心會”上，竟對她徹夜大搞逼、供、信。
“三反”運動一結束，支部給舒賽作了一個未經本人同意的“個人鑒定”，隨即將她“踢出”民委。舒賽不服，以Z玩弄“三反”、違背黨章、利用職權挾嫌報復、蓄意對她進行政治誣陷為由，向中南局組織部口頭和書面作了彙報，並要求予以嚴肅處理。
此期間，幾個和雙方都很熟悉的上級領導同志，他們的態度使舒賽疑惑不解。曾經支持她寫材料的總黨委委員，現在卻表示“愛莫能助”；另一總黨委委員王某曾告訴她：“张、魏二人不團結，在民委胡鬧，中南局是知道的。”舒賽質問道：“既然你們領導機關知道,可見我向中南局反映的情況是正確的，為什麼還允許他們整我？”對方默然。王也曾氣憤地對她說：“张执一停止你養女的供給，顯然是報復行為，你可寫材料到監委來告狀！”現在又勸舒賽“還是馬虎一些吧，自己也供養得起嘛。”組織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長孫某曾一再向她表示：“张停止你孩子的供給是錯誤的，對你的‘鑒定’也不合理，應重新召開會議審定。”現在也勸道：“舒賽呀，你何必要搞得他的臉上不好看呢？”舒賽氣憤地說：“你們只是考慮他的臉上不好看，可曾考慮過我背上的罪名嗎？”
她在日記中憤然寫道：
“如果只是為了對孩子的不公，我就和孩子都投入長江，讓那些橫行和包庇、縱容橫行的官員們搖頭晃腦地空談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吧。”
也有個別領導，如組織部另一副部長李之璉，他始終如一地支持舒賽，鼓勵她“在黨風的是非面前，不能怯弱。”然而，他孤掌難鳴。
舒賽不解，Z何以能在民委恣意妄為？何以一些領導同志態度曖昧？曾經到民委進行調查的組織部幹部鍾希愚一語洩露天機，遺憾地對舒賽說：
“舒賽同志，錢部長不支持你，叫我有什麼法子？”
有一天，這位部長到舒賽的戰友蘇韋家中閑坐，蘇抱不平地說：
“Z在民委誣衊舒賽有托派、敵我不分等問題，這太不像話！”
部長沒有正面回答，輕描淡寫地說：
“這傢伙有些犯糊塗，其實那次會議，他根本用不着親自去參加的。”
舒賽終於明白，原來Z在中南有過硬的後臺。她對黨內這種“官官相护”的現象，更加難於理解了。
某日下午，原豫鄂邊區的“好管家”江中華大姐，從武昌過江來探望舒賽，關心地問起她在民委挨整的情況。舒賽如實相告，兩人暢談至深夜。江大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認真地聽舒賽講述，不時插話。當聽到組織部長庇護Z時，大姐忽然抬起頭來，脫口而出：
“錢某好像有點怕Z，未必有什麼軟兒捏在他的手上？”
……
舒賽向江大姐明確表示：
“民委的‘三反’問題，不僅關係到我個人，更關係到如何對待黨內高級幹部的不正之風。黨章規定：同黨內外一切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現象進行鬥爭，是每個黨員應盡的義務。我受党多年的培養和教育，這個問題，我是不會甘休的。如果在中南解決不了，我就捅到中央去！”
此時，組織部幹部張某告訴舒賽，Z曾背着她整理了一份關於她“三反”問題的材料，由組織部送往中央組織部了。舒賽感到震驚，按當時中央的規定，有關“三反”的結論必須經本人過目和簽字，既然是背着她搞的，顯然是一份整她的黑材料。而中南組織部不加核實就轉送中央，豈非使Z的誣衊既成事實。一旦此材料裝入檔案，將使她清白的一生，從此背上莫須有的政治污點。
既然問題的關鍵在中南局組織部長，舒賽多次通過戰友張澤生和李之璉等要求面見部長，部長拒而不見，且指責她“鬧無原則糾紛。”
與此同時，中南軍政委員會建築工程部部長唐天際，請調舒賽到該部任辦公廳主任，並擬為之将偏低的級別上調一級。中南組織部批示可調，但只能原職、原級。1952年8月，舒賽調到該部辦公廳任副處長。
直至一年以後，除在養女的供給問題上，經李先念批示后，中南組織部才從“停止之日”恢復外，而至關重要的“三反”問題却紋絲未動。為了糾正黨內高級幹部的歪風，為了證明個人的清白，她只能寄希望於中央了。
不久，舒賽積郁成疾，患了肝病，醫生疑為癌症。她以治病為由，請調北京，一再受到阻撓。
又因李先念的幫助，舒賽才獲准於1953年底調往北京。
俗話說：冤家路窄。當舒賽調京後，Z和那位庇護他的部長，也相繼調到中央工作。
赤子之心
舒賽剛到北京，有戰友告訴她：“在北京的熟人圈子裏，已有錢部長指责你‘個人主義、鬧不團結和無原則糾紛……’的傳言”。舒賽想，能一手遮天於中南者，難道還能蒙蔽中央？她不以為然。
1954年初，舒賽被分配到中央建築工程部，隨即派往该部在上海的幹部學校任黨委書記兼教務長。她上任不久，由於檔案中有“三反”中所涉及的政治歷史問題，上至校長，下至一般幹部都對她不信任，要公開審查她當年被捕的歷史。舒賽難於正常工作，請求中共華東局黨委對這段歷史重新審查。1954年10月26日，中共華東一級機關黨委經審查後，作出如下書面結論：
“舒賽同志系湖北江陵縣人，1938年10月（注：11月之誤）入黨，1941年5月28日在湖北京安縣巡檢司區工作時，被汪偽軍捕去，在獄中由豫鄂邊區黨委組織部長楊學誠與之取得聯繫並指示進行工作。其後在轉運到應城據點時，即由組織營救出獄。舒同志被捕情況，現經當時邊區黨委負責人陳少敏（全國紡織工會主席）、王翰（中央人民監查委員會副主任）、孫西岐（中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同志證明：舒同志在獄中表現是頑強的，同時還依據組織指示進行了爭取敵偽人員的工作。經此次審查，我們認為舒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頑強不屈，並在獄中為黨做了些工作，政治上是堅定的。此問題已審查清楚。”
此後，舒賽離開上海，回到北京。由於長期受到精神和思想的壓力，她一病不起。
1956年，中建部機關黨委又對舒賽上述歷史進行了復查，於5月10日也作出書面結論：
“經審查，同意1954年中共華東一級機關黨委對舒賽被捕問題的審查結論，認為該同志在1941年的被捕問題，已經審查清楚，沒有問題，故經研究，不再審查。”
正當舒賽感到一些安慰之時，她的病情惡化了，醫生認為肝硬化已轉向肝癌。她執意追問自己的生命期限，醫生說：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最多能活上五年！”
舒赛感到震惊，不由得想起童年的启蒙老师、江陵名儒张密之的一席话：“孩子，你聪明可爱，但我观你的像主命薄。”难道真是这样？
時年三十七歲的她，曾經為黨、為人民出生入死。死，對於她來說，並不可怕。但五年的時光，轉瞬即逝！如今，“三反”問題是非顛倒。難道就這樣不清不白地撒手人寰？難道能容忍某些高幹的不正之風，在黨內暢行無阻？不，曾莊嚴宣誓“為共產主義事业奮鬥到底”的她，必須在有生之年揭發黨內歪風，討回個人清白。
1956年3月，舒賽在病中寫了《關於中南民委“三反”的情況》，她根據歷屆黨章的精神，對張執一在“三反”中對她進行政治誣衊的錯誤行為，要求黨中央予以處理，以正黨風。對中南個別領導對張的縱容袒護，也提出了意見，並請求中組部銷毀那份黑材料。舒賽懷着一顆赤子之心，以她多年在黨內的切身感受，坦誠地向黨諫言道：
“由於黨中央歷來的各種文件、指示、報刊精神以及党的各級負責人員對我的教誨，使我想到有必要堅持向中央反映我在中南‘三反’中所看到的一切。因為党的個別高級幹部言行不一，視黨中央的決議指示以至黨章無足輕重，處處以個人關係為重，違背了黨的原則。”
“每個黨員難免有缺點，有缺點總該克服。而黨內往往有一種庸俗的反常現象，缺點或錯誤在大幹部身上產生了，某些個別負責人善於採取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此時，他完全忘了組織原則，甚至把昨天才向下級黨員進行的嚴肅而認真的‘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報告也忘了。很顯然，對缺點或錯誤的寬容，就會損害黨。”
“地位與品質作風應成正比，否則應該糾正。高級幹部與低級幹部錯誤性質相同時，高級幹部應多受責備才對，因為他們的毛病所帶來的損害也大。‘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那是舊時代封建統治者的東西，而他們尚且強調‘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哩！我們偉大的光榮的黨，不允許有封建官僚式的人物存在。”
“‘人微言輕’是舊社會的產物，黨一再強調‘任何人只要是正確的意見即可直接向上級黨委反映，並得到支持。’可是黨內個別領導人只看重權勢地位，而不重真理。”
“縱容同級幹部任意報復打擊下級幹部，這種態度顯然違背黨章，是對黨章不忠的行為。即使有天大的功勞，至高的地位，也無權胡作妄為。”
“黨內有少數的夫人幹部，不論其水平、作風如何，往往左右逢源，青雲直上。為了鼓勵婦女積極參加工作，對此種現象可以諒解。但使用不恰當時，會使得一些群眾產生混亂思想，如當年咒駡國民黨那樣，咒駡我們‘夫榮妻貴、裙帶關係、皇親國戚’等。”
“作為一個為真理而戰鬥的政黨的黨員必須做到言行一致，否則，空喊馬列主義，空喊嚴肅黨紀，空喊共產主義道德，這種行為無異於資產階級的政治騙子。”
“總而言之，我熱愛真理，熱愛共產主義道路，熱愛黨的事業，可是黨內少數惡劣作風的存在，是我深所厭惡的，我熱望黨能雷厲風行地克服糾正。由此，我謹以一顆天真未鑿的赤子之心，向黨中央傾訴這一切。其實，黨若下決心，從上到下，從老到新嚴整黨紀的話，黨內的歪風自會收斂的。”
“有些好心人批評我太認真了。其實，認真是党對黨員的明確要求。人生如朝露一樣短促，我以為，一個人若不能認真的活着，那樣的生活叫我是活不下去的。難道人生就只為吃吃喝喝、過足官癮麼？何況是背着‘偉大的、光榮的’共產黨員稱號的人哩！當然，凡事認真，就要得罪人，甚至得罪權威人士。可是，一個共產黨員只能折服于真理，不能折服於淫威。”
對於那份“黑材料”，舒賽要求：
“應該給我看。如黨認為有價值就審查、教育我；無價值，又不必給我看，就請書面銷毀。”
此前，她幾次向中組部幹部口頭反映中南“三反”問題，如石沉大海，杳無消息。此次，她另謀途徑，請周總理的秘書李琦將材料轉交到中組部。不久，安子文部長兩次接見了舒賽，親口對她說，在在“三反”運動中對她的做法是“有毛病的”；那份材料（即“黑材料”）待和有關部門協商後，可以註銷；其他問題可直接向中組部辦公廳提出。舒賽看到一線希望，隨即與中組部辦公廳主任張文豹取得聯繫，提出以下三點具體要求：
一、兌現安部長許諾，註銷那份“黑材料”；
二、“三反”問題，補作一個書面結論存檔；
三、維護黨章的尊嚴，開幾分鐘小型會議，請在同志在會上表示收回當時的發言。
幾經周折，直到1956年12月26日上午，中組部辦公廳秘書電話通知舒賽：
“你的要求我們和有關部門研究了，小型會議不必要開；結論也不必用書面形式，只作口頭通知，其內容如下：
“在同志在‘三反’中對你的問題的處理上，有些問題提法不合事實，有的不夠妥當，有的缺乏根據，在處理上有毛病。”
舒賽沒有想到，黨的最高組織部門，會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一件普通黨員受高幹黨員政治誣陷的問題。她當即回答說：
“同志，在結論中必須加上有‘誣衊’一語。否則，這個結論倒成了他是話出有因，我則落了個真正的特務嫌疑。如此，怎能達到教育對方和嚴肅黨紀的目的？再者，自‘三反’以來，我的檔案已經走了三個大行政區，十一個人事部門。試想，如此嚴肅的‘三反’問題，若無書面結論，又怎能體現黨組織對黨員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責任？”
“你為何非要用誣衊二字？”
“只有這樣才是公正的，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舒賽又說：“還有那份材料的問題，也希望能落實安部長的許諾。”
秘書無言，掛斷了電話。
舒賽預感到事情有了變化，顯然是有人從中作梗。1957年4月，中組部再次以口頭方式通知舒賽：
“一、‘三反’問題，組織上已正式向你口头通知，沒有必要再做書面结论；
二、兩個字（指‘誣衊’）問題，不能同意你的意見，請不要堅持；
三、那份材料（指‘黑材料’）的問題，組織負責處理。將來如有必要，再決定用適當方式通知你；
四、中組部對你的問題處理完畢，不要再找了。好好養病，早日恢復健康。”
舒賽仍堅持結論要以書面形式，否則，何以為憑？對方不耐煩地說：
“我們只能這樣處理，你如不滿意，願去哪兒告都行，我們不再受理了！”
舒賽一片茫然。連中組部都不管了，便意味着通過組織的正常渠道已經封堵。作為一名黨員，雖然應該服從中央組織部的決定。但對於這種既未觸及黨內歪風，又未還她以清白的口頭通知，她怎能違背初衷去接受呢？
春節前後，幾位豫鄂邊區的老戰友相繼來訪舒賽。原雲夢縣委書記陳清在訪問中對她說：
“舒賽，你和在的事，還是私了罷。多年的老戰友，何必傷了和氣？”
“請你說說，怎麼個私了？”
“我和一些同志商量過，讓Z和你，再約上幾位戰友一起到位老（鄭位三）那兒，讓他向你道個歉算了。位老是中央委員，大家都很熟，也方便。舒賽，你以為如何？”
“老陳，首先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私了的方式我同意，但地點應該在中組部。”
“舒賽，你何必硬要在中組部呢？”
“我就不懂，既然是誠心解決問題，為何就不能在中組部？”
“唉呀，你想想，要他到中組部去向你道歉，他敢去嗎？那樣他就可能會受到處分的呀！”
原中南組織部的楊子謙來訪中對她說：
“舒賽，你對‘三反’問題，為何堅持要有書面結論？”
“子謙，你想想，‘口說無憑’呀，我身上的污點如何洗刷得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不能給我作一個書面結論？”
“他們擔心，如果作了書面結論，你會以此為憑證，堅持處分他，豈不麻煩……”
“大家都在替誣蔑者考慮，為什麼不替我這個受害者想一想？幾年來，我背着黑鍋，到處受歧視，無法正常工作和治病。我還算是個十三級的老幹部、老黨員吧，現在竟連一些本應該看到的黨內文件，都不給我看了。”
楊子謙無言以對。
又有戰友程超明、李力來勸舒賽“不要再堅持了”。舒賽坦言：
“如果連真理都不敢堅持，那不是我舒賽，當初我也就不會獻身革命了。”
有人向她點撥道：“舒賽，你就是告到毛主席那裏，至多送到辦公廳就打了回來，還不是由錢瑛所在的中監委來處理嗎？”
舒賽不禁想起參加革命前，曾就國民黨的腐敗何以難治而詢問父親，父親說：“在天理和國法之外，還有人情……”而今，在雖然只是一名副部级幹部，不僅有後臺，還有一张從中南到中央保護他的“人情網”，即使“三反”問題的是非曲直如此明朗，似她這樣一個黨內的小人物，也只能徒喚奈何了。舒賽深知前路佈滿了荊棘，但執着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使她不能退縮。
1956年11月，年近不惑的舒賽，想到自己的病情，已是來日不多，回眸自己短短一生的經歷，真個是百味俱生。她在養病期中，寫了一份《自傳》，在“前言”中寫道：
“1954年病倒，疑為肝癌惡症，便思寫《自傳》。我的事業雖無可記述，但我一生在舊社會及在黨內的遭遇，以及思想、品格的成長，未嘗不可作為我這一代女青年、女革命戰士的寫照。我雖無親生子女，卻有教養過的孩子。我願以之獻給他們，願他們從中能正確地認識我，且堅持不渝地趨向於我所鍾愛並為之而奮鬥的事業。”
“數年來，在黨內的某些遭遇，確非我的雙肩力所能負的。特別是‘三反’中，中南組織竟縱容個別負責幹部利用職權在政治上、人格上造謠、誣衊、陷害於我。我肩負了過來，總算無愧於黨，無愧於人民。然而從事業來說，我不能不浩歎我的青春，我的壯年！”
《自傳》最後寫道：
“要徹底剷除數千年所積累的歧視、玩弄、虐待與奴役婦女的思想習慣的殘餘，確非易事；同時提高社會人性、黨員黨性及思想認識、品質道德水平，也是艱巨的、長期的事業，這些遠比武裝奪取政權、改朝換代要艱難得多。然而，這些問題一旦得到解決，世界便成了樂園，每一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都是樂園裏的無憂仙子。雖然這一天離我還很遙遠，我神往，我堅信。”
“如果我不被什麼肝腫大、肝癌所繋，則將刻苦學習、奮志鑽研、提高認識以豐富自己，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早日到來，為了爭取婦女的徹底解放，要更準確、更豪邁、更勇敢地投下一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明年滿四十，仍不學無術。可謂三十不立，四十猶惑。到這個年齡方體驗到今是昨非的滋味。
……全國解放後，屢思改名，直到今春立意。經建築工程部黨委及人事司批准，從母姓王，名藕。”
舒賽改名王藕，自有其寓意。解放後，她思母心切，從母姓以表思念。而“王”為玉字少一點，寓玉無瑕。“藕”入污泥而不染，寓一身清白。
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建工部號召處、科級幹部對黨員負責人進行“鳴放”。舒賽被安排到整風辦公室，摘錄每天全國各大報紙上的有關資料和本單位大字報的內容。她想，歷來經驗，凡整風必能解決一部分積案問題。若此時依據黨章所賦予黨員的權利：“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黨員和黨組織的負責人”，直接向毛主席和劉主席進行申訴，定然不會受阻。適逢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即將在京召開，她準備了一份申訴書，待開會期間前往呈送。
6月25日，“人大”開幕的前一天，明人不做暗事的舒賽，打電話給安部長秘書劉式庸，說明中組部既然對她關上了大門，她打算直接向毛、劉主席進行申訴的意向。
26日下午，“人大”在中南海開幕，舒賽來到國務院傳達室，擬請周總理的秘書馬列轉遞申訴書，“人大”接待室負責人張力群出面對她說：
“同志，你的信我們可以交給人大常委會處理。”
“不能交給人大常委會。”
“為什麼？”
“因涉及黨內高幹，只能交給党的領袖。”
“毛主席和劉主席有多少國家大事在身，哪有時間管你這些事。你要交，只能交給‘人大’。”
舒賽失望地回到家中。她想起素來很關心自己的老首長陶鑄，時任中南局書記，或許他也來京開會，可請他幫助。晚飯後，舒賽來到中南地區人大代表下榻的前門飯店，見到陶鑄夫人曾志，始知陶未來京。曾志是井崗山時期的老黨員，熱情地接待了舒賽。當她知道舒賽的來意後，懇切地對她說：
“申訴書何必一定要交給毛、劉主席，他們日理萬機，忙得很呀，還是不要去打攪他們了。我替你把它交給中央有關部門吧。”
“大姐，我擔心像過去那樣石沉海底。”
“你放心，這次不會的。”
“什麼時候能給我回音呢？”
“你先回去，一、兩天內會有人與你聯繫的。”
舒賽放心地留下申訴書，回家等待消息。當晚，她睡了一個好覺。
次日，舒賽醒來天已大亮，她提上一個菜籃子就往外走。當她打開大門向外邁步時，突然從門邊閃出一個青年，張開雙臂，擋住了她的去路。
“舒處長，您今天不能出門！”青年說。
舒賽認識他是人事司的小張，詫異地問：
“小張，這是為什麼？”
“處長，我不知道，是領導給我的任務，讓您不要外出。”
舒賽心中不快，她說：
“可事先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
“舒處長，您是個老幹部，就聽從組織上的安排吧？”小張哀求道。
“正因為我是老幹部，才不能聽任你們這樣犯錯誤。我一沒違反黨紀，二沒觸犯國法，為什麼要限制我的行動自由？難道我出門去買菜都不行嗎？”
“……”
“你去告訴你的領導，他們這樣做是違法的。再說一遍，我是到市場買菜，不是去幹壞事。你要是再阻攔我，就要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後果。”舒賽徑直往外走，小張不敢阻攔，在身後說：
“舒處長，那我就跟你去吧。”
“這更不像話，你跟着我，不就是在監視、盯梢嗎？把我當成什麼人了？小張，我勸你不要做這種違法的事。”
小張無奈地停住腳步。
舒賽晨間的輕鬆心情，頓時煙消雲散，她悶悶不樂地走向菜市場。突然，從身後傳來一陣叫喊聲：
“舒賽同志，等一等！等一等！”
舒賽停步，只見人事司的党支書劉處長氣喘吁吁地尾隨小張和另一女同志追趕前來。
“舒賽同志，你…你還是跟我們回去吧，不要把事情搞僵了。”處長說。
“劉處長，是誰在把事情搞僵？我一清早就被你們派人守在家門口，不許我出門。現在你們又不顧群眾影響，追到大街上，不許我去買菜。我，一個有病的人，有什麼罪過？值得你們這樣興師動眾？”舒賽生氣地回答。
“舒賽同志，你有意見，我們回去以後再說嘛。”
“我已經和小張說了，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是違法亂紀、侵犯人權的行為。何況我一再說明，我只是到市場買菜，不打算到別的地方去，你們何苦還要阻攔我？竟然當着滿街的群眾。”
“你是個黨員，要服從組織嘛。”
“我服從組織，但不服從亂命。”舒賽堅決地。她看到周圍的群眾在竊竊私語，又說：“現在群眾已經在圍觀了，希望你們不要強制我，應該考慮黨的影響。”
在眾目睽睽之下，劉處長自知難以說服舒賽，口氣緩和了下來。
“那好，你買完菜以後回來吧。”他示意隨來的女青年小符留下來，自己和小張回返。
劉處長走後，舒賽對小符說：
“我已經向劉處長保證，買完菜就回家。我連早飯都沒吃，還能到哪里去？你應該相信，我不會讓你為難的。回去吧！不要再跟着監視了，這樣給群眾的影響不好。”
舒賽的話是真誠的，小符停止監視回返。舒賽無心再逛市場，買完菜就轉回家中，面對姨媽已準備好的早點，她毫無胃口。
10時許，人事司副司長韓友真和另一負責人來找舒賽。
“舒賽同志，你的問題，應該在黨內解決，不要到‘人大’去嘛！”韓某開門見山。
舒賽明白了，監視她，是怕她到“人大”去申訴。看來昨天的事，建工部已經知道了，她說：
“幾年來，我三番五次通過組織解決，但至今被政治性誣衊的事，連一個書面結論的起碼要求也未得到。安部長曾親口答應的註銷那份‘黑材料’，也因受人阻攔而不能兌現。你們都是党的負責人，難道能容忍這種歪風橫行？如今，中組部已向我關了大門，我現在是走投無路。”
“問題都應當解決，你等‘人大’開完會以後再進行也可以嘛，何必這樣急哩？”
“我已經等了五年，醫生對我的病判了死期，我總不能帶着一身污穢去見馬克思吧？”舒賽有些激動。“再說，我並不是去‘人大’告狀，而是趁‘人大’開會，毛、劉主席在京之際向他們呈遞申訴書，這是黨章所允許的。至今，我未見到主席，申訴書也沒有交給‘人大’。”
“你的申訴書交給誰了？”
“交給陶鑄同志的愛人曾志大姐了，她答應代我轉交有關部門。”
“喔，是這樣的。”兩位負責人不再追問，隻字未提對她監視之事，便起身離去。
舒賽發現，對她的監視並未撤銷，人事司許科長整日守候在單元樓下，只要她下樓便尾隨於後，寸步不離。她感到屈辱不解，第二天給曾志打電話，痛哭流涕地陳述已受到違法監視，請她向有關方面反映。曾志回答說：
“監視的事，誰搞的？我很快聯繫一下，你再等一、兩天吧。”
6月30日是個星期天，對舒賽的監視依舊，也無人來和她聯繫。從學校來建工部看望她的小弟弟，一進門就不滿地說：“姐姐，過去我來看你，從未受到盤問，今天，不知為什麼竟盤問起來了？”
“昨天許科長還向我打聽過您的行動哩，我說你們為啥子不直接去問她？”在一旁的表弟王薌急忙插話。舒賽忽然想起，昨天偶然發現在京上小學的外甥，曾偷看她寫的東西，隨即將他叫到身邊詢問，孩子吞吞吐吐地說：
“大爹（即舒賽），前天我放學回來，許科長把我叫去，要我告訴他，大爹在家裏給誰通過電話？講了些什麼？寫了什麼東西？又說我在北京沒有戶口，如果不告訴他，他就馬上讓學校把我開除，不讓我在北京上學。他还不许我告訴您……”
舒賽難以想像，一個中央的國家機關，竟然會威脅一個不滿十歲的孩子去監視他的親人，去充當違法亂紀的工具。她有什麼過錯？竟然讓她的親人也不得安寧？
7月1日，是黨的二十六周年紀念日，等待仍無消息。如今，她不僅作一個黨員的應有權利被剝奪，作為公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侵犯，连家人都受到了牽連。在悲憤交加、萬般無奈的心情之下，当晚，她揮筆寫了一封“控訴信”：
“毛主席、劉委員長、各位委員：
請允許我控訴前中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要負責人Z同志的一些問題、此類問題在黨內雖是個別現象，但總是應該得到正視與糾正的。自1952年至今，自中南至中央，我曾年復一年向有關組織申訴，終未得到重視。為了嚴整黨風，維護黨紀的尊嚴，特向毛主席、劉委員長和大會提出控訴，祈請予以接受、審查和處理。
……
“Z同志雖然有功，但功勞再大，豈可誣陷忠純的同志而不知悔？他的錯誤至今未引起有關部門重視，我所受到的誣陷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申雪，實因前中南監委、現中央監察部負責人錢瑛同志雖明知是非，卻一貫偏聽偏愛地支持和包庇之故。否則，他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我以一個純潔無知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成長。為了人類的真理與正義，對流血的階級鬥爭尚且不懼，豈可有負二十年黨的教育而屈服於權勢之下？士猶可殺不可辱，何況共產黨員？”
“為了維護黨紀、國法及黨員政治生命、人格、名譽的尊嚴，為使其歪風能有所糾正，我的生命有限，不能等到時過境遷的黨的‘九大’，不得已才趨於‘人大’。請求 毛主席、劉委員長和大會支持正義，批判歪風。“
“我要求：停止對我的監視；Z同志必須承認錯誤，收回自己的發言；銷毀那份不實的材料；在原範圍恢復我的名譽。”
“控訴信”匆匆寫完，她顧不得斟辭酌句。由於肝區陣陣疼痛，她已精疲力竭，躺在床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睡。想到自己的行動已受到監視，這封信如何才能送出去呢？窗外一片漆黑，她打開手電筒，看看鬧鐘，已是7月2日淩晨三點。她想，監視者此時正在夢鄉，事不宜遲，随即翻身下床，將“控訴信”和申訴材料裝入一個布袋內，隨手揣上一個麵包，人不知鬼不覺地逃出了建工部大院。這情景，不禁使她想起當年在敵區做秘密工作的日月，心中不由得一陣酸楚。
大街上不見車輛和行人，稀疏的路燈在路面閃爍着黃色的斑點。舒賽心中一片蒼涼，一片茫然。她深夜擺脫監視去申訴，卻不知該去何方？又能去何方？五天來，第一次能夠自由行動，她步履匆匆，下意識地沿着大街向南走去，不知不覺地走過甘家口、釣魚臺、木樨地，來到復興門外大街。這時，東方天色微亮，一輛首發的公共汽車從西向東駛來，車停站後，她跨步上去，車廂內，除售票員外空無一人。
“上哪兒？”售票員看了她一眼問道。
“我到……”
“喂，同志，你要上哪兒？”
“啊，天安門。”舒賽随意回答。
“八分。”舒賽遞過錢，不聲不響地坐了下來。
車到天安門，舒賽下了車。廣場上華燈高照，空無一人。她盲無目的地徘徊，來到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登上漢白玉臺階，眼前是一幅幅中國革命歷史的浮雕。她駐足凝視，不禁百感交集，熱淚盈眶。她這個曾被譽為“巾幗英雄”的女共產黨員，只因揭露黨內歪風，討還個人清白，從中南，到北京，竟是障礙重重，關山難渡。如今，她已陷入孤立無援、走投無路的境地。難道她應該就此止步嗎？屈服嗎？這時，她似乎看見浮雕中那些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当年他們為了自由、正義和真理，灑熱血，拋頭顱，前赴後繼，義無反顧。作為後輩的她，今天為着同樣的目的，又豈能止步？豈能屈服？
旭日東昇，天色大亮。舒賽振奮精神，拿定主意，再去前門飯店請求人大主席團的成員代她轉呈“控訴書”。
7時許，舒賽來到飯店，代表們正在用早餐。她徑直來到餐廳，向服務員說明自己的身份，詢問哪一位是主席團成員？一位工作人員跑過來說：“同志，你先到接待室休息，我去幫你找。”
舒賽被帶到接待室。
半小時過去，沒有回音。只見代表們陸續出門上車，她心中焦急，正要起身，一個熟悉的面孔出現了，正是一周前在中南海見過的張力群。對方滿頭大汗，氣勢洶洶地叫道：
“你怎麼又跑到這裏來了？”
“我想請主席團成員，向毛主席轉呈‘控訴書’。”
“我跟你講過，毛主席沒有工夫管你的事！現在代表們都去開會了，你快回單位去，這裏不是你待的地方！”
“我在單位已受到監視，沒有行動自由，只能在這裏等候代表們開會回來。”
“不行，你必須馬上離開！別在這裏影響大家的工作。”
“那我就在外面大廳裏等待，總可以吧？”舒賽離開接待室，來到空蕩蕩的大廳，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她感到又累又餓，從口袋內掏出麵包，慢慢地咀嚼起來。
張力群在接待室打罷電話，來到大廳。
“這裏也不是你待的地方，你必須馬上離開飯店。”
舒賽見對方態度蠻橫，她不答話，繼續嚼著麵包。突然，從大門外跑進來四個彪形大漢，在張的示意下，不由分說地將她連拖帶推地從大廳架出飯店，再拖過停車場。她所帶的申訴材料和未吃完的麵包丟撒滿地。
“你們這是幹什麼？幹什麼……”舒賽被這突如其來的粗暴行為所震驚，她一邊掙扎，一邊叫喊。街上的行人紛紛止步圍觀。
“散開，散開，她是個瘋子！是個瘋子！有精神病……”
一輛轉動着發動機的小臥車靠在馬路邊，幾個建工部保衛處人員在車內嚴陣以待。大漢強行將舒賽塞入車內，關上車門，飛馳而去。舒賽被拖得肝區劇痛，呼吸困難，在車內嘔吐不止。她被扭送回建工部家中，嚴加看管起來。面對這種無視黨紀、國法和群眾影響，不惜使用綁架手段和人格侮辱，來對付一個依據黨章、憲法進行申訴的病弱女子，她五內俱焚，悲憤欲絕。在封建王朝，百姓有冤，尚且可以攔轎告狀，今天，在共產黨的天下，她卻受到如此地侮辱。舒賽忽然意識到，既然現在某些权势者可以無法無天地對她施以監視、綁架，誣她為“瘋子”、“精神病”；此後豈不可以任意地將她置之死地？她感到個人的安全已受到嚴重的威脅，生死也毫無保障。她思考再三，决定孤注一擲。
7月3日上午，舒賽在建工部辦公大樓內安放了一張行軍床，宣佈“被迫公開絕食”，抗議對她的誣衊、監視和綁架行為，要求有關部門解決她的問題。
舒賽突然絕食，驚動了建工部，也開始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當日中午，建工部部長劉秀峰派秘書將她請到辦公室，親自對她說：
“舒賽同志，你的問題我們研究了，是可以解決的。我現在代表組織告訴你：‘三反’對你確有壓制，應該平反；那份材料可由本部人事司書面註銷；‘三反’後，對你壓低使用了，經人事司研究後進行調整；張執一在‘三反’中講的那些話不對，應作出適當的處理，他本人也應有所表示。至於是否作書面結論，可再研究。這樣解決，你是否同意？希望你停止絕食。”部長又說：“我已去過前門飯店，根據我的瞭解，你到‘人大’去，是想請人大代表向毛主席轉遞申訴書，這沒有什麼不對。”
部長的話通情達理，舒賽深受感動。她激動地說：
“劉部長的態度使我心悅誠服，若早以這樣明智的精神論事，便不會僵持到如今。由於對方始終不肯正視問題，我最起碼的要求也得不到解决。現在竟然監視、綁架都來了，不僅我作為黨員的權利被剝奪，作為公民的人身自由也遭到踐踏。我一個孤弱有病的女子，已經受到政治性的種種誣衊，現在又骂我是瘋子、有精神病。劉部長，這豈非要置我於死地？”
“舒賽同志，我們組織並沒有那樣看你，你不必在意。至於對你的監視、綁架問題，這種做法有失妥當，我代表中建部向你道歉。”
“部長的話令我感動，但我不敢接受。監視、綁架行為顯然是上面個別人的違法亂紀，與中建部領導無關。張力群是現場指揮綁架者，要道歉的應該是他。你所說的‘三反’問題的解決辦法，只要能夠兌現，我便停止絕食。”
“我想，張力群可以來道歉，其他問題我和有關部門研究後，儘快地答復你。”
舒賽在絕食中等待答復。第三天下午，女戰友林穎來看望她，戰友難以相信，一個曾經活潑爽朗、坦蕩豁達，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人，怎麼會走到絕食的地步？看到她那瘦弱的身體和絕望的心情，不禁潸然淚下。她勸慰道：
“舒賽，你是我們党培養的好黨員，怎能絕食呀？即使你不想活了，也應該替党和毛主席想想……再說，你如果死了，你的問題別人又搞不清楚，豈不會落得個不明不白，這樣對黨、對你有什麼好處？！何況，你講到劉部長和你的談話又那麼好，你若再堅持死，就是你的不對了…… 還是回家吧，舒賽！”
戰友的肺腑之言，打動了舒賽，何能一死了之？此時，劉部長也開始兌現諾言：
“我已和各方面協商過了。首先，解決那份材料的問題，中組部已同意，經你簽字蓋章後，由我部人事司書面註銷。”
“其他問題呢？”舒賽問。
“其他各項會逐步兌現的。同志，你應該相信組織和我本人。”
舒賽無話，停止絕食。
“開除黨籍僅三天”
半月後，建工部人事司將兩份註銷黑材料的文件，經舒賽簽字蓋章後，分別交給她本人和存入檔案。多年來，她心中這塊石頭終於落地。不免感慨，既有今日，又何必當初？
一月過去，劉部長許諾的其他各項未見消息。8月底，舒賽要求見部長，秘書告訴她：
“舒賽同志，上面對你的問題已經有意見了，現在劉部長的壓力很大。聽我的忠告吧，你那些問題不要再提了。你身體有病，還是去住療養院吧！否則……”
“會怎麼樣？”
“恐怕對你沒有好處！”
舒賽有些吃驚，回答說：
“施秘書，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我怎能去療養？”
“那好，我會轉達你的意見的。”直到年底，舒賽也未能見到部長。
1958年新年過後，人事司黨支部忽然通知舒賽，已將她的組織關係編入該支部，要她過組織生活。舒賽感到蹊蹺，此前年余，作為老黨員的她，從來無人關心她的組織生活，也從來不曾給她看黨內文件，現在為何對她關心了？
元月底，支部書記劉某來找舒賽，他開門見山說：
“舒賽同志，群眾對你去年絕食很有意見，支部決定讓你在黨內作一個檢查。”
“劉書記，我為何絕食，你們都很清楚。去年，劉部長曾親自作過調查，並答應解決我所提出的問題。如今半年過去，除那份‘黑材料’註銷以外，其他各項均未兌現。為什麼無視黨紀國法、搞監視綁架的人不作檢查，我這個受害者卻要檢查？”
“‘民不舉，官不究’，我剛才說了，群眾對你有意見！”
“群眾應該是有領導的。”
“你還是準備準備吧！”支書匆匆離去。
第二天清晨，支部派人通知舒賽：“下午一點半開支部大會，你務必參加！”
舒賽因肝區疼痛難忍，全身發軟，伴有嘔吐。她向來人說明情況後，請求會議延期。午飯後，舒賽正蒙頭睡覺，忽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未待她下床，三個支委沖到床邊，聲色俱厲地吼道：
“大家都到齊了，你為何不去？再不去，就到你家裏來開會了!”
舒賽心中火起，回答說：
“你們讓一個飽受迫害、明知活不長的病人去開鬥爭會，本已不通情理。何況我今天犯病，事先也請求過會議延期，你們卻置之不理。即便是獄中的罪犯，有了病，出於人道主義，審判尚可從緩。我畢竟還是個為黨流過血、拚過命的老幹部，即便有錯，總沒有死罪吧？為什麼這個會就不能從緩幾日？非要乘我之危？”
眾人無言，悻悻而去。
2月5日下午，舒賽帶病參加為她準備已久的黨支部大會。會場內濟濟一堂，氣氛異常嚴肅。她注意到，全體共青團員也被邀來參加，並有發言權。她想起1941年在京安、1951年在武漢的兩次批鬥會。第一次因為年輕，她只能以沉默代替反抗；第二次主持人不允許她發言，有口難辯。今天，她要為自己辯駁。
會上，人們異口同聲就她去“人大”告狀和絕食兩條進行批判。有人質問道：
“你是建工部的黨員，為什麼不通過建工部黨委進行申訴？黨章上有規定，誰也不會扣壓你的材料的。”
舒賽回答：
“且不說遠的，1957年初，我曾將一份申訴書通過人事司交部黨委，請轉送中央組織部。每當我追問起時，他們說‘正準備往上轉哩’。後來再問，竟然告訴我申訴書找不到了，現在人事司的同志在場，請你問他們。”
“你私自去‘人大’是無組織無紀律！”
“我是在正常途徑難以申訴的情況下，才開始直接向中央申訴，這是黨章所允許的。”
“你把黨內的問題搞到黨外去，這是蓄意配合右派向黨進攻！”有人喊道。
“你這位同志，我不知你是黨員還是團員？請你不要亂扣帽子。我即使去‘人大’申訴，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何況我所提的‘三反’問題，是在政府機關內發生的，所揭露的個別領導幹部也是國家幹部。再說，‘右派向黨進攻’是 1957年，我從1953年就開始申訴了，何配合之有？”
“你控訴信上的內容是在給黨抹黑！”
“共產黨是光榮偉大的，但黨內確有個別高幹存在有損於黨的不正之風。我從黨員的責任和做人的良知出發，以切身的經歷，現身說法來揭露這種歪風，正是關心黨，愛護黨，怎能說是給黨抹黑？那些無視黨紀國法、以權謀私、挾嫌報復、從政治上誣陷好人的黨員幹部，才是在給黨抹黑。”
會議主席隨即將批判內容轉向大逆不道的絕食問題。
“你是個老黨員，竟然公開進行絕食，這是在向黨示威！”
“這是叛黨！”有人喊道。
“你們這樣上綱上線，怎能以理服人。我絕食是迫不得已，是我合法地申訴接二連三受到阻撓，又遭到非法監視和綁架，黨員和公民的正當權利以至人身受到嚴重侵犯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决心以死來引起中央對黨內歪風的重視，何叛黨之有？”
“不許舒賽狡辯，至今她毫無覺悟，不知悔改！……黨員絕食是自絕於黨，是叛黨行為！……叛黨就應該開除黨籍！”
會議逐步升溫，主持人不顧舒賽的辯駁，引導大家按預定計劃進行批判。
歷經“鎮反”、“三反、五反”等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剛結束不久的“反右派”鬥爭以後，人們對於組織上部署的批判會，早已是輕車熟路，心領神會。再者，歷次運動的經驗告訴人們，在運動中，所持態度應“寧左勿右”。‘左’只是認識問題，右則是立場問題了。何況，每逢運動，也是表現個人進步、緊跟党組織的大好時機。於是，许多人都会在运动中衝鋒陷陣，去进行“殘酷無情地”的鬥爭。會上，有人理直氣壯地批判道：
“舒賽說組織上對她監視綁架了，什麼監視綁架？你要去胡鬧，就應該看住你嘛！只因為看得還不夠牢，才讓你跑到前門飯店去胡鬧。如果不把你弄回來，你自己會回來嗎？”
“你說過去的領導在政治上誣衊你，那是黨對你必要的審查嘛！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最後並沒有給你定性。你竟然耿耿於懷，到處告狀，以至發展到叛黨，你走得太遠了！”
“你開口閉口誣衊領導和組織上無視黨紀國法，這和右派罵我們‘和尚頭上打傘，無法無天’異曲同工。是可忍，孰不可忍！”
……
晚上，會議繼續。舒賽已是頭昏腦脹，聽而不聞。她無心辯駁，強打精神支撐着。第二天繼續批鬥。第三天上午，在對“開除舒賽黨籍”的提議進行表决前，舒賽聲明：
“像這樣不論事實、不辨是非的黨內會議，我決定退席！”會議主持人急忙叫道：
“現在正式黨員進行表決，同意開除舒賽黨籍的舉手！”十余名正式黨員舉起了右手。
“全體正式黨員一致通過！散會！”
舒賽疲憊不堪地回到家中，倒臥床頭，心潮翻滾。她萬萬沒有料到，在黨組織正式註銷张执一誣衊她的那份黑材料的半年之後，形勢竟会發生逆轉，对她“秋后算账”了。不到三天，一個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一個為國、為党耿耿忠心的老幹部，就這樣匆匆地被開除了黨籍。憤惑之中，一首“打油詩”在她的腦海浮現：
“當初入黨頻動員，廿年艱險與心酸。豈料如今渾不是，開除黨籍僅三天。”
舒賽怎能知道，建工部突然改變初衷，倉促開除她的黨籍，是因為以錢瑛為首的中監委早就批評建工部部长劉秀峰對她的處理右傾，致使他的許諾遲遲未能兌現。今年初，中監委的王從吾受命親自給建工部打電話，提出舒賽去“人大”告狀是無視黨的組織紀律，絕食是叛黨的行為，應立即將她開除黨籍。此後，建工部才有此匆匆一幕。
黨支部未等到舒賽送來申訴書，即由新部黨委（刘秀峰已离任）批准、公佈《關於開除向黨絕食抗議的叛黨分子舒賽黨籍的決定》（1958年2月7日）。此《決定》最後寫道：
“舒賽的錯誤是嚴重的叛黨行為。她是一個受黨的教育二十多年的老幹部，對於党的組織原則，黨的紀律是瞭解的。黨章規定共產黨員當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抵觸的時候，應該堅決地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這是每個黨員必須遵守党的組織的最高原則。而舒賽在處理個人與組織的關係上違反了這條原則，竟把党的原則完全拋棄了。她背棄了黨的組織，把自己與黨的組織擺在敵對的位置上，向黨宣戰。她不信任黨的組織，把黨內問題企圖弄到黨外去解決，並以死的威脅向黨决鬥。這是背叛党的行為，完全喪失了共產黨員的條件。
舒賽所犯錯誤不是偶然的，她曾在歷史上經過多次波折。但是由於多年以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未得到徹底改造，當遇到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不相容的時候，就背棄了黨的利益。一個共產黨員如果捨不得拋棄個人主義，其結果就會走到與黨對立的方面去，這是不足為怪的。
舒賽對黨給她的幫助採取了頑強對立與拒絕的態度，决心背離黨的組織，拒党的幫助於千里之外，毫無思考餘地。
為純潔黨的組織，嚴肅黨的紀律，經支部大會討論一致通過：開除舒賽的黨籍，並建議行政上給予處分。”
四個月後的6月4 日，建工部又宣佈：
“經部務會議决定，給予人事司幹部舒賽行政撤職處分。在其養病期間，每月暫發給生活費一百二十四元。”
當來人將此決定通知舒賽時，她正言道：
“請你轉告組織：似這樣不可理喻的壓制我到底，自6月份起，我拒絕領取這不倫不類的‘生活費’，以抗議對我的不公，直到組織上重新考慮我的全部問題為止。若是一般的壓制，我決不敢如此，只因太過分的違背黨章和憲法了。”
隨後，部黨委又發動群眾，對舒賽進行大字報批判。一時間，大字報貼滿了建工部大院。舒賽不甘示弱，隨時提筆在大字報上小批。領導令她停止，她回答說：
“你們發動群眾寫大字報是你們的權利。我沒有精力寫大字報，只能就地借花獻佛，這是我的權利。你們一天不停止這種無限上綱、顛倒黑白的所謂批判，只要我還活着，就奉陪到底！”
次日清晨，院內的大字報消失得無影無蹤。
舒賽拒領工資，斷絕了經濟來源。一向清廉，樂於助人的舒賽，沒有積蓄，不得不再次節衣縮食度日。為減輕生活負擔，她忍痛將從四川來京，已照顧她兩年的姨母、表弟以及在京讀書的兩個外甥，送往河南妹妹處。身邊只有一個剛滿周歲的侄兒，每月從大弟弟送來的生活費中得到一些資助。
不久，房管處三令五申，催她搬家。一年之內，在病中她三度搬遷，住房從大院內的三室一廳，至1959年夏，搬進東城區大佛寺東街甲5號旁門職工家屬院，才定居下來。這裏是一個狹長而擁擠的平房院落，前後兩院有臺階式的通道相連。在臺階上，緊靠北牆擴建了一間約十二平米、三面透光的平房，便是她的新居。舒賽在日記中描述道：
“此單獨的一間，突出於東西兩院之間的過道上，頗有四面受風寒，八方臨干戈之感。不知是哪一位仁兄所精心策劃的？”
新居內的陳設簡單，靠北牆放了一張戰友贈送給她的單人鋼絲彈簧床；東、西兩排透明大玻璃窗下，分別有一張三屜桌和兩個矮小書架；朝南是一個有透明玻璃的房門，門右邊一隻做飯兼取暖用的煤火爐，門外便是行人往來的通道。在東窗外有一小塊可供兒童玩耍的空地，緊靠窗下是公用自來水龍頭和下水道。身患肝病，神經衰弱的她，無異于身居鬧市，一舉一動盡在眾目睽睽之中。舒賽自遷居此處，恰似被拋棄的孤兒，再也無人過問了。她不禁寫道：
“即令王藕只是為了個人不願忍受在的污蔑誣陷，難道在黨章上王藕不應有黨員的尊嚴與權利麼？為什麼如此對待王藕？為什麼誣陷人、損害党的人依然被重用，而被誣陷的人受到重重迫害？人們怎麼能看着這滿紙鐵的事實而不予正視？怎麼能將錯就錯、閉着眼睛、橫着良心硬把忠純之士當着敵人？于党何利？……党與黨員，個人與組織，乃親勝於父子兄弟的血肉生死關係，即令錯誤全在我，對一個為黨效命多年而又孤病無依的戰士，總該恩威並濟。豈料冷漠如斯，怎不寒心！”
某日，《人民日報》登載了一篇蘇聯領導人親自接見一個小偷並解决其困難的報導。她感慨萬端，提笔写道：
“蘇聯一個小偷，竟然能得到最高領導人的信任而給予做人的機遇。我二十年飽嘗心酸，耿耿忠心為黨，竟因遭人血口誣陷而申訴無門，壓制至今。我只不過對個別高幹的不良作風有意見，且始終是依照黨章所賦予的權利、義務而進行控訴揭發，卻被他們官官相護、倚仗權位而施其淫威，害我到如此境地。”
舒賽想到，當年的鐵窗、酷刑都未能動搖自己的信念與意志，難道今天這區區斗室和冷漠無情，就能改變她麼？
“丹心一顆銘真理，謀事在人成事天。我為黨揭發歪風，為堅持真理不惜個人犧牲的革命火焰，是任何淫威所不能熄滅的！”
為申討黨內歪風，維護個人尊嚴，如今尚有公民權利的舒賽，着手撰寫《最後一次的控訴》。她日以繼夜，嘔心瀝血，至1959年8月15日完成四萬餘字。此文最後陳述：
“監視綁架是嚴重違反黨章、憲法，侵犯人權人身的行為。即令我去‘人大’告狀，監視、盯梢也屬錯誤，何況一連六、七日之久。說什麼‘為避免繼續給黨造成政治上的更嚴重的不良影響，不得不勉強將她用車接回。’難道我坐在警衛森嚴的飯店內，會給黨造成不良影響？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對眾目睽睽的行人，綁架一個手無寸鐵的病弱女子，就不會給黨抹黑？在封建時代，平民尚可攔駕告狀，何況在共產黨的天下？綁架者自知理虧，才向圍觀的群眾大喊：‘她是個瘋子！有精神病！’以掩飾其違法行為。”
“非法的綁架使我肝膽俱傷，病情惡化。實恐其他迫害手段接踵而來，個人忍辱是小，歪風不揭乃大。與其暗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不如公開一死。故在感憤交集、惶恐萬端、行動被禁、走投無路的境況下被迫絕食，以抗議這種目無黨紀國法、濫用職權的行為，並望能上聞于毛、劉主席。我生也為黨，死也為黨，何‘叛黨’之有？”
“在誣衊、誣陷的事實不容狡辯。人，即令是為了個人，又何能強我忍受特務、托派等污名之辱陷和監視、綁架等人身傷害？”
“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怕批評，不諱疾忌醫，文過飾非。……歷代王朝猶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民間傳說《打龍袍》、《鍘美案》與日月齊輝。久經黨所教育，又受党重用的黨員，豈可居功橫行？兩千年前，就提倡‘君有大過則諫’，何況今天黨内的一個副部長？我若因其功高而不敢揭發，是不忠於黨；若功可飾過，黨紀、國法對所有高幹豈非一紙虛文？”
“我，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為了無愧於我所宣誓的‘為了共產主義不惜犧牲一切奮鬥到底’的誓言，特別是我堅信未來世界裏一切醜惡的思想作風必定絕跡，為了加速這美妙的時刻早臨，我何惜區區之身而不堅持揭發鬥爭到底。若非為了黨，一個飽受迫害的孤病之身，如稍有疑慮何敢再告？即或告准，也不過落得飽受摧殘之身心，臨終瞑目而已，何個人主義之有？”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改朝換代猶易於思想品德的建設。建設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品格是光輝的前無古人的不朽基業，其方法除了教育外，有時免不了要忍痛整治手頭瘡癤。若畏痛護短，諱疾忌醫，則難以忠貞無玷的對待党的萬年偉業。”
“我既無精神病，也不瘋顛，不過信仰了共產主義和黨綱黨章，它們促使我力盡整不死的個人綿薄的最後責任，但求瞑目時少點愧疚。言雖魯莽，心實痛裂，權作赤子於母之嘔心瀝血的一番傾訴。願党三思。”
舒賽仍然堅信，只要這《最後一次的控訴》能上達毛、劉主席，問題便能迎刃而解。然而，一個被開除了黨籍的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會拒她於門外，如何才能將它呈送上去？她絞盡腦汁，决定再次孤注一擲。
1960年春節前夕，適逢在中央某劇院工作的大弟弟出差廣西。舒賽以看病方便為由，臨時住進劇院內弟弟的宿舍。她買來全套刻印工具，不聲不響地將“控訴書”刻印了出來，共有六十餘份。3月19日這天，她將“控訴書”分別寄送了出去。對於這次行動，她写道：
“黨內怎能容許過分地踐踏黨章、黨綱的歪風。為了馬克思列寧思想作風的純潔性，王藕刻印了《最後一次的控訴》，分致黨中央和人大常委會。我為什麼在橫遭壓制後還堅持向黨中央、人大常委會控訴？一則黨綱、黨章和憲法不容踐踏，任何個人的政治權利和尊嚴也不容輕辱；二則，為了再次使錢瑛部長和Z能明大義，從而認識到黨綱、黨章和憲法是不可玩弄、輕忽的。因此，才萬死不辭、才不畏他們一貫施加於我的淫威，而艱辛地以此最後的控訴來維護黨綱、黨章、憲法和個人尊嚴，來引起黨中央的重視，使黨內的歪風得以糾正。”
3月21日中午，一個民警到劇院來找她。
“你是王藕嗎？”民警問。
“我是，你有什麼事？”
“我是東城公安分局的，我們局長請你去一下。”民警不慌不忙地。
舒賽心中明白，最後的期望已經徹底破滅了。她對分局局長不動干戈、不驚動弟弟的工作單位，禮請她去坐牢的方式，感到欣慰。她平靜地對民警說：
“同志，我去。不過，請你先等我片刻，我做點飯吃，吃完就跟你走，可以嗎？”
“可以，我就在樓下院子裏等你。”
民警離開。舒賽打開室內的爐子，做了一碗清湯麵，匆匆吃完。將弟弟的宿舍收拾乾淨後，便帶上一些日用品和剩下的一份《最後一次的控訴》走出房門，隨手將房門鎖上。她來到隔壁的房間，對弟弟的同事說：
“梁同志，東城公安分局來人叫我去，我可能回不來了。他們要我去的原因，就因為這件事。”她將“控訴書”遞給對方：“我聽弟弟說你也是從延安出來的，想必也是黨員。我將它留給你，你可以看一看。看完後，或者將它交給你們劇院黨委，或者留給我的弟弟。他並不知道這些事情，請你告訴他。再者，我在這裏住了兩個多月，也應該對你們劇院有一個交待。”
舒賽說完，又將弟弟的房門鑰匙交給他，然後下樓來見民警，抱歉地說：
“快兩點鐘了，對不起，讓你久候，現在我們走吧！”
民警和舒賽各騎一輛自行車，直奔分局。兩人穿街走巷不久，民警忽然發現舒賽不見了。他焦急地四處尋找，又沿路返回劇院，仍不見舒賽蹤影。他趕快回到分局，滿頭大汗地跑進辦公室向局長報告說：
“局長，局長，不好了，王藕她跑掉了！”
局長見民警緊張的樣兒，不免笑了起來。他說道：
“老趙，你看看身後是誰？”
民警老趙回頭一看，只見面带微笑的舒賽正坐在后面，他吃驚地說：
“你……你在這兒呀，可把我找苦了。”
“同志，我既然答應了來分局，是絕不會跑掉的。”
“對，對，對，是我走丟了……”老趙尷尬地退了出去。
分局局長初次接觸這個“王藕”，感到此人很不一般。他隨手從抽屜內取出幾份已經拆開的郵卷，客氣地問道：
“王藕，我請你來，是要問一問，這些東西是你寄的嗎？”
“是我寄的。”
“你一共寄出多少份？”
“將近六十份。”
“都寄給什麼人了？”
“在北京的党和國家領導人。”
“你這個東西是什麼時候寫的？”
“半年前就寫好了，最近才將它刻印出來。”
“你的家在大佛寺東街5號旁門吧？”
“對。”
“為什麼要住到劇院來？住的是誰的房子？”
“是我大弟弟的單身宿舍，他到廣西去搞創作了，他並不知道我寫控訴書的事。我住過來是因為這裏比較安靜和安全。”
“難道在你的家就不安全？”
“我家經常受到別人的監視和干擾。”
舒賽對自己所作所為毫不隱瞞，局長不再多問。口氣嚴肅地說：
“王藕，我現在向你宣佈，根據上級指示，你大量散發對國家機關領導人的控訴書，我們要對你進行拘留審查。”
“我堅持控訴個別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的不正之風，要求還我個人清白，並不犯法？”
“你在社會上製造混亂，混淆視聽，給黨和國家帶來極壞的影響。”
“你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拘留我也是錯誤的！”舒賽提出抗議。
“你有意見，等審查清楚以後再說，今天就把你留下了。”局長遞給她一份紙筆，又說：“你要將你所投寄的地方如實地寫下來交給我。”局長對門外喊道：“來人，將王藕帶下去！”
舒賽在拘留室內，很快將她所投送的地址和人名寫了出來。當晚，她孤寂一人，躺在一張硬板床上，難以入睡。她想起一周前，河南的妹妹來京看她時，兩人的一段對話：
“姐姐，你已經被整成這個樣子了，又開除了黨籍，就不要再告了吧！胳膊是擰不過大腿的呀！”
“他們開除了我的黨籍，但開除不了我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人應該為理想而活，怎能苟且偷生？古人尚且知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何况我們？”
“姐姐，你難道就不考慮後果？”
“我心裏很清楚，這次的後果無非是兩條：最好的結果，這些‘控訴書’中哪怕有一份能夠呈送到毛、劉主席和周總理那裏，問題就可能徹底解決；最壞的結果，是仍然受到阻撓，我就可能去坐牢。你們要有這個精神準備。”
如今，果然被抓來坐牢了。舒賽想，為什麼她所投遞的數十封控訴書中，竟無一封通往上天？竟無一人敢為她仗義執言？二十年前，她為抗日救國，曾經蹲過日偽的監獄；今天為揭露黨內歪風，又住進自己人的監獄。她究竟觸犯了那一條罪行？
次日，一整天無事。第三天，局長和氣地對她說：“王藕，現在你隨老趙去安定醫院一趟。”
“幹什麼？”
“給你檢查身體。”
“安定醫院是精神病醫院，我又沒有精神病，檢查什麼？”舒賽警惕，想起整她的人早已在散佈她的精神不正常了。
“有沒有，你去檢查一下不就清楚了。”
“有人蓄意這樣誣衊我，你們執法部門也輕易相信嗎？”
“正因為我們不輕易相信，才讓你去檢查嘛！”
“我的精神很正常，我不去。”
“你不去怎麼能證明你精神正常呢？”局長雖然年輕，卻善於作思想工作。舒賽被說服了，便隨老趙騎車來到安定醫院。
這是一家國內一流的精神病專科醫院，舒賽在門診部登記時，突然發現在登記簿上的20日一欄中，明白無誤地寫着：
“中央建工部兩人帶來一個女精神病患者進行檢查。患者名叫王藕，四十餘歲，家住大佛寺東街旁門5號……”
舒賽十分驚愕，20號那天，她去訪問戰友蘇菲了，何曾被建工部的人送來看精神病？莫非有人用冒名頂替的手法，妄圖製造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病歷，強加於她的身上？她氣憤已極，不再用“王藕”一名登記，改用原名“舒賽”。又馬上給分局局長打電話，抗議這種卑劣的手法，並要求查清。局長不停地說：“不可能的，這是個誤會，誤會……”搪塞了過去。
在醫院，經過一系列檢查、測試和會診，主治大夫如實為舒賽寫下一份“診斷結論”：
“該患者意識清晰，思維邏輯性強，有分寸，無固定妄想內容，智力無減退，有一定理論和分析能力，目前未見精神異常。”
舒賽心中感慨，這些普通的醫生尚且有職業道德和做人的良知，未輕率地判她一個“精神異常”；而某些道貌岸然的共產黨人，卻千方百計想給她戴上一頂“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使她永無翻身之日。
舒賽在分局拘留十天之後，又轉押到市局法警科。她對這種違法的超期拘留提出了抗議，市局不予理會。再次強迫她去安定醫院接受檢查，診斷的結果仍然是“未見精神異常”。
原來，所謂的拘留審查，不过是等待上方對這個膽大妄為、桀驁不馴、執意要糾正黨內歪風的女子，研究應如何發落而已。
半月之後，對舒賽的處理決定了下來。由建工部以“無理取鬧”罪名，將她開除公職，戴上“壞分子”帽，再經中央監委王從吾、建工部新任部長楊春茂、公安部二局副局長白均等簽字批准，送勞動教養所進行勞動教養。
惟一的“無理取鬧”犯
北苑農場，在北京德勝門外約二十公里處，是北京市公安局所屬的一個著名的勞教農場，又稱“勞動教養所”，或“勞教所”。解放初期，這裏關押着一些社會“渣滓”，如賣淫嫖娼、偷竊倒賣、敲詐勒索、打架鬥毆等案犯。1957年，一場波及全國的“反右”運動結束之後，所內有了“右派分子”犯人。男女案犯，分別組隊管理。
女一中隊設在一個單獨的大院內。院門朝北開，以鐵門封鎖。內有裏、外兩個院子，一牆相隔。外院呈長方形，坐北朝南一排平房，大門西側有中隊部、細活勞動車間；東側是醫務室、隔離室、伙房、倉庫等。外院東頭可通往犯人用的露天廁所，東南角是單獨的職工住宅區。南面是隔牆，有一小門通至內院，入口處日夜設人看守。內院有一片很大的露天場院，場院的西、南、北三面是一字並連的、供犯人居住的簡易號房，依次為一至二十二號。內院東南角，設一圓形崗樓，内有武裝哨兵日夜監視犯人的活動。
1960年4月14日的下午，公安局給農場送來一名“無理取鬧”犯人。她被帶到女一中隊的中隊部，當她填完入隊登記表後，管教人員要她按手印，她說：
“我是共產黨多年培養的骨血，不但未犯法，也沒有錯誤，更不是什麼案犯，不應受此侮辱。我可以簽名，絕不按手印！”
一個女管教正要發火，只見另一管教對其耳語後，免去了舒賽按手印。隨後，此管教對一個年輕管教說：
“小劉，你帶王藕到嚴管二組去。”
年輕管教和氣地對舒賽說：
“王藕，走吧，我來給你拿行李。”舒賽隨管教離開隊部，來到隔牆的小門前，守在門內的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嘻皮笑臉地問：
“小劉隊長，又進人啦？”
“對。”
“她犯了那條？”
“無理取鬧。”
“咋‘無理取鬧’也關進來啦？”女人在背後嘀咕，管教沒有理睬，帶着舒賽走進內院。
眼前是一片潮濕的黃土場院，場院內，各色各樣的女人，三三兩兩地坐在馬紮上幹活。或織頭巾、打毛衣、納鞋底，或拆舊衣物、穿鐵路上用的“飛子”……五花八門，忙碌不迭。這些人中，年歲大的約五十歲上下，年輕的只有十五、六歲。有人穿着整齊，有人衣衫襤褸。眾人見舒賽進來，向她投以冷漠的目光。有人故意嚷道：
“姐兒們，又來了一位新同學！”
“同學”二字，使舒賽感到格外地刺耳。她想到自己今後將和這樣一些罪犯生活在一起，心中難以名狀的悲憤。
嚴管二組在場地西側的第二號房內。舒賽隨隊長走進號房，室內景物一目了然。房間長約十米，寬只有三米，東西向，狹長形，沒有桌椅。靠北牆搭了一排木板通鋪，鋪上整齊地排放着近二十個花色不一的鋪蓋卷。鋪前狹窄的走道，僅夠兩人擦肩而過。斑駁的南牆上，整齊地掛着大小不一的背包。這時，組內正在開案情交待會，“同學”們盤腿坐在各自的鋪蓋卷前。
“華景芳，給你們組新添一名王藕。”管教對主持會議的女青年說。
“劉隊長，您這是照顧我們組呀？”年輕的組長華景芳（專科學生，上海人，偷竊犯）俏皮地問。
“什麼照顧不照顧，你們組的人少一些。”隊長轉身對舒賽說：“王藕，她是組長，你要服從她的領導，遵守場規，自覺改造，爭取早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舒賽很不入耳，想反駁，只見這位小劉隊長面帶和氣，她欲言又止。
劉隊長離去後，組長對舒賽說：
“你就在靠裏邊的位置安鋪吧。從明天開始，先用五天時間學習所規，然後在組裏進行案情交待。交待得好的，就可以離開‘嚴組’分到‘老組’去。其他的情況，隨後再給你介紹。”組長對眾人說：“我們繼續開會，尹莉同學，你接着交待。”
舒賽安頓下來，和大家一樣地盤腿坐在床板上，聽案情的交待。尹莉是個相貌端正的少女，家住在京北的山區，因家貧喪母，不堪繼父虐待離家出走，流落北京，受壞人引誘，淪為娼妓。她面對全組，滿嘴污穢不堪的語言，繪聲繪色地講述自己如何“涮夜”、“接客”等淫亂情節，毫無半點羞愧之心。舒賽忍不住插問一句：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歲。”
“幹這種事有幾年了？”
“三年。”
眼前這個面若桃花、不失稚氣的年青少女，十三歲便受人凌辱，當了娼妓，身心扭曲到如此地步，舒賽感到痛心。隨後，又有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女子，開始交待自己偷竊的案情，她向大家細述自己作案的經過與手法。舒賽注意到，在她講述作案手法時，有的“同學”聽得津津有味，不斷地提問。她忽然想到，這哪里是什麼案情交待？這是在經驗交流嘛!而且，案犯之間互稱“同學”，還要“互相學習、共同進步”，真是莫名其妙！舒賽想到，如今她被“雙開”，身陷逆境，心中雖有許多委屈和怨恨。但面對這些既令她痛恨、又讓她同情的失足青少年，她覺得自己有義務、有責任去幫助她們。對這種所謂的案情交待和“同學”的稱呼，她也應該向農場談出自己的意見。
這時，窗外響起鈴聲，交待會結束。由於室內活動的地方太小，大家只能在床板上舒展一下因久坐而麻木的腿腳，無人走出室外。本來安靜的場院裏，突然沸騰起來，喊聲、笑聲、打鬧叫駡聲陣陣傳來，髒話不絕於耳。舒賽向組長問道：
“這樣的混亂無序，為什麼就沒有人管？”
“你初來乍到，還不知道。我們是嚴組，看管嚴格；人家是老組，就自由多了。”
原來，凡入農場之案犯，需先入嚴組（嚴格管教之意）學習場規，端正態度，交待案情。在組內獲得通過後，經隊部批准宣佈解除嚴管，調入老組勞動。嚴組每日半天學習，半天勞動，都在號房內進行，禁止外出。無論學習、勞動和休息，都要盤腿坐在床板上，不許躺臥。勞動、開飯、上廁所要集體行動，禁止與外組的人接觸。老組較自由，日常沒有學習，整天勞動，可在室外的場地上進行，可以相互接觸，在大鐵門以內可以自由走動。內院的號房中，除二、三、四號為嚴組外，其餘均為老組。嚴組的“同學”比較循規蹈矩，因為大家都想儘快地結束嚴管，分到老組去。
窗外鈴聲再起。
“喔，開飯了，組長，我去打飯。”一個“同學”跳下床鋪，手提兩個小桶跑了出去。她是當天的小值班，負責組內打飯、打水等雜務。舒賽仿效眾人，從床底下拿出自備的碗筷，置於床頭等候。不久，小值班提回兩桶食物，主食桶內是高粱面合麥麩的窩窩頭，灰褐色，拳頭般大小。副食桶內是蘿蔔片湯，無油少鹽，清澈見底。小值班為大家分食，主食管飽，每人三、四個不等。菜湯限量，每人一勺。舒賽飯量小，加之有肝病，需少吃多餐，她要了一個窩窩頭，吃了一半，另一半打算留下来。
“嘿，你的窩窩頭必須吃完，浪費糧食是違反場規的！”小值班向她喝道。
“不會浪費的，我有病，需少吃多餐。”
“那也不行！”組長命令地。
舒賽不再說話，將剩下的窩窩頭強咽下肚。
傍晚，全組結隊上廁所。露天廁所在一片空場地的牆邊，以蘆席相圍。由於兩天前曾下過一場大雨，場地上坑坑窪窪，泥濘難行。在積水坑處，或以磚頭間隔鋪墊，或以木板搭橋，大家在驚叫聲中搖搖晃晃地走過。由於人多坑少，人們擁擠在蘆席外等候。嚴組是集體行動，尚能遵守先後秩序。老組自由行動，常倚老賣老，罵罵咧咧地擠開他人搶先入廁，為此吵鬧之聲不絕於耳。舒賽在等候過程中，意外地從老組“同學”口中聽到一番不尋常的議論：
“媽的，老娘差點兒又掉了下去。”
“那才好哩，多日子不讓咱們洗澡啦，你正好到下面去洗個痛快！”
“去，去，你他媽的還有心思開玩笑……”
“現在可是吃什麼，拉什麼。”
“不到半年，肚子裏一點油水全他媽的掏光了……”
“都他媽的三年了，還不知何日才能回家？”
“在這裏就跟姑子似的。”
“誰他媽的讓你犯錯誤來着，活該！”
“也不給廁所搭個篷子，一下雨就他媽的‘水淹七軍’了，拉下去的屎橛子都能濺到屁股上來。”
“這還算對得起你哩，到了夏天你再試試，又曬又臭，還有天上飛的，地下爬的，可夠你‘丫梃’折騰的。”
“什麼飛的、爬的？”
“蒼蠅、蚊子、小咬，還有他媽的蛆。”
“就沖這廁所，但得出去，我他媽的一輩子也別犯錯誤再進來！”
“……”
舒賽走進廁所，眼前是一個用空心磚砌成的長方型茅坑。坑內污水積滿，坑邊路面濕滑，入厕的人多，擠來擠去，稍不小心就會落入坑內。廁所内外沒有安裝自來水龍頭，一旦掉了下去，其後果可想而知。舒賽心想，難怪人們的牢騷滿腹哩，但農場內有的是建築材料和工具，為何不给大家搭一个頂棚？她不理解。
晚7時，嚴組加班勞動，或納鞋底，或織毛活。室小人多，只能坐在床板上進行。負責生產的組長王某（青年學生，偷竊案犯）見舒賽瘦弱的模樣，問道：
“王藕，你這個樣子，能幹什麼活？”
“我可以織毛活。”
“那你就織手套吧，定量是三天一雙。嚴組是半天勞動，你能完成嗎？”
“沒問題。”
晚10時，各號房準時熄燈睡覺，全院安靜下來。不久，室內鼾聲四起，舒賽雖然困乏，卻不能入睡。
在農場一天的境遇，使她預感到，今後的歲月將是艱苦的，遠比當年在敵偽的監獄中要困難得多。雖然同是為了追求理想而陷身囹圄，但當年作為抗日戰士的她，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决心與敵人拼死地鬥爭。在監獄內外，既有同胞與戰友的關心，又有黨組織的秘密支持，雖然身受皮肉之苦，卻並不感到孤立；而今，自己是“無理取鬧”的“壞分子”，雖然這裏沒有敵人，沒有酷刑，卻已被黨組織所拋棄，被戰友所疏遠，和親人也斷絕了聯繫。還有這摧殘身心和意志的惡劣環境。她不禁想到，自己這病弱的身軀還能堅持到何時？如果似草芥一樣病死農場，她多年的心血豈非付諸流水？她身上的罪名豈非永難昭雪？不，她絕不能在這裏倒下，她必須堅強地活下去！活下去！
舒賽在嚴組學習《所規》後，組長要她向全組交待案情。她說：
“我沒有什麼案情交待。”
“為什麼？” 大家感到吃驚。
“我和你們不一樣，不但沒有案情，也沒有錯誤。”
“你不是‘無理取鬧’嗎？如果連錯誤都沒有，怎麼會送你到這裏來？”
“這件事說來話長，但我是不會在這裏講的。”舒賽要維護党的威信，絕不能在這些人面前談論黨內問題。
“王藕，你不要故弄玄虛，還是快些交待吧。”組長不耐煩地。
“我看你還是不要讓我交待的好。”
“你這種態度很不老實！”
“隨便你怎麼說。”
會上僵持不下，組長去隊部。未久，她回來通知舒賽前去。舒賽來到隊部，敲門而入。身體肥胖、年紀四十開外的郝隊長劈頭問道：
“王藕，你學過《所規》沒有？”
“學過了。”
“為什麼進門不先喊‘報告’？”
“隊長，《所規》是對那些違法、犯罪的人制定的。我一不違法，二不犯罪，這一條可以例外。”
“送你到這裏來，你就是犯了法，有了罪！”
“那是你隊長的看法。”
“你為什麼不交待自己的案情？凡是進來的，都要交待。”
“我已經在組裏說過，我的情況和她們不一樣，沒有案情可以交待。”
“‘無理取鬧’就是你的案情，你應該老老實實地在組內進行交待！”
“‘無理取鬧’這個罪名是強加於我的。即便真是這樣，我也不會在這種會上講。”
“為什麼？”
“我的問題涉及黨內，還涉及個別中央領導人。如果在這些人面前講，會有什麼樣的後果，你們考慮過嗎？出了問題，你們能負責嗎？”郝隊長無話，舒賽又說：“我也不讓你們為難，如果所裏硬要我講，我可以用書面的形式。寫好後，再交給你們。”
郝隊長稍作考慮說：“那你先回組去吧，等我的回話。”
半小時後，小劉隊長來傳達隊部決定：“王藕的問題不在組裏談，由場部直接掌握。”
此後，並未讓舒賽寫書面交待，她是農場多年以來惟一未作案情交待的勞教犯人。
在嚴二組中，除偷竊、賣淫案犯外，還有經濟犯、敲詐勒索犯以及偽造證件等案犯，舒賽主動和她們接觸，特別關心那些失足的青少年。在交待會上，舒賽耐心地向她們講解黨的政策，使她們消除顧慮，認識錯誤，樹立上進心。在休息時間裏，舒賽教她們學文化，練詩歌。深夜，常為她們蓋被子。農場沒有新聞廣播，舒賽從隊部借來報紙，主動為大家讀報，講解政治時事，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當組內出現恃強欺弱、蠻橫無理的現象時，舒賽不顧自己受到傷害出面勸阻。一個農村來的李姓青年，平時生活髒亂，神情憨傻，大家討厭她，常對其呵斥辱駡。舒賽不嫌棄，和她鄰鋪睡。平日幫她洗滌清理，為她縫被補衣，又教她講究衛生。另一幹部家庭出身的柴姓女子，不能適應環境，經常啼哭，組長常將她轟到室外受凍。舒賽力勸組長停止這變相的體罰，又勸柴女面對現實，調整心態，逐步克服困難。不久，這兩個女青年有所好轉，感激地對舒賽說：
“您對我們這樣好，像親人一樣。您根本不像什麼無理取鬧的人。”
組內有幾個年歲大的譏諷舒賽“假積極”、“老天真”，一些年青人卻願意和她接近。有人請她修改詩稿，有人請她講解文字，有人願意和她談心。她們對新來嚴組的人說：
“王藕她老人家和我們不一樣，你可別叫她‘同學’。”
半月過去，舒賽已適應嚴組的生活，唯飯食一項不能。她多次請求隊部允許她少吃多餐或將主糧換為玉米類糧食，均被隊部以“上級不批准”而拒絕。她氣急道：
“我有肝病，每頓飯別人能吃兩、三個窩窩頭，我只能吃一個的四分之一。否則，飯後會引發肝區疼痛，下肢浮腫。黨的政策，即便是對反革命罪犯，也有病號飯照顧，為何對我這樣一個終身為黨獻身的人卻如此刻薄？你們去告訴錢瑛，要我王藕的命，也不能這樣個要法！”
幾天後，舒賽獲准可以少吃多餐，每頓飯可領一份玉米麵病號粥。
舒賽根據近來的觀察，想到一些問題，覺得有責任向農場提出。她要求和隊部領導談話，對方回答說：“你先管好你自己吧！我們沒有工夫聽你的。”
只有小劉隊長關切地對她說：“王藕，你看你現在落得這樣，還是少管些閒事吧！”
“小劉隊長，我是個受黨多年教育的老同志，無論在那裏，也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你說是不是？請你替我反映一下。”
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舒賽被叫到隊部，一向嚴厲的郝隊長和氣地說：
“王藕，你坐下。你不是有些意見想談嗎？現在就給我講吧。”
舒賽早已寫好一個提綱，她說：
“郝隊長，有些意見我已隨時向隊裏彙報過。現在我想談談有關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見，供你們參考。”她照着提綱念道：
“1、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杜絕隊內經常出現的惡罵打鬥、恃強淩弱、怪話連篇等不良現象。提倡正派、禮讓和互相關切的作風，對常愛鬧事和打罵之徒，應着重管理教育；
2、加強文化學習，在所內進行掃盲，這項工作應和社會上的掃盲同步。各隊都有一些知識份子，利用她（他）們來進行，輕而易舉；
3、重視業餘文化生活。建立圖書館（室），開闢墙報欄，充分利用現有廣播喇叭，定時播送時事與音樂，表揚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
4、改善生活與基本建設。伙食可考慮食堂制，不妨粗、細糧兼備，提倡吃粗糧，細糧可高價；後院應安裝開水鍋爐和自來水管，對月經期間和有病的人应供應熱水；露天廁所應蓋頂棚，場內有閒置的材料，可以自己動手；
5、嚴禁管理人員的打罵行為，改變嚴峻冷酷的作風。”
“我以為，新中國的一切勞教單位，應以自覺勞動為主，不應強調苦懲苦罰。應使所有進來的人，經過兩三年的勞動和教育，離去時，思想、文化兩相進步，本人感恩，社會懷德。總之，要為党施仁政，切不可因小失大而結怨種仇。”
舒賽着重強調“要為党施仁政，切不可因小失大而結怨種仇”兩句話。她又表示，自己曾多年在公安戰線任職，農場不應把她當成廢料，她可以幫助隊裏作一些思想教育工作。郝隊長耐着性子，破天荒的聽完一個服役的犯人，對農場管理上的意見，他未置可否。站起身來說道：
“就這樣吧，王藕，把你的提綱留下來，你的意見嘛，我會向場部轉達的。”
半月後，後院安裝了一個自來水管龍頭，人們用水方便了。其他方面，依然如故。
某晚，舒賽碰見正值夜班的小劉隊長，問道：
“小劉隊長，我那些建議……”
“王藕，你有些意見雖然好，但不切實際。”
“為什麼？”
“比如裝鍋爐、蓋廁所頂棚，場裏沒有這筆資金。”
“資金可以想辦法籌集嘛。”
“有什麼辦法？”
“比如發動大家揀垃圾，再分類賣給國家。”
“勞動任務這樣忙，哪能安排揀垃圾的時間。”
“還可以從大家的勞動收入中（注：農場勞動是有償的，或計件、或計工，雖收入微薄，但可彌補部分日用）提出少量的錢。這是為大家辦事，人們會感恩戴德的呀!”
“這個辦法也不行。”
“我家裏還存有幾百元錢，可以捐出來。”
“那更不行。”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 隊長，我還有個辦法。”舒賽詭秘地。
“你說。”
“在建工部的大院內，滿地都是建築材料，誰拿走它們也無人管，咱們也去拿吧？”
“看你說的。”隊長笑了。
這是舒賽到農場後，和隊長僅有的一次輕鬆愉快的談話。
某晚，郝隊長突然將舒賽從嚴組調到外院的二十五號房。房間比嚴組小一半，已經住下八個人。舒賽將行李放到鋪上，一個面黃肌瘦的女人問道：
“嗨，你也有肝炎呀？”
“不，醫生說我可能是肝癌。”
“隊部真是莫名其妙，怎麼把肝癌病人也放到我們隔離室來？”
“你說什麼？這裏是隔離室？”舒賽驚問。
“二十五號房是隔離室，我們都是慢性肝炎。”
舒賽一聽，腦袋都脹大了，原來隊部把她調到傳染病隔離室了。她馬上去找隊長，都去場部開會了。她回到隔離室，行李也不打開，一個人在地上坐了一夜。次日一大早，疲憊不堪的舒賽來到隊部：
“隊長，為什麼把我調到肝炎隔離組？”
“你不是也有肝病嗎，怕什麼？”姓魏的隊長說。
“肝硬化和肝炎是兩回事，它並不傳染。”
“你怎麼知道不會傳染？”
“這是常識問題。”
“你先回去，等我們請示了上級再說。”
“你們這樣做，難道是要讓我再傳染上肝炎？我決不在隔離組，寧可回嚴組去！”
舒賽寫道：
“肝硬化、肝癌已是慢性絕症，豈可再遭肝炎等急性傳染而加快死亡？我心中難以責怪隊部，但實在想不通，黨為何能容許如此惡行？我有口難言，惟有流淚而已。若在敵牢，只能聽之，這裏可是自己的首都呀！就憑這乖戾無垠的做法，我絕不住肝炎室，我要活下去！”
在舒賽的堅持下，隊部將她調換至老組十一號房。號房在場地南端，坐南朝北，也是小間。室內已有九人，個個是煙民，整日煙薰火燎。幾個兇神惡煞似的女人，常在組內稱王稱霸，欺老壓小。舒賽剛到組內，便有人向她挑釁：
“聽說你她媽的在嚴組說過‘你和我們不一樣’，是嗎？”
“我叫王藕，你叫什麼？講話應該文明一點。”舒賽極力平和地。
“去你的文明吧，老娘一輩子就是這樣子講話。你說和我們不一樣，敢情我們是小偷、妓女，你他媽的是什麼？不一樣，怎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
“我怎麼會到這裏來，你去問隊部吧。”
“李姐，我聽說她是因為告了中央的大官，捅了漏子，被判了個無理取鬧。”有人插話。
“中央的大官是他媽的你能告的嗎？只判了個‘無理取鬧’，沒判‘無期徒刑’，便宜你丫挺了。既然你到了這兒就沒有什麼不一樣，今後得聽我們的，否則，你別想再出去！”
舒賽不答理對方，轉身離去。
夜晚睡覺時，幾個女人嘀咕了一陣，將門窗緊閉，抽起煙來。滿屋子的煙霧，使舒賽嗆得咳嗽不止。她要求組長開窗，組長裝睡，不吭聲。舒賽起身到門前，正要伸手開窗，睡在門邊姓左的女人從床上跳了下來，大聲吼道：
“你要幹啥？””
“開窗透透空氣。”
“老娘要是凍著了，你吃不了兜著走！”
“開開窗對大家都有好處嘛。”舒賽極力克制着。
“我們不需要。”張某插話。
“對，我們不需要。”一些人起哄。
舒賽不想挑起事端，披上衣服走出室外。
夜色昏暗，室外的場地被燈光照得通明。舒賽深深地吸了幾口新鮮空氣，想消一消滿腹的怨怒。突然，一個膀粗腰肥的女人出現在面前，她是巡夜的大值班。
“嘿，你不睡覺，出來幹什麼？”
“出來呼吸新鮮空氣。”
“這裏是教養所，不是你家裏！睡覺的時間跑出來是違反《所規》的，快給我回去！”
舒賽掃興地回到房內，只聽得一陣譏笑聲。
第二天，組長不停地支使舒賽幹雜務，小值班卻閑在一旁。舒賽明知是合夥在整她，她不計較，不爭辯，盡力為大家服務。老組上下午都要勞動，舒賽除繼續織毛活外，也參加一些較輕的田間勞動。勞教所的業餘生活很單調，既沒有圖書，也沒有報紙。舒賽用自己的勞動所得，訂了一份《人民日報》，每天為大家讀報，講解政治時事。繼而又訂了《紅旗》、《前線》和《文學評論》等雜誌，她用廢棄的香煙盒做了一張“借書登記卡”，供大家借閱時登記。在雜誌的頁眉和頁腳處，她工整地寫上一些人生“警語”，如：
“克服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毛病，不僅在大的問題上，更需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針一線、一撮鹽、一勺醬、一個煙頭、幾片手紙……等小的方面，時時刻刻地努力克制；克服貪饞和好佔便宜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作風；更要克服短淺的勢利眼光，為了貪圖一時的順利而是非不辨、真偽倒置的卑懦、墮落的思想意識、作風，才不致因小失大地被誘惑、被脅迫、被利用而失身、辱節、毀名，甚至喪失立場，忘卻根本，走上反黨、反人民的黑暗道路而自取毀滅。”
“一個願意做好人不願做壞人的人，一個壞的但不願壞到底的人，一個不忘本的、願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應該努力保持、甚或脫胎換骨重新建立好的、向上的、優良的思想意識、個性、品德和作風；應該克服、糾正、改造掉舊的、壞的、墮落的，甚至是禍國害民、毀滅自己的思想意識、個性、品德和作風。”
“人之思--—人怎麼能忘本
人，是有思想、有感性、能實踐的高級動物；
人，是為萬物之靈的人。
做為人，起碼要懂得--—
人人都有父母、姊妹、兄弟、子女、親戚、朋友、街鄰；
人人都有同樣的呼吸、視聽、飲食、行住、語言、思維的本能；
人人都是同類，人人都是人生。
人呀人，人怎麼能忍受被人壓迫、被人剝削、被人奴役、被人欺侮、被人歧視、被人玩弄、被人毒害？
人呀人，人怎麼可以壓迫人、剝削人、奴役人、欺侮人、歧視人、玩弄人、毒害人？
人呀人，人怎麼能容忍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人奴役人、人欺侮人、人歧視人、人玩弄人、人毒害人？
人呀人，人怎麼能容忍人類的不平？
做為人，起碼要認清--—正是人類絕大多數被壓迫、被奴役的勞動人民創造了人類社會、歷史、科學、文化、藝術與人類幸福美好的生活；
人呀人，做為人，起碼要認清--—正是人類絕大多數的、偉大的勞動人民才是人類的根本。
人呀人，人呀人，人怎能忘本？”
她在每段文字後面註以：
“王藕謹識於某年某月某日，在北苑農場11組東床畔某時許。”
後院沒有開水鍋爐，數百人喝開水，只能用自己的茶缸在一個小爐子上燒，常因爭先恐後而吵鬧鬥毆，爐火也被弄滅。為改變這種混亂現象，舒賽主動要求管理火爐，負責每天為大家燒開水。為了使各組感到公平，每逢單日，從一號房開始，依次燒至二十二號房，逢雙日倒過來。病號優先，先重後輕，她自己則排在最後。此後，她每日提前两三小时起床，趴到低矮的床板底下，將沉重的大煤塊一塊塊地搬出來，再砸碎生火。為提高燒水的速度，她將茶缸壘放在爐口，高達三層，一次可放八杯水。為防止茶缸倒塌，她雙手紧握底層的兩隻茶缸。從此，大家都能及時地喝到開水，杜絕了往日爭吵的現象，她在組內的日子也好過多了。
後來，舒賽被調至十三號房，繼續管理火爐。有一天，她正聚精會神地燒水，忽聽耳旁一個嘶啞的聲音吼道：
“嗨，你先給俺燒一杯。”
舒賽抬頭，一個操河南口音、名叫白鈺鈴的中年女人，敞開衣襟，叼着煙捲，大搖大擺地走到面前，將手中的茶缸遞了過來。
“你是哪個組的？燒開水是按順序的。”舒賽說。
“管俺是哪個組的，恁先給俺燒一杯！”
“你還是遵守次序吧，別人都在等著哩！”
“恁燒不燒？”
“我不能為你一個人破壞規矩。”
“恁不給俺燒，俺給你燒！”突然，這個女人端起爐子上的一杯開水，傾倒在舒賽的雙手上。舒賽鑽心地疼痛，驚叫一聲：“你燙死我了！”因擔心茶杯倒塌和爐火熄滅，她雙手仍緊握茶杯，喊道：“快來人呀!”幾個婦女跑來將白鈺鈴拖走。舒賽被人送往醫務所，她的左手手背、手指以及右手的三個指頭被燙傷，鼓起了大水泡。經醫務室大夫匆匆治療後，不到半月，左手已感染化膿，灼痛難忍。
“王藕，你怎麼不去醫務所找耿大夫治療？”有人關心地問。
“這就是她治療的結果。”
“那傢伙根本不是什麼正經大夫，她原本也是一個犯人。”
“她怎麼會調到醫務室的？”
“還不是他媽的會吹、會拍唄。”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
“看來，我得自己來治療了。”舒賽說罷，去醫務所要了一點消炎藥膏和紗布，到自來水管前將手洗淨，回到室內盤腿坐在床上。她將已經粘連在左手上的繃帶慢慢扯開，腐爛的傷口發出了異味。稍頃，她用右手手指將腐爛的皮肉一點一點的撕去，又用冰涼的自來水將傷口一遍一遍地沖洗，然後敷上消炎藥膏，用紗布和繃帶纏好。室內的人看著她的一舉一動，驚訝得目瞪口呆，忍不住問道：
“王藕，你這樣不痛嗎？”
“當然痛，與其長痛不如短痛。”舒賽笑答。
“你真有膽！”有人接着說。
“你這話倒使我想起一輩古人。明朝有個忠臣叫楊繼盛，向世宗皇帝上了個奏摺，指謫奸臣誤國，被屈打一百四十棍後投入死牢。在牢中，被打爛的屁股發炎腐爛，他用破碗的碎片將腐爛的肉一塊一塊地切了下來，令獄卒們都看得渾身發抖。有人為減輕他的痛苦，勸他吃蚺蛇膽來止痛。他說：‘我自有膽，何必蚺蛇？’與他相比起來，我是小巫見大巫了！”
“你也是好樣的！”
舒賽雖然體弱有病，入所後，在勞動上從不落後，保質保量。尤其是織毛活，她一天織一副手套，兩天織一件背心，又快又好。她不會鉤針活，虛心向組內高手求教，很快就掌握了钩法，曾一天钩出兩條三角頭巾，是隊內高產者之一。過去，隊內穿鐵路上用的‘飛子’，日產量最高是兩千個，舒賽曾日穿飛子兩千二百個。此外，她還納鞋底、緔鞋底、拆舊衣服等。在勞動定額之外，又加班加點義務為隊部的文、周、趙等隊長趕織毛衣。然而，無論她的表現如何，隊部仍對她嚴加看管，連大門也禁止她靠近。她一再向隊部說:
“難道我王藕不比其他人可靠？還怕我逃跑麼？你們應該知道，我多年堅持控訴的正是違法亂紀行為，我豈能以違法亂紀來反對違法亂紀？即使你們鐵門大開，也休想我逃跑。既然是他們送我來的，有朝一日，他們也會讓我出去。”
8月份，所內開始節約糧食，主食由原來的不限量，改為定量供給。副食也愈來愈差，經常是些湯湯水水。
10月，農場宣佈，每人可以從家中送來五斤主、副食，許多人請舒賽代她們向家中寫信要食物。舒賽自己不僅需要食品，也急需衣服和藥品，卻不被允許。她寫道：
“北京雖有長弟和幼弟，但東城公安分局早已明令通知不准來往。9月，又逼我送走外甥，切斷惟一的外援。如今，我似斷了線的風箏，沒有了後路。更可悲者，竟不讓臨走前的外甥給我送來必需的物品，致使我只能一盆洗全身，雨天無雨靴，冬天無棉鞋，只有單鞋一雙，衣服不夠穿，棉衣不禦寒……十冬臘月，室內無取暖設備，只能以厚厚的報紙壓在被子上，枕畔放着毛澤東選集。某日，郝隊長來視查，我當面戲曰：有毛澤東思想和黨報為王藕禦寒。”
《所規》中規定的親屬可定時來送物和探視，必要時，週末也可以請假回家。但對舒賽一概限制。自小劉隊長調走後，她的處境更是每况愈下，頻繁地給她調換組。每到一個新組，她就要應付少數流氓、潑婦的挑釁與欺侮。小則辱駡，大則拳腳相加，管教們睜一眼閉一眼。舒賽为抗議這種變相的虐待，有一天她將行李鋪在場地上，如當年打遊擊那樣，在露天和衣而臥。她的身體愈來愈壞，經常肝區疼痛，咳嗽劇烈，小便失禁。她自嘲曰：“往日皮包骨，今日紙包骨也。”
1961年5月，隊內人數減至百余人，舒賽被調到前院緊靠醫務室的二十四號房，室內僅有四人，破天荒地分給她一個單人鋪位。幾天後，又抬進來一個重病號、常處於半昏迷狀態的董某，四十余歲，舒賽主動將單人鋪讓給她睡。病人大小便失禁，舒賽為她倒屎倒尿，又主動替她取藥、送水和餵飯。董某好轉後，對她感激不盡。
舒賽不能參加院外田間勞動，她自己在場地一角，開闢了幾處小菜園，稱之為“試驗田”。隊部不給農具，她將廢棄的舊工具修理好了使用。工具被沒收，她就用煤鏟、木棍代替。隊部不給肥料，她在午休時間到廁所掏取糞便，埋於土中發酵備用。在試驗田裏，她分別種上瓜豆、番茄和玉米，用撿來的材料為它們紮上棚架和圍籬。有空她就來經營，從作物播種、發芽到成長，如對孩子般的悉心培育，愛不釋手。每到此刻，她大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之感，一切煩惱和怨恨都拋之九霄雲外。“七·一”建黨三十周年這一天，她在菜園的圍籬上，紮了一些五角星，以紀念黨的生日。秋後，菜園結了果實，她採摘下來全部上交隊部。豈知，國慶日到來前，隊部以搞環境衛生為名，強行將她辛勤培育的試驗田全部平整了。舒賽十分傷心。
在長期身心受壓之下，舒賽的精神幾近於崩潰，腦子裏浮現一個念頭：有人要對她下毒。她懷疑一些食品中有毒，如饅頭、花生、香煙之類。在一次農場的大會上，當場長提到有人企圖放毒時，她跑到臺上要求檢舉。郝隊長派人將她拖回中隊，隊部的打手趙某趁機施暴，將舒賽拳打腳踢在地。
一些同情舒賽的人說：
“王藕病成這樣子，還對她這樣嚴，也不讓人家回家。要是換了別的人，不被逼死，也會逼瘋的。”
12月22日下午，組長傳話說：“王藕，隊部決定你去安定醫院檢查身體。”
“我在那個醫院檢查過兩次，還查什麼。”
“這一次不光是你，男隊和女隊都有好些人去哩。”
“他們又想給我戴精神病帽子吧，我不去。”
“隊長說了，不去不行，拖也要把你拖去！”
舒賽不再拒絕，隨組長來到外院，只見鐵門外停了一輛大卡車，車上坐了二十多個男女犯人，四名荷槍實彈的員警如臨大敵似的監守左右。舒賽上車後，卡車駛出農場，直奔安定醫院。路上的行人以異樣的眼光，注視着這群面黃肌瘦、衣冠不整的犯人，她心中感慨萬端。在醫院後，舒赛思忖，絕不能讓他們診斷為精神病患者。当最後一個會診她时，醫生和藹地問：
“你給我們講講放毒的事。”
“這是所內的事，我不宜在這裏談。”
“你還是講一講吧，我們會給你幫助的。”
“感謝你們對我幫助，現在農場的領導已經注意此事了，我沒有必要再講了。”
舒賽的回答合情合理。藏在屏風後的隊長忍不住鑽出來吼道：
“叫你講放毒的事，你不講！你在隊裏鬧放毒是存心搗亂！”
“隊長，請你不要亂扣帽子，這裏可是救死扶傷的醫院。”
隊長沒趣，走出室外。醫生不再問放毒之事。
“你夜晚睡覺後，聽見過有人在耳旁對你說話嗎？”一個醫生問道。
“沒有這種現象，從來沒有過。”
“你有什麼思想負擔嗎？”另一個醫生問。
“家母今年七十壽誕，遺骨在家，我不能回家祭奠，心中很不安。”她含淚說。
對舒賽的會診將近一個小時，她對醫生的提問，有條不紊地回答。最後，醫生寫出了會診結論：
“該患者神志清楚，談話明白，有邏輯性，能述及在隊中的一切生活。按觸優良，自動力存在，尚未引出知覺障礙。對放毒事，閉口不談。情感配合印象：目前尚未發現精神失常。”
舒賽第三次逃脫“精神病患者”的厄運。
1961年11月13日傍晚，郝隊長來找舒賽。
“王藕，你跟我到場部去一趟。”
“是場長要找我嗎？”早就盼望和場長見面的舒賽問。
“不是。”
舒賽隨隊長來到農場接待室門前，隊長說：“你進去吧，裏面有人要見你。”
室內一片亂哄哄，許多犯人正在和親屬見面。舒賽剛跨進門裏，兩個青年人急忙走過來。
“姐姐，允許我們來看你了！”
眼前是兩年多未見面的兩個弟弟，舒賽面無表情，木納地說：
“你們來了。”
“我們下午就來了，一直等到現在。”
兄弟二人見到的姐姐，竟然是一個目光呆滯，面色蠟黃，形同枯骸的人，心中一陣酸痛。
“姐姐，你的手怎麼會這樣？”小弟弟看到姐姐的右手佈滿傷痕，急忙問道：
“安民好嗎？現在已四歲多了。”舒賽見郝隊長站在一旁，未回答弟弟的提問，問起幼時在她身邊的侄子。
“他還好，正上幼稚園。”大弟弟說：“姐姐，我們都很想念你！你的身體看來很不好，在裏面能不能治療？需要什麼藥品嗎？”
舒賽仍不回答弟弟的話，她大聲說道：
“你們要記住，萬一我死在農場，必是被毒死的，一定要讓醫院解剖屍體，查個明白。”
“記住了……”
這時，隊長在一旁發話：
“天黑了，見面到此結束。你們把送來的東西留下，王藕，你先回隊裏去吧。”
兄弟二人將經過檢查後的衣物和食品交給舒賽。她接過物品後說：
“你們走吧。”
“姐姐，你一定要保重身體！我們會常來看你的。”
首次見面不足十分鐘便匆匆結束。舒賽轉身向門外走去，兄弟二人望着姐姐那弱不禁風的背影，熱淚盈眶。
“王藕在這裏的表現可不怎麼樣。”隊長主動向親屬介紹。
“請你講具體一點。”
“她到現在也不認錯。”
“請問，她犯了什麼錯？”
“‘無理取鬧’。現在又成天在鬧毒，說什麼有人要毒害她，還教犯人唱《國際歌》……”
“看來，她現在病得很重。我們能接她出去治療嗎？”
“這可不是我們能管的事，必須經過上級的批准。”
“為什麼一直不許我們來見她？”
“這也是上級的決定。”
兄弟二人含淚離開農場。
兩年來，公安部門拒絕向他們提供舒賽的下落，直到兩天前，市公安局通知他們可以進行探視時，才知道親人近在咫尺，就關在本市的北苑農場。十八年前，兄弟二人尚未成年就被姐姐引上了革命道路，她是他們心中的偶像,連姓名也跟着她改了。如今，他們的引路人卻先被“雙開”，再陷囹圄，弟兄二人難以理解，又不能相助。他們的姐姐本是一個談笑風生、快活灑脫的人，她自詡为“生性活潑，至今不失天真。一貫喜歌愛唱，興趣廣泛，凡玩皆粗通，凡戲都愛看。”在北京，姐弟們常常一道去看戲、看畫展、聽音樂會。每逢初春季節，玉蘭花綻放，姐弟們一同到頤和園去觀賞。她對花卉有獨到的見解，曾寫道：
“我愛蓮荷纖塵不染，凌水欲仙；喜水仙清麗瀟灑，飄逸超凡；好蘭蕙溫靜貞淑，清香幽遠；鍾寒梅鐵骨崢嶸，獨香冰雪。青少年時，常與一樹寒梅並立於冰雪之中，英武之氣，忠貞之情油然而生。面對幽蘭惡嘩眾取寵，于水仙前遠污穢邪惡。在北京則嚮往玉蘭，一樹瓊瑤凌空，頓絕塵俗。不大喜愛牡丹菊花之類，開時繁複，落時紛紜。然而卻熱愛豔彩奪人、色香濃烈而多刺的玫瑰。志士與玫瑰心心相印則熱火朝天地熱愛革命事業，熱火朝天地為之永遠奮鬥不息。”
似這樣一個對生活、對革命事業都充滿着熱愛和激情的人，兩年未見，就完全變了一個人樣。弟兄二人决意將危境中的親人從農場接出來，此後，每逢接見日，他們就去和舒賽見面，給她帶去一些衣物和藥品。同時，他們以舒賽病重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對方答復：“需要等待上級的批准。”
半年過去，毫無結果。
1962年5月14日這天，舒賽首次獲准回家一日，行前隊部告誡，外出期間不得和親屬以外的人交往，要按時歸隊。大弟弟夫婦將她接回家中住了一晚。
一月後，市公安局通知舒賽的大弟弟：
“經上級批准，你的姐姐王藕可以提前釋放她。不過，有兩個先决條件：一是必須遷出北京，二是以後不許再鬧。”
舒赛的弟弟當即回答：
“先說這第二條。她現在的身體狀况，即便想再‘鬧’，也力不從心了。當然，我會勸她一心一意治病。這一條你們大可放心。但第一條，我們難以做到。”
“為什麼？”
“她孤身一人，沒有直系親屬，沒有工作，还要治病。在北京，她還有一間十余平米的住處，我們兄弟二人也可以就近關照。如果她去外地，只會流落街頭。她畢竟是一個為黨、為人民流過血的老幹部，你們想想，這樣會給黨和國家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她不是还有一個妹妹在河南嗎？”
“河南的妹妹一家老少三代，加上親戚，十多口人，生活已是自顧不暇，沒有條件接納她。何况，以舒賽的秉性，也絕不會去投靠妹妹和妹夫的。她只能在北京！”
“這件事，今天定不下來，你再等一等吧。”
又兩月過去，北京市公安局“提前解除王藕勞動教養”的通知書下達，并獲准住在北京。歷時將近九個月的交涉,終於有了結果。
8月9日上午，舒賽被叫到農場場部，蓝幹事接見了她。
“王藕，組織上決定提前對你解除勞動教養，你現在可以回家了。”
“對我‘提前’解除勞教？”舒賽不解。
“對。”
“請問蓝幹事，我已進來兩年多了，原來判我的勞教期限是多少年？”
蓝幹事一怔，吞吞吐吐地說：
“前年，局裏送你來農場時，我們未見到有關期限的文件。”
“這麼說，我本來是‘無期勞教’喏？”
“嗨，算了吧，現在你已經解除勞教，就不要追究這些了。回家以後，老老實實地養病，不要再去找你那些熟人，更不要再鬧了！”
“蓝幹事，請你轉告場領導，我王藕在這裏，八百七十一天如一日，一言一行都對得起黨。回家後，凡是對黨和國家不利的事情，我絕不會做的！”舒賽有意向對方強調“不利”二字，她為自己以後的行為埋下了伏筆。
“那好，王藕，你走吧，這是給你的證件。在接待室裏，有你的親屬在等你。”
舒賽在北苑農場勞動教養兩年又四個月之後，“經中央監委和中央組織部同意，由公安部批准，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從此，她由一個“無理取鬧”犯，變為北京市的一名“無業市民”。
首都的無業市民
1962年初冬，朔風陣陣，寒冷異常。
星期日的清晨，人們酣睡正濃。一個瘦削的中年婦女，右手提着竹籃，左手牽着一個五歲的男孩，冒着寒風來到東城大佛寺附近的垃圾場地上。她對孩子說：
“安民，快跟姑姑一起揀煤渣。”
“姑姑，揀這個幹嘛？”
“拿回家去燒呀。”
“人家扔下的東西，你還要啊？”
“孩子，你看這些煤渣，沒燒透就扔掉了，多可惜呀，揀回去還能燒的。”
“姑姑，家裏不是有煤嗎？”
“家裏的煤姑姑要節省着用，冬天長着哩。安民，你長大後，也要節省，不要浪費東西。”
“嗯。”孩子似懂非懂。
舒賽從勞教所出來，在親屬照顧下，經過一段治療和休养後，身體有所好轉。如今，她失去工作，沒有收入，過着“無業市民”的生活。生性剛強的她，寧可變賣身邊的物品，也不願依賴收入不多的弟弟們來維持生計。她將在郊區工作的小弟弟每月郵寄給她的錢，原封不動地存了起來。她的大弟弟也只能以孩子常在她身邊度週末為由，每月給她一些生活補貼。平日，她清茶淡飯，省吃儉用。入冬後，她常常出來揀煤渣。
有一天，舒賽來到中組部接待室，向接待人員說明，過去的老領導、中南局負責人陶鑄同志曾贈助三百元給她治病用。她雖然生活拮据，卻沒有用這筆錢，請求組織將它退還陶鑄同志。
“這是陶鑄同志的關心嘛，你收下吧？” 接待人員說。
“同志，本應該關心我的組織倒不管，我何安心要老首長的個人收入。還是請你們退還給首長，感謝他對我的關懷。”
“這是你們個人之間的事，組織部不能管，要退你自己退吧。”
“我現在是個無業的老百姓，這件事，還得依靠你們組織。”舒賽將錢放在桌上，出門而去。第二天，中組部又派人將錢送還，她堅決不收。中組部找到舒賽的大弟弟，要他代收此款。他說：
“既然我的姐姐執意要退還給陶鑄同志，我是絕不能代收的。”
“我們組織部也不好管呀。”
“這樣吧，我去勸勸她，或者有另外的解決辦法。”弟弟去勸說舒賽，最後，以此款交中組部全權處理，才作罷。
被勞教後的舒賽剛回到那間“四面受風寒，八方臨干戈”的斗室時，鄰居們常對她冷言諷語，她並不在意。身體稍有恢復，便主動在院內做一些公益事情，如打掃庭院、街道和清理廁所等。她常看書至深夜，每月就主動向居委會多交電費。後來，鄰居們對她的態度逐漸好轉。院內有些雙職工家庭，上班后，舒賽常為他們的老人送水、照顧小孩或看護病人。她熱心指導幾個家庭婦女織毛活、學烹調技術等。當時，正值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日常主要生活用品，都要憑票購買。孩子較多的家庭，常感票證匱乏，尤其布票和糧票。舒賽單身一人，難得做新衣，飯量也不大，便常將自己的布票、糧票送給大家。她會剪裁縫紉，不僅樣式好，還節省布票，院內的家屬常來請她幫忙。有時，為鄰居的孩子趕制節日服裝，操勞至深夜，從不接受回報。
舒賽自己沒有孩子，她喜愛兒童。每逢假日，院內的孩子來找她講《安徒生童話》和中國民間故事。她还自編一些抗日鬥爭的故事，講給孩子們聽，又帶領他們去遊覽天安門、參觀革命曆史博物馆。孩子們親切地稱呼她“王姨”、“藕姨”。
每當有人問起她坐牢的事，她就说：
“我雖然坐了牢，並沒有犯錯誤，總有一天黨會給我弄清楚的。”
春節期間，一位從鄭州來京探親的婦女來找舒賽，說明是受她妹妹之托前來看望她的，客人就住在馬路對面。出於禮貌，舒賽前去回訪，始知其親戚是一機部辦公廳主任楊某，一位長征幹部。楊主任夫婦對舒賽熱情以待，相互談起一些熟人。對方詢問了她的境況，對她的遭遇深表同情，颇有感触地说：
“历来我們党的一些優秀幹部，不是被敵人殺害，就是被自己人傷害。”
近幾年來，舒賽所熟識的戰友，大都和她斷絕往來。一位素不相識的老紅軍，能如此待 她，使她深受感動。後來，又去拜訪兩次。
某日，舒賽到國防部家屬院，接待室負責人警告她說：
“你一天到晚地亂跑，還到楊主任的家裏去。若再這樣，我們會叫派出所來人來把你帶走！”
舒賽見對方說話無理，反駁道：
“我雖然蹲過教養所，且不說其中是非曲直。如今，既然我是一個市民，便有市民的權利。為什麼不可與人來往？”
“你可不是普通的市民。”
“你這話豈有此理！”
此後，舒賽再訪楊家時，就吃了閉門羹。與此同時，院內鄰居對舒賽的態度開始逆轉，兩三個家庭婦女在街道積極分子、治保委員的帶頭下，經常藉故對舒賽挑釁滋事，無休止地諷刺、辱駡。諸如：“勞教犯”、“混蛋透了”、“坐牢出來的壞東西”、“瘋子”、“不是人”“滾出去”……有個別黨員幹部，找茬對她大打出手。她向派出所反映，也置之不理。
處境突然惡化，舒賽以為是受人指使。她不顧農場蓝幹事告誡她“不要再去找你那些熟人，不要再鬧”的禁令，主动去拜訪幾位熟人和老戰友。人們對這個已消失了兩三年的“不速之客”，或拒之門外，或態度冷淡。她又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也拒不接待。世態何其炎涼？她感慨萬端地在一首小詩中寫道：
“千行萬行金絲柳，行行不肯攬孤舟，一任凶濤惡浪苦沉浮，獨自奮力萬般遊。猶恐蜃樓誤奇幻，尋岸直奔天之頭。”
舒賽在積鬱多年又孤寂無援的心境中，加之體弱多病，隨時可能撒手人寰。她決定將自己坎坷的一生和耳聞目睹的黨內不正之風以及在勞教農場的遭遇等，寫成書面材料，再度上送中央。考慮到親屬可能受到牽連，她當着鄰居的面，將前來送物品的大弟弟拒之門外。從此斷絕了親屬的一切來往，生活也只能靠變賣物品來維持。從1963年秋開始，舒賽在那間斗室之內，重新拿起筆來，不論朝夕寒暑，她嘔心瀝血，不停地書寫。寫到傷心處，她熱淚滿面；寫到悲憤處，她義憤填膺。1964年初，她給某部領導人肖麥萍的信中寫道：
“早年日記寫過：萬一病危將死，我只得在斷氣前說盡內心積鬱……從去年11月至元月，我天天在痛泣中度日，哭得我兩肺胸部都奇痛到難以呼吸，仍堅持着寫。”
其間，舒赛隨時有感而發，即興寫下的一些小詩，紀實了她当时的心境。如：
1963年4月15日晨書：
“薄衫不禦五更寒，猶自徹宵續殘篇。孝思一似春江水，晚娘惡婆二並難。”
“卅載赤忠嘲秋風，猶自盡瘁苦鞠躬。吹皺春水幹底事，難盡血淚萬古紅。”
1964年3月29日4時許起床後躬書：
“求人先求諸己，正人請先正身。嚴己尚需寬人，革命哪可縱心。只許州官胡鬧，不容賤民點燈。舊世清官猶恥，黨人豈可迷本？當務之急勞理，邪亂之誤力更。”
1964年12月23日9時早餐之際：
“陣陣心痛痛難抑，志士遇惡增悲淒。強咽三口膨脹飯，壓下聲聲長歎息。”
1964年5月6日的深夜，舒賽久不能寐，萬箭穿心。她翻身下床，咬破手指，血書《諫親》一首：
“多少恨，血凝庶民魂。孤軍奮戰十五載，殘破辱賤廿七春，紅都傷斜門。”
至1964年底，舒賽先後寫成《勞動教養情況》、《長訴》及《這才是最後一次的控訴》等材料。其中《長訴》用韻文寫成。在《這才是最後一次的控訴》的開篇，她寫道：
“自壓制王藕，前後八年，坐牢以來，也有四載。我扔所撫子女，絕手足，永訣姨母不得臨終一面，六親違背，孑然一身，為黨無悔。”
“一個萬死千難都無畏的革命戰士，既不怕敵人的刑具和斷頭臺，也不怕黨內的任何誣陷和黑牢的。任何不忠於革命事業、不忠於黨和人民的利益的人，逃得過眼前，也逃不過歷史的公道！王藕堅信，哪怕此材料送出後，便暴死，便仙遊蒼溟，党的正氣早晚會籠罩到這一角落的。”
以上材料送出後，仍石沉大海，杳無音信。她在失望中又寫下了長歌《連宵夢》。歌中如泣如訴、感慨萬端：
“連宵夢，夢吐血，口口赤血新舊疊。新舊疊，心悲烈。心悲烈，恨欲絕，個中味况誰解得？”
“連宵夢，夢黨人，切切正欲訴衷情。三更偏驚雞啼起，五鼓又惡犬吠醒。”
“連宵夢，夢難成，空富紙筆難書寫，聊作長歌寄黨人。黨人遠，比鄰若天涯；思古道，天涯若比鄰。恨難鳴，滿紙血淚願黨仔細尋。”
“連宵夢，夢驚駭，風波亭立風波惡。風波惡，風波惡，武穆赤血猶閃爍。武穆小龍（注：舒賽屬蛇）兩不幸，官場黨場奸惡多。秦檜假旨英烈死，皇室倚賊邪祟樂。屈死精忠猶小可，哀惜大宋錦山河。錦山河，錦山河，風波亭立風波惡。風波惡，風波惡，萬古恨事今猶昨。今猶昨，黨人近邪忠貞遠，蒼天昏昏可奈何？今古恨事向誰說？向誰說？向誰說？”
“連宵夢，夢連宵，寢食無心百事拋，血淚寫滔滔。縱使粉身碎骨、山沉玉埋恨難消。願得烈火從天降，身首骨發一霎焦。紫煙飛入中南海，濃濃自向君前繞。”
“連宵夢，夢連年。十載春秋付流水，十載孤軍苦周旋。一日之盟（注：指入黨宣誓）終身守，海枯石爛玉自堅。君在高樓渾不知，三翻五次受摧殘。有多少海惡山險，天震地亂，日烈夜又寒。小龍一身全是膽，願為後輩輕雙肩。”
“連宵夢，夢欄柵，歌長紙短終有盡，萬轉千回增悲酸。咫尺遙遙魂悽楚，夢魂難度重門堅。何處覓雁足？那裏去闖關？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倍嘗為黨難。縱死，死，死，依然鞠躬盡瘁在黨前。”
“連宵夢，夢天明，余情遙遙不肯停。惟恐中央難相信，些些事實略略證，點點滴滴書忠誠。深深拜，拜深深，願黨追尋筆底心，忠心女兒鐵筆無閒情。”
舒賽即使在“恨難鳴”“恨難消”和“倍嘗為黨難”的痛苦心境中，她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和信念依舊，對党的耿耿忠心依舊，她仍然“願為後輩輕雙肩”，“縱死、死、死，依然鞠躬盡瘁在黨前”。
1964年底，她寫下一首《孺子牛》：
“孺子牛兮孺子牛，戰士哪得幾多愁。願得事業如今又，力耕山河好療憂。”
舒賽從消極痛苦的情緒中走出來，决定暫時放下申訴問題而面對現實。於是，她多次到組織部門表示自己畢竟為黨工作多年，雖然已四十八歲，仍願為國家、為人民力盡綿薄，即便看傳達室、當收發員也樂意。她不願做新社會多餘的人和廢料。她的要求被拒絕。
1965年4月1日和24日，舒賽兩次上訪國務院接待室，接待人員聽取了她的陳述後，即派人向有關部門進行了調查，並由承辦人許鐸寫出一份三千餘字的《來訪請示報告》，其中提到“王藕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究竟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被批判鬥爭？她為什麼堅持控告張執一同志？我們在調查中已找不到她當時的全部檔案和組織結論。”顯然，舒賽在“三反”中受在報復打擊的有關材料，已被人銷毀。
此《報告》最後寫道：
“鑒於王藕的問題，過去是經中央監委、中央組織部、人大常委、公安部、建築工程部等部門處理的，他們對情況比較熟悉，是否仍請他們共同商洽，斟酌處理。”
中辦負責人龔子榮當即在《報告》上批示：“同意所提處理意見。”
直到五个月之后的9月15日，主要掌控此案的中央監委，才召集各有關部門來“共同商洽”。會上作出以下決定：
一、王藕的歷史問題、老“三反”問題不復查，被捕問題請建工部再查一下作出結論；
二、善後處理問題（檢查有無精神病和生活問題）由建工部負責，適當安置；
三、1958年開除黨籍，1960年勞動教養、開除公職，在當時情況下都是正確的，現在不是給她翻案。
這次“商洽”的結果，再次肯定過去對舒賽的處理是正確的，不得翻案。而責成建工部負責的善後處理的問題，也再無下文。舒賽的境況毫無改變，無奈之下，她只得自尋出路。
某天，舒賽來到中央機關房管所的辦公室,向工作人員詢問：
“同志，你們需不需要打工的？”
對方見來人乾瘦的模樣，回答說：
“怎麼，你給我們介紹工人呀？”
“不，就是我自己。”
“憑你這把身子骨，還想來打工掙錢？”
“同志，你誤會了，我不要錢，義務為你們幹。”
“你幹嘛不在家裏養養身子，休息休息，還出來幹什麼活？”對方不解地。
“這你就不用管了。我需要工作，給我什麼活都可以，幹重活不行幹輕活嘛！”舒賽懇切地。
“那好吧，你就來給我們當小工吧。”
“謝謝你！我什麼時候來上班呀？”
“既然你是義務工，什麼時候來都可以。我們上正常班，上午八至十二點，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半。”
“好吧，從明天起，我八點以前過來。”舒賽高興地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舒賽穿了一身粗布衣服，包上頭帕，帶上一條毛巾和一個搪瓷水杯，騎車來房管所上班。她隨維修班到每一戶人家，班長梁某分給她一些輕活，如：拌灰、送料之類。有時，她向班長請教砌磚、抹灰等技術活。在農場勞動兩年多，這些對她都不是難事。中午，她回家匆匆吃上一碗清湯麵或開水泡飯加鹹菜後，再回到工地，這樣一直堅持到年底。
舒賽由勞神傷心的腦力活動，轉向百事不掛心的體力勞動，身體有所好轉。她和工人的關係融洽，心情也很愉快。
1966年春節過後，房管所暫時沒有工作，舒賽又主動到東城區養路隊去義務勞動，隊裏還管她一頓午飯。北京的初春，冰凍三尺，養路勞動十分艱苦，她堅持每天按時去上班，和工人們在馬路邊同吃、同勞動。
5月初的一天上午，舒賽正和養路工人在王府井大街的人行道旁修下水道。人行道上走着一對中年夫婦，深度近視的妻子對丈夫說：
“老陳，你看這個女工這麼面熟，好像是舒賽呀。”
丈夫定睛看了看面前這個面容消瘦、工裝打扮、正聚精會神低頭勞動的女工，有些疑惑地問道：“同志，你是不是叫舒賽？”
“她叫王藕。”一個工人代答。
“不，我就是舒賽。”舒賽糾正道。隨即抬起頭來，看見那對夫婦，她不假思索地叫道：
“你們是陳瑞光同志和江亞民同志吧？多年未見了！”
“是啊！舒賽，你現在怎麼這個樣子呀？”
“說來話長呀!”
“這樣吧，別影響你們的工作，改天歡迎你到家裏來聊聊，我們住在魏家胡同五號。老陳，給舒賽留一個電話吧。”江亞民熱情地說。陳瑞光掏出一個筆記本，給舒賽寫下一個電話號碼。
“有時間，我一定去看望你們。”
“那就再見吧！”夫婦二人離去。
舒賽自參加義務勞動以來，未曾與熟人來往。今日偶然見到的陳瑞光夫婦，是解放戰爭初期，她在“四野”總政治部民運部工作時期的領導和同事。當時，他們在陶鑄的直接領導下，一同進關，和平解放北平後，又一同南下。全國解放後，他們各奔東西，失去聯繫，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面了。陳瑞光現在是中國民航總局副局長，夫婦二人對逆境中的舒賽如往日一樣的親切熱情，使她倍受感動。或许是命运的安排，由於這次意外的相逢，使得舒賽問題的最後解決，獲得了轉機。但不是現在，而是她撒手人寰一十六年之後。這是後話，下文中將會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