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用特殊手段、不同于常规的手段上台，他心里都有一个要证明自己的许诺，必须说服自己和同僚，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能做到”某些大事儿、伟大事业。只有这样，他的特殊手段才能被“合理化”，他才能在台上呆着。
比如毛泽东，45年后，好容易打败日本，从中央到地方大家要过太平日子了，大家都要宪政民国了，你还坚持打，那就必须给人、给己一个理由，你武装割据大打出手，为啥呢，你有啥特殊的理由，非要自己上台？所以他49年上台后必须搞个大的，才能证明当初这个选择的优越性，证明我原来打仗死那么多中国人是值得的。然后他才有了赶美超英、大跃进等等一系列运动。结果使劲跳，掉坑里了。别人还不能说的。要说他不想大跃进成功，当然想成功，想到粮食丰收，都高兴睡不着，发愁粮食吃不完怎么办。
其实马克思这一派都这样，他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有优越性、而且是“极大的优越性”，他那个暴力革命就直接失去伦理基础。上台后搞的东西，跟别人成绩一样都不行。如果成绩一样，干嘛搞暴力革命那么大的动静，死那么多人？所以他必须证明，死那么多人后，搞得东西有极大的优越性。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那些年一直说“社会主义的极大优越性”。
普京，也是被当年的许诺弄疯了，他天天跟麦德维杰夫搞二人转，就是不下台，他也必定是要给自己和同僚有许诺的，“给我20年，我还给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20年过去了，俄罗斯仍然看不见伟大的迹象，他就下不来台，要被内心的小声音逼疯了。乌克兰战争之前，设身处地想，让他下台他下的来么？他真下不来，他已经没办法像个路人甲一样回复普通人的生活了。必须弄点大动静啊，结果乌克兰倒霉了。克里米亚还不够，还要搞乌克兰。
习现在已经用非常规手段连任，那他就必须搞个“伟大的事业”，不弄台湾他是下不来台，无法交差的。所以看来他一定要搞台湾。不然他没法回答：你非要连任到底想干啥？
这些人不是没本事，但麻烦就是把自己的本事扩大了，一下子看不清楚了，想逆天。不知道老天爷是老大，自己是小二。
其实林肯说的是对的：我不希望上帝站在我这一边，我只考虑自己是否站在上帝一边。他是一直试图做对的事儿的。是有谦卑心的。
人一旦被“历史的名声”折腾疯狂，就会“忍不住妄想”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希望为他出现大奇迹。大跃进，乌克兰战争，以及以后如果打台湾要遇到的。都有这个盼望奇迹的特征。而且想把那个功劳归到自己身上。
所以，一个人只要许诺“我、自己”可以让一个国家伟大，基本上就死定了，他死了，国家也要跟着倒霉。因为国家的伟大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可以左右的啊。他许诺无法兑现，下不了台，就肯定要搞事儿了。警惕这种人吧。
其实，对于国家来讲，我还是欣赏美国建国者的心态和思路，只是建立一个合理、有法的国家，然后大家安心生活，也不说什么要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啥的，真正属于“但问耕耘，不问收获”。（问清楚怎么种地是对的就怎么种，至于最后打多少粮食，交给老天爷管。尽人事听天命，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况且，一个国家最后成什么样子，你能管几年? 几十年，几百年，就怎么了? 1000年后，1万年后，10万年后，1亿年（一万个一万年）后，还不是该咋样就咋样，你谁能操过来那个心。
一个问题：
面对步步紧逼的死亡之神，人人“似乎”要湮灭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不盼望奇迹的普通日子怎么过，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总有人按耐不住要跳起来？
我个人的初步感觉：出路就是宗教修行，突破生死之谜，从而获得安心。达摩，将心来，与汝安。否则一定会有人面对看不见的死神，忍不住跳起来折腾、搞事儿，妄图通过留下历史名声而获得不朽。有人烧掉希腊神庙，就是为了留下自己的名字，不管搞什么，他就想把名字留下来。
庄子说的：“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 ，最好是解脱者当领袖，或柏拉图的哲人当王，才是正途，圣人、至人以仁为本，不会为名声而疯狂。不过，对于地球人还是有难点：“谁是解脱者、圣人，人们不好确认，不好选举”。万一是假的圣人呢。故而，只好政教分离。
最后，还是想理解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不能太把功劳归到自己身上，那样也就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匆忙的责任。有点基督教的人生观，我做自己能做的，成不成，那还要看上帝的决定。为什么中外都有相同的说法，尽人事听天命，完全等同于：Do y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