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到大陆那边又在搞起什么退林还耕的运动，不少地方把已经植树的绿地又改回农田，有的是把毫无开发价值的陡坡地强制开发成为梯田等等。我就回想起在1960年，我13岁时参加过的所谓大办农业运动中的一小幕。
1960年，中国大地正处于后来称的“三年灾荒”的第二年。
这年夏天，我们暑假尚未结束，全校同学被通知回校，要参加一个叫“大办农业”的运动。当时的动员是由学校的教导主任唐保雄做的。
我们同学最烦的就是这个唐主任，上学时每天中午下课后，他就召集全校学生集合在一起训话，一训就是半个小时的废话。大家都饿得头昏眼花，还得排好队听着。每个人都在背后骂他，但都不敢捣乱--那时捣乱的学生会被整得很惨的。
唐主任的动员当然还是一堆废话，只知道他说到党中央和各级党领导非常英明，58年搞了大办钢铁，实现了大跃进，现在又号召我们搞大办农业的运动，我们学生也要去开荒种地。他特别提到当年陕北大生产运动如何成功，说那些模范们每人一天可以开荒6-7亩地，我们也要像他们看齐等等。
我们去开荒的地方叫姜园，离城里15公里，劳动时间三个星期，正好结束后接上开学。姜园那个地方是荒山野岭，渺无人烟。我们每人需要挑上自己的被子，衣服，脸盆，锄头，还有油布，步行到那儿。那里没有房子，更没有床，我们住的是自己搭起的茅草棚，把油布直接铺在地上做床，算是防潮。这所谓的床当然是冰冷坚硬，不光极不舒服，还容易着凉。
我们星期一早上出发，走了近四个小时才到那里。一路上要爬一个大坡，然后走下一个山谷，那里是住扎地，所谓的开荒的地方就是周围的山。这里山坡陡峭，都是30到40多度的斜坡，满山都是灌木和野草。这么陡峭的山坡，根本不适合开荒种地，过去老乡们要开墾田地从未考虑这里。
学校的食堂也设起来，就地开伙。我们当时是城市户口，所以每月还有27斤的定量粮食--比起当时许多农村里饿肚子的人，还是强多了。但27斤粮食并非全是大米，大米50%，再搭配50%的玉米。菜则是几乎天天都是长得很老，又没有什么油水的空心菜，那种老空心菜常常伴随着开的花和结的菓--现在很少有人再见到过。搭配的玉米有两种，碎玉米粒与玉米粉。我们都不喜欢玉米，碎玉米粒与大米一起蒸，米蒸烂了，玉米还是硬的，出饭量少，吃不饱。玉米粉更糟糕，因为所谓的玉米粉并非好玉米碾出的，大概混了不少陈旧的，发霉的玉米，所以颜色灰白，甚至有点发黑，吃起来又苦又涩。我每次一吃就头发晕，咽不下去，但是毕竟肚子太饿，只能勉强吞下填肚子。
我们到营地后马上搭起棚子，搞定住处，准备好第二天开工。
开荒的过程就是两个步骤，开始是把坡上的灌木，野草用锄头刨掉，堆到一侧，然后再一锄一锄把地翻松。这过程是很费体力的。当时天气极热，太阳暴晒，所以大家都干的满头大汗，非常辛苦。我们划分小组，每组12人。我数学好，负责每天收工时丈量本组开荒的面积。头一天下来，虽然大家都在拼命地干，但开出的面积令人失望，12个人总共就两亩多一点，平均每人不到0.2亩--这与陕北的开荒英雄差距实在太大了。
可是我喜欢动脑筋，就想考究下到底咋回事。
我们挖地时每人占宽一米左右，每一锄挖开宽约15-20厘米，纵也是15-20厘米，所以要锄上30-40次才一平方米。碰上硬结土，树根，石头，就远远不止40次。我们即使拼命干，每3-4秒锄一下，一平方米至少得花两分钟。0.2亩是133平方米，一刻不停地干，开出0.2亩来，要266分钟，或4个多小时。如果加上清理表面灌木和杂草的时间以及中间休息，一天就下来了。想想我们都只是些13-14岁，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孩啊！据说当地老乡开荒，一个强劳力，一天就是开三分地，用牛犁地，一整天不停歇，也就是犁两亩地。对比那些陕北的开荒英雄，每人一天开荒6亩地，他们的动作要多快才能达到啊？也许土实在太松软，用锄头跑着划划地就算开荒了？这明显是吹牛作假嘛。我们那时还学习过以前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章，说是用风镐的工人每天可以采煤5-6吨，这位斯达汉诺夫劳动英雄用风镐一天采120吨！看来吹牛作假在极权制度下都是常见和共同的啊。
经过这日复一日的辛苦劳动，我们终于熬完了两个星期。在第二个星期六中午，学校领导决定星期天放一天假，大家这天走路回家，星期一再回来。我们吃了中饭，把自己的行李，工具都挑上，就开始返家。回家的15公里山路没人带队，各走各的，所以像满地的散兵游勇。
我走了半个多小时后，突然觉得肚子好痛。大概是晚上油布床太凉？更可能是中午吃的玉米粉和猪食似的菜不卫生，肠胃出问题了。我又坚持走了一下，但肚子越来越疼，身上一点劲都没有。我只好停下来，坐在路边，捂着肚子。看着同学们和不少老师从身边走过，也没人过问，一群群人都越走越远。
正在无助和绝望的时候，一位女老师在我身边停了下来，她是教我们数学的李雪梅老师。
李老师人长得很漂亮，当时可能才22-23岁。她教学出色，对同学们非常友善，耐心，大家都喜欢她。她也是我数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在她来之前，那位前任数学老师每天只讲课本上最简单东西和最浅的例题。考试也是非常容易，几乎人人都是100分，表面上学得还不错。李老师接任后，一开始就给我们进行摸底测验，她出了几道题，我们一个个都被镇住了，全做不出来。经过她的讲解，我们才了解到数学还有那么多的诀窍，技巧。我的学数学兴趣从此被她激发起来了，成了我的强项。
李老师很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她意识到继续呆在这荒山野岭不是办法，所以她扶着我试着走了一小段。但是两人都各自有沉重的行李和工具，走起来还是很艰难，于是我又坐了下来。李老师试图拦下一辆过路的汽车，可是那时这条公路开通不久，车子不多，我们只好耐心地等。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后，李老师终于拦停了一辆解放牌的自卸的工程车。司机是个好人，听到我的情况后，乐意地让我们乘在后面的翻斗上。这是我生平头一次搭上汽车了，上次是两年前大办钢铁时挑白泥，差了一点，最后没搭成。汽车在这低等级公路上颠簸得简直是翻江倒海，我们坐在车斗里，紧抓着自己的扁担，行李来维持平衡。一会儿，我就支持不住，要呕吐。李老师扶着我，拍我的后背，帮助我吐到脸盆里。经过一阵狂吐，我终于感觉轻松了一些，肚子也没那么疼了。
汽车进城后，要走另一条岔道，所以我们谢了司机，在路口下了车。李老师一定要送我到家里，但我正忍不住要找厕所呢，坚持已经可以自己走了，就和李老师告了别。我急忙 找到了一个公共厕所，拉了一大泡稀便，人总算像活了回来。
回到家里，妈妈看到我又黑又瘦，脸色蜡黄，心疼不已。休息一天后，星期一我又得再出发到姜园。妈妈觉得我的病未好，再去劳动会把身体拖垮，于是她给我校的领导和班主任写了信，帮我搞了请假条，由我姐姐带去，我总算逃过了这后面一劫。
最后一个星期不再开荒了，他们只是在开出的地里种上红薯秧子，没有开荒那么累。可是那时已经过了农历7月15，超出种红薯的季节。当地农民都知道，7月15后种红薯是长不出红薯的，因为到了凉快的秋天，红薯根块就无法成长，最多只长到手指那么大。但是当地领导们只需要应付上面“大办农业”的要求，上报开了多少荒地，种了多少作物。至于有什么收获，没人再去操心。
自从那次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垦荒的地方。据说那些开出的荒地再也没人去管，没几年又恢复了野草灌木的世界。这对自然界正好，那么陡峭的山坡，没有野草灌木覆盖，雨水一冲，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甚至引发泥石流。
一星期过后，学校开学。迎接我的，是由一位班里的积极分子在教室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装病鬼 XXX”。在羞辱恼怒下，我开始远离班上的积极分子们，而与班上几个落后分子逐渐靠近，或者说，一些“反动”思想也慢慢在我的脑袋里形成了。
对李雪梅老师的关心，照顾和帮助，我一直非常感激，这恩情我毕生难忘！
我生平第一次乘坐汽车实现了，虽然是货车，还极为狼狈。
我头次乘上客运汽车则是四年后，1964年我以专区（现在叫市）高考第一名考上了大学，我还同时还乘上了火车。
又过了18年，我才头一次乘上飞机，那时我是考上了公派留学，从北京飞到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