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伤害事件层出不穷引发议论纷纷
2010年5月15日
何必
对于目前公众高度关注的校园安全问题，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昨日表示……（略。）
最近，有关校园安全的问题成为社会上议论的焦点。
此伏彼起的歹徒进入校园杀害孩子的事件，让人们瞠目结舌怒发冲冠。
来看看与校园相关的内容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来自我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徐景安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何必注，略。）
而针对温家宝如此讲话，冼岩有话要说。
（何必注，略。）
黄纪苏对冼岩的立场有所评论。
（何必注，略。）
欧阳君山针对二人的说辞，发来了他的相关言词。
（何必注，略。）
主张儒家治国论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康晓光发来的看法。
（何必注，略。）
黄纪苏就康晓光说辞的回复。
（何必注，略。）
冼岩就此的回复。
（何必注，略。）
呵呵。
怎么样？
五花八门吧。
洋鬼子中文媒体那些个自以为是的评论，真是离题万里啊。什么身份的单一性，什么60后人群的危险性，华尔街日报就拿这样的文字来忽悠咱们，可见洋鬼子中文媒体所找的买办汉奸在判断中国事务时是何等牵强附会强拉硬扯。
康晓光的言辞嘛，不用多说了吧。
冼岩曾经就群体性事件写过文字，康晓光也曾经就冼岩文字做出过评头论足，什么工团主义啊之类的，同样能够收到冼岩文字者、康的同事温铁军看了冼岩、康晓光们的说法，给的答复是，面对这些乐观的说三道四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么，在明显发生分歧的冼岩和黄纪苏之间，该同意谁的呢？
俺明确是站在黄纪苏一边。
当然啦，这也是部分的。
黄纪苏有关加强武装警察在校园附近的说法，首先是不现实的，这两天，官方媒体炒作北京市如何加强校园内外安全的措施，当地派出所每天都派出警力，在学校上学和放学时在校园门口巡逻；而对那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农民工起早贪黑，很早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那时候警力无法安排，派出所就与当地签订了群防群治协议，由当地居委会派出人员来协防。这种做法，可持续性明显有问题。比如，校园门口布防，那么校园其他地方呢？如果加高校园围墙，那么将又形成新的中国特色。众所周知，国外学校（当然，居民区、政府等）是根本没有围墙的，这几乎相当于把校园沦为监狱。同时，这样做的方式，让孩子们每天都在校门口看到警察，会对孩子心理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次，借着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北京市加强了地铁安全（姑且不谈胡锦涛借助奥运会地铁安检设施一跃成为中国首富），每个地铁站都设置一个警察。现在，每个学校、幼儿园又要设警察，那么，警察势力的扩充在所难免；歹徒向学校下手，这是找社会薄弱环节下手，而事实上，这种薄弱环节比比皆是，比如，歹徒如果像养老院、妇产医院下手，是不是那里也要安放警察？如此，警察数量要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够用？公安部在校园伤害事件发生后咬牙切齿地说，要对歹徒毫不客气地使用枪支武器，这意味着什么？警察权的扩充和蔓延。而杨佳案等等，已经告诉咱们，警察权的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人们对警察的仇恨早就俯拾即是，公安部借着校园伤害事件扩大势力范围，这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赋予校警击毙歹徒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泛滥，以及在权力缺乏最基本的约束、监督和制衡的大背景下，出现滥杀无辜不可避免。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成为随时随地可以上升为军事管制的警察国家也就指日可待了。
不过，总体上说，俺还是赞同黄纪苏的观点。
作为《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黄纪苏最让我钦佩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不高兴，首先是对自己不高兴。
相形之下，冼岩的说辞就像他文字里说的那样，有些“不靠谱”了。
需要说明的是，俺近来经常对冼岩说三道四，感谢冼岩的厚道，并没有像有些小肚鸡肠者那样对俺耿耿于怀。
而且，看了俺今天的文字，如果有所得罪，请冼岩海涵则个。毕竟，这属于观点讨论，没有恶意。
其实，冼岩最近的文字一直就有着如此取向。其《西方民主为什么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俺也不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就可以在中国如法炮制）被自由派大加鞭挞，成为右派们口诛笔伐最得心应手的题材，表现出冼岩对自己无力把握的题材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雄心壮志，但却是漏洞百出。而他一方面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另一方面又在丝丝入扣于胡锦涛处于攻势江泽民处于守势几成定局，中国模式与争权夺利之间在逻辑上如何自洽，却被冼岩置之不理。
应该承认，冼岩在这篇文字里说的部分是事实。按照人类学的观点，无论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如何，人群当中总是有大约5%的人有着强烈的犯罪倾向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总是会有犯罪者。
但接下来的论述，冼岩就出问题了。
冼岩拿着歹徒之中的部分来以偏概全，说情仇不能算是社会深层原因。
即使是情仇，也不能忽视社会背景因素。
俺曾经写过，王小东“阴道主义中国”的说辞还是很让人眼前一亮，于是乎，俺也就中国阴道资源的官富民穷状况说三道四过不少了吧。
今年的情人节，俺写过现如今全世界当中中国人最坏，而中国人当中，又属中国女人更坏。在低人权的情况下，低道德状况愈演愈烈。这恐怕就是情仇的背景色彩吧。
当然啦，从犯罪学的角度看，大多数杀人案件都与情仇有关。
可是，冼岩是故意还是没有注意到，山东、陕西的歹徒，作案动机都与房地产纠纷相关。
这显然不是情仇了吧。
房地产！
如果说这还不是社会深层问题，那好像就没有什么是社会深层问题了。
有趣的是，冼岩这篇文字的前一篇，就是说房地产重大利好消息即将出台的。
校园伤害恶性案件层出不穷，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冼岩说是媒体。
这与杨东平在陕西幼儿园案发后的立场一样。
可冼岩是媒体人。
冼岩说，“细察过程中前后之不同，真正变化的只有媒体”.。
冼岩如此论断，非常武断和偏颇。
不知道，冼岩这里所谓的过程前后，指的时间段是什么。
国民党统治时期？这好像有些开玩笑了。
毛泽东时期？那个时代，言论自由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真正变化的只有媒体么？毛泽东时代，有着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和让世界卫生组织艳羡不已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福利制度是现如今可以相提并论的么？这难道也是仅仅媒体变化了？
如果是改革开放之后，那么，真正变化了的只有媒体吗？
现如今让中国当局风声鹤唳的六四纪念日马上就要来了。六四到现在，变化了的只有媒体吗？那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现在呢？这也是媒体造成的？
孙立平说，如果1990年代中期的福利分房制度还算是好坏参半的话，那么这之后的所有改革都是以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为标志，形成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也是变化的只有媒体？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1980年代、1990年代都距离遥远的话，那么，胡温亲政后，贫富差距越来越扩大，官民对立，央地博弈，官逼民反，这也是变化了的只有媒体？
看看现如今的房价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吧。这是媒体造成的？
强制性拆迁当中，上海把两个老人活活烧死了，这是媒体造成的？
唐福珍事件，是媒体造成的？
邓玉娇、石首、杨佳、通化钢铁、乌鲁木齐七五、豆腐渣工程、南方冰灾、大旱、内涝、三峡工程……这些都是真正变化了的只有媒体？
恶性通货膨胀、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转基因、官有制……变化了的只有媒体？
就拿冼岩自己来说，他讨论的王石在房地产方面的表态、改革开放、胡攻江守几成定局、房地产重大利好将要出台……这也算是变化了的只有媒体？
按照冼岩的立场，言论自由成为了一些别有用心者滥用的工具，应该控制。
作为媒体人，俺同意，现如今中国的媒体毛病大了去。传统媒体暴力（比如王菲前夫窦唯在新京报门口怒不可遏火烧记者汽车）、网络暴力（比如铜须门、以及针对弱势群体的无法无天的攻击）都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但是，该如何呢？像中宣部那样，成天到晚干发布宣传禁令的勾当？像国务院新闻办那样删除网络文字制造网络白色恐怖？或者干脆加装绿坝之类的防火墙？
中国现如今言论自由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恐怕不是什么需要讨论的问题吧。只要去网上看看“草泥马”、“马了戈壁”就一目了然了吧。
俺对校园伤害事件里的歹徒，恨之入骨。
可俺也知道，这是社会转型当中必然出现的现象，特别是现如今中国存在孙立平所谓“体制性拘谨”并且加速走向“社会溃败”的情况下，如此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密集地发生校园伤害事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风险显现的顺理成章。
媒体评论说，如此密集爆发校园伤害事件，是“中国社会火山爆发的开始”。
如果依照冼岩、杨东平们的路数，该如何呢？出现此类事件，一律不得报道？
要知道，现如今已经发生的6起校园伤害事件，福建南平是第一起，谈不上什么媒体责任；山东那起的歹徒已经两个月没有接触外界的消息了，也与媒体责任无关；至于说其他案件，在多大程度上受媒体报道的影响，缺乏实证并且令人信服的分析，仅仅靠“真正变化的只有媒体”这种子虚乌有捕风捉影让人贻笑大方的推论，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心悦诚服，作为媒体人就更显得不负责任。
沿着冼岩的路径下去，中国的所有麻烦，媒体罪责难逃，理当斩尽杀绝，毕竟，真正变化了的只有媒体嘛。
这是什么逻辑啊。
说中国言论自由泛滥，或无知或无良吧？
从中，可以看到冼岩对专制（冼岩称之为“政治集权”）的赞颂、以及对专制背后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的权力的迷恋。
也正是有了冼岩们这样的立场，才让中宣部们有着堂而皇之的存在理由和越来越巨大的操作空间。
俺也曾经说过，实际上，中国现在分作左派和右派本身，就是很荒诞不经的，实际上，应该分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
但是，无论乐观还是悲观，都必须言之凿凿。盲目乐观或者悲观，就有些自欺欺人了。
冼岩的这种立场，咱们都非常熟悉吧。
秦晖说，在中国，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
由此，就知道冼岩的基本立场了。
传统左派旗手和文胆宏良兄曾经将我分门别类在右派，这显然是错了。按照俺的路上，既要福利，有要自由。可现实是，既无福利，又无自由。这就形成了秦晖根据袁剑分析抽象出来的“低人权”状况。而俺在低人权的对仗当中，又加了个“低道德”，毕竟，低人权只不过是外在的制度性因素，而中国人之坏，则是骨子里的。
那么，冼岩的分析，是不是还存在有道理的成分呢？
当然有。
说温家宝作秀，是不是？
显然如此。
咱们来看看温家宝是这么说的吧。
“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俺周围的人看到这种说辞，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个寡廉鲜耻的狗娘养的又在吹牛哪。
人们看到温家宝如此说辞，就看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总理会这么臭不要脸地说大话的？
公安部是怎么说的？要打得犯罪分子不敢进入校园为非作歹、要防得犯罪分子不能进入校园为非作歹。
看看，温家宝、公安部吹牛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了吧。
他们丫拿什么做到这一点呢？
胡锦涛、温家宝之类的影帝，上任后作秀没完没了，许下过多少让人热血沸腾的诺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可持续发展、……哪个兑现了？
贫富差距、官民对立、劫贫济富、强取豪夺、……如此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单就校园伤害事件来说，委府何德何能可以“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从技术上说，校园伤害事件是全世界都头疼的难题，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可以一了百了万事大吉的应对解决方法。
就凭胡锦涛、温家宝、李长春、周永康、孟建柱之类的窝囊废，就能够解决如此世纪难题？
温家宝除了作为马后炮干着亡羊补牢贼走关门这种花拳绣腿的勾当之外，完全是口是心非没有任何真刀真枪的实际行动。
看看胡温任上中国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乱象，还不明白么？
而且，温家宝一如既往地把责任推给了基层。
来看看新华社是如何评论北京当局将所有责任推给基层的做法吧。最新《瞭望东方周刊》在题为“以公共的政治参与化解群体事件”的评论中说，“当普通公民缺乏独立的诉求传播通道去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时候，单方面强调地方官员的责任并进行问责，只会激化矛盾和问题。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无论哪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行动中采取更加极端而不是理性的态度。这是当下地方政府在治理方面难以避免的内在困境。”
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之后，俺就曾经写过文字，说现如今中南海在剥夺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富人之后，开始向基层党政干部下手了。
中南海财权上收，事权下放，说到底，基层干部手里没钱，却要干越来越多力不能及的事情，无一例外都成了潜在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北京市校园安全行动当中，校长成为了校内的安全责任人，公安局成为校园外的安全责任人。
可以想见，即使出现再多校园伤害事件，中南海也不会有人被问责，悉数都是地方官员成为倒霉蛋儿。
社会火山爆发，也会（高）官逼（低）官反。现在越来越多的官员雇凶杀人，就已经是例证了吧。
社会火山爆发，咱们都可以看到了吧。
嘎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