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饿死人是走资派邓小平谣言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们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成就，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普遍贫穷”。他们一直怨妇似地苦诉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那时如何“吃不饱饭”、“挨饿”等，真是煞有介事！不择手段用尽一切忽悠抹黑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造假来宣传。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后饿死人？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财富？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30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就把这些生产积累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们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吃不饱饭”，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特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特色政府在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根本上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持否定的，例如"文革经济崩溃论"。但这个所谓的 “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仍然使人们看到：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虽然并不富裕，但绝大部分人达到了温饱。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请问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们：当时全中国人均占有粮食已达684斤，并且“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那么何来什么“普遍贫穷”、“吃不饱饭”之说！这就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们的忽悠之说。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精英们不择手段用尽一切忽悠抹黑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造假来宣传之说。
由此说明，新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整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基本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新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在全国各地，类似的先进社队也有不少。农村人民公社健康地在发展。
世界工业史说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都是一个投入大量资源、主要提高其生产能力的阶段，而在这期间其消费水平和生活资料方面不可能有较快的增长。其间劳动人民的贫困和饥饿是普遍性的。指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没有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生活的右派精英们，不妨看看各西方大国在当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其国民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吧！
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标志，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其工业化的进程。在这期间和之后，欧洲各国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下、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和灾难、有多少人饥饿和死亡，这在历史上是不乏记载的。例如恩格斯在1884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所记述的大量事实就是当时西欧工业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劳动者失业、贫困、饥饿、住房拥挤而龌龊、疾病流传、很多人沦为乞丐、人口死亡率上升等，正是当时西方工业国家的普遍现象。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之后，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原来手工工场时期和小农经济条件下差得多。列宁在概括十九世纪后期的德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时也说：“他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要挤在地窖和阁楼里。”（《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430页。）在十九世纪末叶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进入周期性经济危机阶段，劳动者阶级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在1930－1932年的一次经济危机中，仅世界头号工业国家的美国，就有800多万人被饿死（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7%）。另外还有7500万人以上（约占当时全美人口的60%）处于严重饥饿和缺衣穿状态，很多人靠吃野草和拣腐烂的水果蔬菜维持生命。关于二十世纪以来的美国的生活状况，列宁曾概括说：是“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页。）
亚洲的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工业革命，二十世纪初成为工业国家。1914年日本国民的人均收入仅36美元，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中是最穷的。（［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80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掠取了大量不义之财，但是日本人民的生活却一直是贫困和痛苦的，并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据有关材料提供，工厂工人每天劳动15个小时以上，绝大多数每天工资不到一升大米，就这点收入却要供养全家人的生活。农村佃农和部分自耕农经常吃不饱饭，很多家庭负债累累，被迫送子女进厂矿作工或到国外去谋生。著名的日本电影《望乡》所讲述的一些人的悲惨经历就是那个年代日本民众真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1920-1921年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 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1937年6月，四川饥荒中的饥民 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蒋介石不信河南有灾，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在河南成为新闻盲区的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令他愤慨的是，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资，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1943年饿死上百万人。1945年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饿死了1750万人。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
如果说西方工业国家有什么高消费、高福利、人民生活改善的活，那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被称作“后工业社会”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近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实在找不出任何国家有消除贫困和饥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纪录。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要生存、要人权，此起彼伏地发生罢工、革命，国际间不断发生战争的历史。中国的右派精英们，对西方国家在实现其工业化过程中人民长期经受的痛苦和灾难似乎无知，而对中国在只有30年时间内存在的艰苦、贫穷却大加指责，抱怨什么“没有改善生活”。这究竟是以什么心态看问题，岂不是十分令人置疑吗！
现代国际关系状况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困难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造成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从来也不愿看到被压迫的以及不听它指挥棒走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强大。就六、七十年代的国际环境来说，远不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整个世界由热战到冷战，各国都不能不把应付战争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对于新中国来说，从建国之初到七十年代后期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封锁、制裁、颠覆和军事侵犯之中。如果不想在强敌面前屈服或被压倒，当时形势容许你安心改善生活、把大量资源投入消费吗！连广大百姓都懂得的道理：只有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独立的前提下才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提高消费水平。在当时，为了搞建设、抢时机，所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先生产后生活”等口号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只有少数右派精英、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才耐不住与广大工农群众“共同贫穷”，他们早就希望摆脱集体、自己“首先富起来”。什么国家的生死存亡，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顾及的。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在当时“备战备荒”忧患意识笼罩下，国家不能不尽可能地扩大积累，使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外债。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这世界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的丑陋行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