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有关拖欠工钱不给，借钱不还的故事，我从小就对欠条，借钱不还有一些亲身经历。文革时期，我家因为祖父遗留下来的一些欠条，我父亲因此惹了很多的麻烦，遇到了一些难以至信的故事。
四十年代末，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几年，祖父靠做油漆工养家糊口，当时我们小城兴建李家祠堂，祖父和几个徒弟参加了这个修建工程。祠堂工程费用不够，建祠堂的工头吴老板拖欠了我祖父的工钱，写了几个欠条给我祖父。几年下来，加起来是多少担谷，在当时可能是一笔不小数目，听说一个普通工人一年忙下来最多能挣几担谷。经常听我母亲说修祠堂的吴老板赚了很多钱，祖父忙了几年，也没有挣到什么钱，收了几个白欠条。
不久，新中国成立了，吴老板一直没有对现那些欠条付工钱给我祖父。我祖父1956年去世后，祖母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欠条，还希望有一天吴老板能够发善心把欠了祖父的这笔血汗钱对现给她。
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到处“操家”，搜查金银珠宝，古旧书等值钱的东西，形势很紧张。父亲知道祖母保存了这些欠条，他觉得这些欠条应该没有问题，舍不得把她这些欠条烧掉。这毕竟是工头拖欠了的工钱，而且，吴老板是当地有名的“工商业兼地主”。没想到，过了几天，父亲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几个人到我们家来“操家”，把我们家搜了个翻天覆地，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在柜子里面找到了这些欠条，还把欠条都拿走了。
父亲在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幸存下来，没有受到过冲击。自从这些欠条出现之后，他从此开始了十几年倒霉日子，欠条被“革命委员会”说成了“资本家”的“变天帐”。他被挨“批斗”，还被扣上了一个“阶级异极份子，手工业资本家”大帽子，被“挂牌游街”，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接着被送到“五七干校”关了几年，后来连工作也没有了，五十多岁就被“劝退”回家。这个因欠条给我父亲引起的大麻烦，黑白颠倒的事情使我终身难忘。
有人说“借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有时侯，借钱给别人是一件容易使人“难堪”的事情，你慷慨大方把钱借出去，别人不还钱给你，你去要也拿不回来，反而给自己添一个很大的麻烦。
我小时候，父亲借了一些钱给他的两个同事，大概有几十块钱。那年代大家都很穷，几十块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我们小城市，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五十元人民币。同事向我父亲借钱时，他们都说是家有急事，需要钱应急，很快就会把钱还给他。父亲很相信同事，马上把钱借给了他们。但是，父亲的同事并不守信用，他们一直没有把钱还给他。父亲是个忠厚老实人，为人友善，他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开口去向同事提起关于还钱一事。他的同事也装糊涂，从来不提还钱的事，一拖就是一两年。
每月父亲发工资时，母亲有时会问到同事还钱之事，催父亲去把钱要回来，他们甚至会因为这事争吵起来。母亲觉得父亲太糊涂，自己都没有钱用，怎么还随便把钱借给别人。他们借钱不还，你也应该去要回来。父亲说同事找他开口借钱，他不好意思不借给他们。钱已经借出去了，父亲也没有办法，他总是安慰母亲说他们很快就会还给我的，每次他们吵到最后都没有结果。有一次，母亲说你不好意思去问他们，那我就厚着脸皮去他们家要。
母亲要去同事家要钱，父亲也阻拦不住。母亲虽然嘴上说起来很硬，但她也是一个软心肠，根本就不是那种很泼辣的女人，也没有勇气一个人去同事家要钱。于是，母亲要我陪她一起去，帮她壮胆。
我父亲有两个同事借了他的钱。我和母亲首先去了老余家要钱，老余和他的太太都是父亲的同事，他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家里的经济条件比我们家应该是好很多。母亲向老余提及还钱之事，老余很不高兴，态度一点也不好，他还理直气壮对我母亲说现在没有钱，以后会还的。看到老余那个严肃的表情，好像是我们不应该来问他要钱。母亲非常委屈，甚至不敢多说一句，怕得罪他们，我们就赶快离开了。
我和母亲又来到姓顾的同事家，老顾家有三个孩子，太太没有工作，他太太和小孩看上去都非常瘦弱，她们远远地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母亲向老顾说明来意，老顾有点不好意思，他说现在手上没有钱，以后有了钱会还的，母亲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站在旁边看着更是一句话也不敢说。很快，我们就离开了。在回家的路上，母亲说他们家这么困难哪有钱还呢？回到家里，父亲对母亲说“我要你不要去问，他们以后会把钱还給我的”。母亲知道很难把钱要回来，她也很少再提起这事。
不久，“文革”开始了。父亲的很多同事都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去了，父亲开始受到冲击，被关进了“五七干校”很多年，他的同事老余和老顾借钱之事也就不了了之。父亲去世后，母亲有时也会提起这兩个同事，说他们“借了你爸爸的钱不还，好冇名堂”，没有信誉。她常常是对我说“钱借出去是要不回来的，不要借钱给别人，也不要去借别人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