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死了，从中文媒体圈来看，他死得有些凄惨。
说凄惨不是因为没人提起和纪念。实际上国内媒体有关他去世的消息反应并不慢，虽然是某媒体从塔斯社援引法国媒体的报导，但那个时候英文媒体上也还没啥反应。朋友圈和自媒体里也很快看到了纪念的文字和图片。对于一个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很久的作家，这个反应很不错了。
让人感觉到凄惨的是，所有纪念文字中，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昆德拉本人有可能会愿意看到的。
大部分纪念文字都把昆德拉当作一个反苏反集权的政治小说作者来看待，而且加上了受迫害流亡知识分子的光环，一如既往地把他当作了正能量杰出贡献人士。也有一些提到他加入法国籍，捷克改革后也不回国，后期作品全部用法文而不是母语，因此他对祖国捷克的爱并不真诚，反苏也不彻底， 甚至还有提到他当年告密美国特工的黑历史，虽然他本人对此是否认的。
有个笔名姓慕容自称是作家的人这样评价昆德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道德勇气可言的作家，昆德拉逃离了他的祖国。在他的朋友们---可能也算不上朋友，他的人缘一直不怎么样---煎熬挣扎之时，他一天天地高深起来。。。”
这样的评价让人看起来很悲哀。不论赞扬也罢，贬损也罢，如果昆德拉在天之灵看到人们在以是否爱国，是否反苏来考察和评价他，他一定会后悔同意别人把他的小说翻译成中文。
昆德拉本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你是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
-你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
-您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
是的，昆德拉认为自己是小说家。在他看来，小说不是故事，而是与哲学和科学并列的第三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人类思想从哲学和科学造成的局限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因为不论是哲学和科学都试图给人来带来有关这个世界的确定的，简单化的解释，昆德拉认为这种解释方式让人们把自己封闭在各种简单化的结论中，处于一种盲目的自我崇高和自我伟大之中，而只有小说，可以告诉人们世界未必是理性的，未必遵循因果规律，它实际上是复杂的，丰富的。它不确定，更不简单。
昆德拉认为，试图将世界做简单化、明确化的理解，是人类愚蠢的天性。而基于这些简单化明确结论而产生的情绪，就是他所谓的媚俗。
所有知道米兰昆德拉的人都知道他引用的犹太谚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昆德拉对于小说的理解和对媚俗的批判，实际上涵盖在他所有的小说和所有的言行中。有评论认为，昆德拉的所有小说之间，题目都可以互换，并不影响题目与小说的和谐，因为所讲述的都是一件事情。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和一生的所有作品去阐释这一个主题。
但是， 他始终没有被如他所希望的被理解被接受。或许，真的因为他说的那样，人类的愚蠢和媚俗，并不是犯下的一种可以纠正的错误，而是一种天性。
让米兰昆德拉享誉全球并奠定其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无疑是他用法语写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为小说的强烈的布拉格之春的背景，以及小说主要人物被刻画得非常真实的在被迫害中追求自由的形象，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小说被首先认为是反专制主义的政治类小说，这个非常符合外部世界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捷克的需要，但这个不是昆德拉本人的需要，等他发现自己小说的真实目的被恰恰做了他最反对的媚俗的理解之后，他再反抗可能已经晚了。
正如小说中萨宾娜，她在流亡国外，作为异见人士画家被追捧时，面对流亡人士的圈子里的各种高谈阔论， 面对别人“你竟然不反对苏联人”的诘问，萨宾娜喊出：我反对的不是苏联人，我反对的是媚俗！
“我反对的不是苏联人，我反对的是媚俗！” 这一句，其实是昆德拉自己最想喊出的话。
为了表达这个观点，昆德拉在小说出版20年后才出版它的捷克语版本，因为他希望捷克人在已经忘记了布拉格之春之后才来看这本小说。实际上在写完这本小说后，他曾说，他再也不写有关捷克历史这一主题的小说了，大概就是为了 避免这样的误解。他观看了根据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后，宣布从此不再向任何制片方出售小说的电影版权，因为这部中译为《布拉格之恋》的电影演绎的是一个专制压迫下的，浪漫而煽情的爱情故事，与原书的意思相差太远。
是的，他认为煽情产生媚俗，或者说，煽情就是媚俗，尤其是人们为自己的煽情行为而感动的时候。
很多人对他的言行中对于捷克那段历史的说辞以及他本人在真是生活中的表现，比如对待捷克语，对待国籍等问题的选择，觉得是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甚至对其立场和人品进行怀疑。原因就是没有从昆德拉的角度来理解昆德拉。他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政治立场，而是为了反对媚俗。
他反对某个政权，不是因为这个政权专制，他反对某个政治运动，不是因为具体某个政治运动的立场，他只是始终如一地反对那种煽情和媚俗，反对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人类的愚蠢。
在他看来，媚俗就是那种被设定好的感情，以广为人知的方式表现出的高尚，谴责广为人知的卑劣，面对风景产生广为人知的优美的感觉。在他看来，不论专制还是反抗，只要以崇高的面目进行表演，就是一种媚俗。
昆德拉笔下的弗兰茨就是这种崇高表演的代言人，他是萨宾娜的情人，之所以和她上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爱一个被专制压迫了很久的弱小任务，因此可以看到自己特别有爱心的优秀品质；他向妻子坦白这段关系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有了情人以后，必须产生内疚也应该因此遭受惩罚，这才是生活正确的打开方式；在因此被萨宾娜抛弃后，他去了越南柬埔寨，加入一群同情远在东南亚战火中艰难生存的人群的欧洲精英人士的队伍，进行了一场后世白左们最热衷的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伟大的进军”，但反讽的是这场伟大的进军因为欧洲精英们对开会时应该使用的语言的争论而变得滑稽，因选取拍照角度而被地雷炸死的队友，以及弗兰茨本人的死，都是昆德拉对确定的伟大生命意义的消解。
因为，这一切都是一种表演、一种主动的代入，把自己代入到一个流行的剧本之中，一个高尚的流行。“伟大的进军”中，人们关心的并不是需要关心的群体，而是进军者们自己前进的姿势，以及摆出的pose。这是人的一种天生的情感需要：自我感动，自我催眠，自我崇高。
昆德拉认为这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愚蠢，而产生这种愚蠢的是人类思维的懒惰。人们需要给自己寻找确定无疑的意义，以给自己的人生增加重量，但是，这种寻找却太费脑筋，太费力气，艰难的能做到的人太少，少到不能承受这种孤独。毕竟，思想就是一种冒险。
所以， 人们要么不去思考，而是选择一个最容易、最安全的被权威、被大众所认可的立场或者价值观，并坚决地、不遗余力地捍卫之，因此确信自己活在正确地人生轨道上。要么，假装或者自己欺骗自己地认为自己在思考，只不过冒险旅程还未开始就宣布到达了目标，登上了巅峰。面对这样地人类，上帝只能发笑了。
遗憾的是，上帝的笑声，并不能唤醒人类。人们只是一味地媚俗下去。当富足的生活条件和互联网的发达让越来越多人可以有闲暇和有方式表达自己的时候，媚俗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
一场俄乌战争，突然间让所有人找到了一个熟悉的生活场景，那是他们无数次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的场景，无数次憧憬自己的英雄形象展示的场景。所以，不论战场上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什么，公众都尽情按自己熟悉的剧本来理解、来演绎，大部分是二战时代的影片，有人喜欢西方的反法西斯战争片，也有人喜欢的是苏德战争，而在中文世界里，更多的人喜欢的是抗日神剧。总之，所有人都找到了机会参与了一场令人愉快的战争，并且站到了正义与强大的一方，每日都可以尽情嘲笑敌人的愚蠢和失败。
美国明星Andrew Tate在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说：关于俄乌战争，如果你天真地相信战争中有好人和坏人，而且事情就像好与坏一样简单，“坏人是疯子，好人要自由”，那么你就要更多思考了。卡尔森接着说，“任何人告诉你，（这场战争）就是丘吉尔对希特勒，那人就是傻瓜。”
但似乎人人都愿意做这样地傻瓜。
同样是说人类的思维懒惰和对集体性情绪的服从，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说起来与昆德拉的人类的愚蠢并没有多大差别，但阿伦特把目标指向纳粹军官，为人们谴责纳粹主义，弘扬正义的道德提供了武器，因此她成为二十世纪的著名的思想家。而昆德拉针对的是几乎所有人，并且不给赞同他批评愚蠢批评媚俗的人提供了一个自我高尚，自我伟大的机会，他让人去除身上所有的重量，却不提供一个锚地，但几乎没人能够承受轻到漂起来的感觉。因此，他被误解，被遗忘。
昆德拉去世当天，有个网友说，为什么这个人活到现在，我们却以为他早就死了？读到这个，发觉自己也有同感。过去那么多年，虽然没有意识到他的离世，但也确实没觉得他还活着。这是因为，他在当今这个世界，早就已经不合时宜了。
还在上世纪，昆德拉就认为媒体是简单化单一化的推手，让人彻底失去对原本复杂的世界进行探讨的兴趣，“文化的声音可能会从媒体的喧嚣中消失”，因此，他拒绝了所有媒体地采访要求，离开了公众的视野。正如他在一部小说中说的，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时代，但我们却不知如何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