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是台湾2024参选人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也是台湾的生存发展问题。
中评社╱题：“2024：台湾的选择” 作者：李林杰（成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4年台湾大选进入期中进度，对此次选战所进行之环境与主题的澄清，以及蓝绿政策选项的诠释，或助益选民对手中选票之分量有更富责任性的思考：前者之环境澄清关乎为什么要慎重而选，后者之主题诠释牵系所慎重选择的是什么，同时进一步审视蓝绿双方所提供选项之特殊性所在。
一、选择的背景：地缘战略断层线与政治周期线
此次选战所处的环境，在于中美两强对峙之地缘政治态势，此种权力对抗使得此次选战之意义攸关深远。而中美两强博弈的测度，不妨以吴玉山教授所言之地缘战略断层线与国内生命周期线分别作宏观与微观的视野观察：前者可以明晰台湾目前所可以选择的地缘角色，而后者决定为何是2024这一时间节点做出此种选择。
战略断层线视野，认为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地缘纷争源于工业革命，或者说来源于工业化程度差异导致的实力差异，该差异深刻反映于地缘上的陆海实力对比。二十世纪上半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海洋工业化强权联合内陆开化较晚、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国家，对近海次工业化次强开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法（工业化进程最早）联合俄罗斯（工业化进程最晚）对打德国和奥匈（工业化进程适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英美（工业化进程最早）联合苏联、中国（工业化进程最晚）打德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适中）。而二战结束至今，美国实际上仍采取了该策略：在稳固西方跨大西洋阵营的基础上，冷战期间拉拢工业化进程较晚的中国对抗苏联；如今又拉拢工业化进程较晚的印度对抗中国。则直至当下的世界格局，其实仍没有跳脱出“陆海对决”的历史框架：欧洲一道自冷战时期对俄罗斯的铁幕，东亚一条自1949以来对付中国的岛链。中国或者俄罗斯（苏联）构成主要的陆权力量会同当下工业化次强力量，美国作为海权霸主会同工业化强权利用欧洲之跨大西洋联盟与亚洲之轴辐同盟对中俄进行离岸制衡，这构成了地缘战略断层线。而当陆海双方在工业化程度差距日益缩小之际，即于价值链与产业链位置趋于拉近时，陆海之间的对峙则骤然紧张。过去乌克兰也好、东欧国家也好，台湾也罢，不会像今天这样兵凶战危、草木皆兵，马英九时期甚至还常讲“两岸已是康庄大道”；但当陆海力量对比趋于持平时，中美之间的局面便急转直下。
在以中美对峙为代表的陆海对决下，面对几乎不可避免的宏观态势演进，台湾所选择的地缘角色则对自身尤为重要。在中美台战略三角中，考虑到美国对台湾始终存有的地缘战略需求与中国大陆坚持到今的和平统一方针，台湾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五种，分为三类角色：或者对中或者对美的侧翼；略偏向美方或略偏向中方的避险伙伴；以及中美两方都争取的枢纽。按照纯粹的理论演绎，维持尽可能多的友好关系及尽可能少之敌对关系是角色的最佳偏好目标，则枢纽的角色效益要高于避险伙伴，避险伙伴则高于侧翼；后者意味着自身彻底之“棋子化”“边缘化”从而存在于大国博弈中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而可行性上，枢纽的可行性最具艰难，其牵系到的大国平衡之术不仅妙用存于一心，且系于其不可控之大国权力互动进程；在现实性上，李登辉、陈水扁与蔡英文三届政府均选择了“对美方之侧翼角色”。而马英九开创了台湾的另一种可能性：“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其路线之“亲美友日和中”首次将“和中”之兼顾中国大陆的安全抉择化为现实，凭藉的则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一国两区”条文。中美对峙是陆海地缘态势演进所决定的，难以避免，而台湾理论上最佳的角色偏好为保持等距之“枢纽”，即使其可行性上操作难度属最大，而于现实性言，历史所见证的台湾之现实选择无非“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与“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两种。2024的抉择亦是如此：在中美两强对峙的态势下，台湾是选择将安全基点操之于己、获得力所能及之平衡度，还是选择完全侧翼于华府？后者实质包含着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另外则亦需附上对中美陆海实力消长的结局预判作为长期参考，即理性而非感性地看待中国大陆是否会崛起。
政治周期线视野，在于对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言，当其内部权力稳固的时候，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就会拥有较大弹性；这里的“弹性”分两个层面：软的可以更软（对外作较大让步/尝试冒险性接触），硬的可以更硬（采取军事或准军事手段）；而当政治人物面临选举/换届等压力的时候，对外态度通常会趋于强硬：比如1996年台海危机和2022年围台军演，均发生在政治周期中间节点之前。测度权力巩固与不稳定之时间节点，则但凡存在选举制的政治体系内，政治人物在刚刚胜选时声望最强，之后逐渐减弱，至下次大选前跌到谷底；而于继承制下，政治人物在刚刚上任时最弱，之后逐渐巩固增强，不过在政治周期交接处会发生波动（变弱）。以台湾为样板，例如台湾政治人物在选举期两岸路线上几乎毫无作为，两岸问题上一片强硬，唯恐因示弱而丢失选票。不仅民进党如此，国民党也类似，只有到了选间期，才会回归两岸政策本身，乃至马英九执政八年未能有敢一晤大陆领导人直至选举临近结束，了无挂碍，无挂碍故方得成行。又譬如政治人物胜选之初，大有两岸关系开创擘画之心力，如陈水扁之“四不一没有”，而蔡英文胜选后即宣示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一度被大陆认为是“未完成的答卷”（重点在答卷二字之褒义定义）。而当支持声量下滑则不惜诉诸两岸关系的对抗性；此种具有独派色彩的台湾领导人之“对抗性曲线”在学界已有呈现。
审视2023~2027年间大陆、台湾和美国的政治周期节点。大陆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在2027中共二十一大之政治议程，于最初的2023~2026年11月大陆都应处于稳固状态。而及至2026年末，大陆方面的耐心可能会有所降低，强硬立场或将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在于2024与2028年两次总统大选，2023下半年中美关系仍存在缓和的可能性，进入选举周期则对华维系缓和难度较大。而2024年大选后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于2025-2026年均构成中美关系的重要窗口期，届时若无法达成谅解则又各自进入政治周期节点。台湾方面的政治周期节点即2024年的选举，选举结果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2025—2026年中美亦有缓和的时间窗口，其间对于两岸关系的外生影响亦是攸关。鉴于包括美方在内相关人士多预判2027年是大陆涉台举措的重大观察节点，则2025—2026年对两岸关系的走向影响深远，可能关乎中程乃至终程的解决方案产出。审视台湾2024的选举结果，其能否做出合理的两岸路线抉择，决定了大陆方面的涉台回应，此间大陆的回应能力是较具弹性的。而正确地选择中美的缓和窗口则有希望让两岸关系起死回生，反之可以预料的是两岸关系的螺旋式下降与安全困境持续。如进程的恶化会随2027与2028年中美新政治周期节点的到来，则两岸关系的最坏预判或许会伴随偶然性而成为现实。
二、选择的主题：“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
此次选战内涵的主题，众说纷纭，国民党朱立伦主席言其关键在于选人，强调蓝白候选人的合作所带来之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张亚中先生言其在于选路线，即对陆备战路线与对陆接触路线的选择；马英九先生言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而赖清德鼓吹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莫衷一是。整合上述的言论，可以以“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加以包容，达到对此次选战内涵——抽象性的观察尺度。
大陆邓曦泽教授首先提出了“问题－方法－效用”三段论结构：即问题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和效用是如何，乃是做一切事情都要思考的。它是一切事情都有的问题结构，即“因为什么而为了什么而如何做”，也可以表述为“问题+方法+效用”的结构。这个结构是生存活动的基本结构，也就是元结构。“问题－方法－效用”首先是生存结构，当主体意识到这个结构之后，还可以将之从生存活动中提取出来，明确表述为一种理论，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方法论。在这个结构中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效用问题。而不同的主体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会诉诸不同的方法，由是依托主体的不同延宕至方法的差异及其效用的区别，三段论结构便转化为四段论结构，即“问题－主体－方法－效用”。应用到上述台湾众说纷纭的言论，则朱立伦所说之选人，为主体层面的选择；张亚中所说之选路线，为方法层面的选择；马英九与赖清德所言的和平对战争、民主对专制，为效用上的评价；人、路线、结果，会同主体、方法、效用，皆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即台湾的生存问题；则观测之尺度便一目瞭然了。
台湾的生存问题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内政问题，另一条是两岸关系问题。前者牵系治理议题诸如核电存废、年金改革、疫情防控等，于县市长选举中常常成为主基调；后者则是如何处理中国大陆之外生权力主张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在大选中往往成为焦点。相对于纷繁复杂、家长里短的内政治理议题，统一与被统一、战争与和平的两岸关系议题，显然更加能够调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就像大陆这边有关佩洛西访台和围台军演的话题会引起热议一样，台湾内部同样如此；越是极端的选举议题，越是煽动起对立情绪，基本盘选民越容易归队，投票率越高。较好地处理中国大陆的外生压力结构，需要较强的技术性、适当的弹性力，乃至一定的模糊性才能精巧而合理地回应；而民进党诉诸简单的对抗手段，不具技巧性而沾染狂热激情，适宜选票层面的情感动员，但易将两岸关系推入万劫不复、兵凶战危。因此技巧的模糊性所指涉的理性因素与其简单性所牵系的感性因素呈现反差，前者有利于问题妥善解决但不为人的感性所偏好，后者则易诉诸感性认同但可能使得问题恶化乃至激化。
关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聚焦到两岸关系问题这条线，即如何在中美台战略三角关系中，回应中国大陆的外生权力压力，处理中国大陆之统一议程造就的外生结构，这牵系到台湾对自身之战略角色的选择。如前所述，在战略三角结构中，台湾的可选项为历史上的两选项之“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与“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两种。在可能性上的“中美两强之枢纽”理论演绎下，审视枢纽、避险伙伴与侧翼三种抉择，一般而言主体所选择的考量利益也是三点：自主、安全与影响。一来，往往选择侧翼是着眼于平衡安全与影响，以丧失自主的方式获得侧翼强者之下的安全，且依托强者的权势获得影响力。二来，往往选择避险伙伴是着眼于平衡自主与安全，在安全上依赖于其中一方而又不放弃接触另一方的可能以获得自身的自主性，避免自身被一方因为依赖过度而遭“边缘化”乃至“棋子化”。三来，往往选择枢纽则是能够考量到兼顾自主与影响，一方面在等距交往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左右逢源、双方亲和与需要下获得自身影响的最大化，而其局限则在于手段上的微妙与平衡感之把控，极具技巧度而具脆弱性。将理论演绎运用到中美台之战略三角中，则现实条件使得理论状态出现变种：中美之间于台海区域相对均势的权力分配，与中国大陆对于统一坚定的决心，使得台湾如选择“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不一定带来安全与影响的兼得，安全可能终失之于两岸战端，而所谓影响力获得业已被近几年不断减少之“邦交国”证伪。其次，如选择“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虽然摆脱了因过度依赖造致的主体性丧失而在平衡中获得了自主，但其避险成功需要真正兼顾到大陆方面的核心诉求即统一议题，不能回应统一议题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始终难以有坚定的基石，台湾的安全始终难以有根本的保障。而中美之间已成对峙的博弈态势，也使得台湾如选择“中美两强之枢纽”角色的操作难度更大，对于环境、技巧乃至心理因素的考验更重，而其在两强对峙中如能保持枢纽地位其利得亦是更大。由此审视台湾所可能的三个角色选择：由“对美方之侧翼角色”到“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再到“中美两强之枢纽”三种角色上，其操作的复杂度是递增的，避险伙伴长期化需要回应中国大陆之统一议题，而枢纽的取得亦取决于中美关系大环境。而与之相应的受益亦是递增的，其中侧翼的理论受益即所谓安全与影响的获得，更是不具备现实约束所决定的变现可能，反而可能是两者的“全输”。考察选项所具备是思维成分，则与之相应的是感性成分的递减与理性成分的递增，这也即是民进党选择侧翼角色能获得民粹基本盘感性认同的原因所在。
关于生存问题之解决方案的效用评估，即审视选择的结果是如马英九所言之战争与和平的对决，还是似赖清德所言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经过上述的分析则愈发清晰了。如前所述，台湾可能的可选项在于“对美方之侧翼角色”“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与“中美两强之枢纽”三种角色。马政府选择的是第二种角色；其他台湾当局任内皆是第一种角色；而第三种枢纽角色唯有马政府声望高涨及中美和缓期之时才作出部分试探。如马英九一度所言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唯可惜的是任内后续声望下跌未能落实。
2024台湾大选的选择，无非是“对美方之侧翼角色”与“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两种现实性选项，而“对美方之侧翼角色”在中美两强对峙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其理论上之受益即所谓安全与影响的获得，不具备现实约束所决定的变现可能，反而可能是两者的“全输”。不但存在被利用、被牺牲、被交易，乃至被出卖之风险，亦可能迫使大陆在时间压力下提前摊牌，这也就是马英九先生所言之战争与和平选择的现实机理所在。而对于赖清德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大言所谓“香港化”，一来其有意扭曲了两岸统一前景的目标状态，也扭曲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本然面貌；二来，台湾的统一进程逻辑上于战略三角之角色演进上，是遵循“对美方之侧翼－兼顾大陆的避险伙伴－枢纽－兼顾美国的避险伙伴－对大陆之侧翼”的角色提升演化的。台湾对统一议程的深度参与逻辑上只存在于后三种角色身份中，此次2024之选择无涉于这几种角色可能。而经过上述“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阐释，则台湾此次2024选举之主题可得澄清。
三、选项的特殊性：名分秩序结构与内战关系结构
审视蓝绿双方提供的选项方案，当下最突出的两岸路线论述分别在于蓝营的“一国两区”与绿营的“互不隶属”；显然绿营的论述为“违宪表达”，而蓝营的论述遵循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可以发现，两岸关系没有如此复杂而不可抗，只是民进党当局愿不愿意“行宪、尊宪”的问题。“毁宪”与“行宪”的矛盾，事实构成台湾内部两岸路线的主要矛盾；民进党一意“毁宪”，无论或明或暗，造致的是台湾内部的撕裂与两岸关系的崩解；两岸关系春暖花开，台湾真正民主巩固，亦取决于此“中华民国执政党”能否“行宪、尊宪、护宪”；可以说只要台湾守住其宪制规定的立场，作出符合其宪制规定的两岸关系定位与表述，台湾即可在和平与战争的选项上作出正确的选择。而倘若以此“宪法”审视统一议题，则其是载入宪制序言表述中的，譬如厦门大学刘国深教授业已指出，两岸领土和主权至今并未分隔，一个中国是现状。这个意义上的两岸统一实际上是维护存量的问题；而两岸统一也存在增量问题，即结束政权对抗和政治对立，重建两岸共同政治秩序的问题。按照“一国两制”精神，台湾地区现有存量将基本上得到保留，至于增量部分也将与台湾各界协商。
进而引申考察蓝绿各自选项的特殊性：为何民进党方面一意“违宪”，又为何明知大陆方面拒绝对所谓“中华民国”符号及其宪法作法理承认而国民党坚持引申入两岸关系论述，这两点构成了审视蓝绿选项之特殊性的问题意识，后文引入名分秩序结构与内战关系结构之两岸关系独有结构，以名实策略为解释中介而加以诠释。
张启雄教授在两岸关系理论之建构上引入了名分秩序论的研究途径，认为对峙于台海两岸的台湾与大陆，存在有共同文化价值或国家（天下）理论，用以规范两岸关系与权力运作，而两岸双方的公权力运作，即遵从名分秩序论的价值逻辑之下。所谓因名定分、依分求序以及循序运作的国家整合机制，则构成名分秩序论的核心。
如两岸的政治纠葛之历史缘由，在名分秩序论的视域下，即当两岸发生激烈的五伦关系之争、名分秩序之争、正统之争，甚至奉正朔之争或另起炉灶之争时，最后势必走向屈服对方、假藉争天下的手段，完成国家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此即出现大陆的统一问题；而因为五伦关系之争与名分秩序之争的失利，某一方即因国家认同改变、意识形态差异而企图改变游戏规则，或图谋另起炉灶时，此即出现台湾的“独立”问题；而此逻辑亦见之台北参与IOC、ADB、WTO、APEC、WHO等国际组织的实务上，与北京发生的名分之争关系，此即台北方面的“国际空间问题”。
总之应让东方之事，回归东方之理，用以诠释东方之国际秩序，避免西洋价值中心主义；无论承认与否，两岸共享了名分秩序论的价值纽带，而其名实关系的对待与讲求逻辑，业已浸入两岸公权力运作的价值机理之中。名分秩序论在生存竞争之下，共享这一文化纽带中之国家的生存之道，在于名实合一：其中，名实论讲求名实合一；退而求其次，则强调舍名求实；其他，皆为末流。而名实策略即着眼于名实合一，要么因名责实，要么以实定名实现名与实最终的一致。
倘若进一步考究因名责实与以实定名两种名实策略，虽然二者均着眼于名实合一，但各自对于名与实的目的与手段之界定不同：因名责实以名为手段求得实的责成，实是目的；而以实定名是以实为凭藉求得名赋予，后者构成目的。可以说，以实定名是具备一定基础之上的精益，是力求鼎盛的持盈之道；而因名责实则是不具备一定实力基础的勠力，是谋求安全的存亡之道。显而易见的是，因名责实的存亡之道适用于小权力实体，而以实定名则是大国的锦上添花。
由此审视民进党政府的“互不隶属”说，作为一种政治论述之名；即依据小权力实体因名责实的存亡之道逻辑，以求凭“互不隶属”之名责成“互不隶属”之实，告慰持这一理念的台湾选民以谋求选票利益；而台湾“法理独立”则构成这一理念之台湾选民的名实合一目标，民进党政府的名实逻辑即在于此。为此而“中华民国总统”则背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国两区”论述。所谓因名责实的名实策略着眼于名实合一，且以名为手段力求得实的责成，乍看是符合名分秩序论逻辑的，但如果深究台湾所处的独特环境，则见之其谬用。因名责实与以实定名两种名实策略，其成功贯彻在于或名可以导出实，或实可以导出名，二者是同质化、可通约的，即不存在其他转换中介。
但两岸目前处于法理与事实上的内战关系结构，所谓内战关系结构，如大陆林冈教授指出，即两岸互不否认（或互相承认）对方对其所实际管辖领域的统治权，但互不承认（或互相否认）对方对国家主权（不管是全部还是部分领域）的（代表）主张，也就是双方处于部分的“交战”状态；两岸之间的内战尚未正式结束，在政治敌对结构下许多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而两岸之间很多学理上无法逻辑自洽的问题，可以引入用“内战关系结构”去解释。则此结构对于台湾的名实策略影响，即存在大陆一造作为转换中介，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转换中介，这对于台湾的名实策略实际上是影响甚大的：作为名的A论述，经大陆的否定，往往达成的实之非A事实；源于内战关系结构造成的大陆之否定转换中介。这构成台湾之名实策略的有趣图景。如国民党之论述“一国两区”：依据“宪法”，两岸有所隶属，隶属于“中华民国”；大陆即作否定性回应，依据宪法，两岸有所隶属，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最终的实即为“尚未统一之互不隶属”。由此，国民党的论述即如刘国深教授之球体理论所言，由于保留了“中华民国”符号对于两岸法理归属的主张诉求，即两个“政权球面”均诉求立基于同一球体，则虽然各自功能大小悬殊和相互区隔，且不具相互承认的“宪法”保持其稳定性，但由于两岸双方都有意确保“国家球体”的球体本身的完整性不受损害，使得“中国国家球体”这种暂时性的“双色地表”区隔共存状态得以存续，台湾之“政权球面”反得生机。而民进党政府则谬用了名实策略：其“两岸互不隶属”之名，或经武力统一之否定转换，数年之后终呈现实之两岸有所隶属，且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类比于当台湾地区的“政权球面”不再诉求与大陆立基于同一球体时，大陆之“政权球面”即会单方面填充此一缺阈，则台湾的“政权球面”反而会无立基之本。欲求主体性而终将丧失主体性，转求共生性反而主体性得保全，即是对蓝绿各自之特殊性选项的诠释。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2024年台湾大选这一关乎重大选择之政治周期节点，从选择背景、选择主题以及蓝绿各自选项的特殊性加以分析，于选择的背景上引入地缘战略断层线与政治生命周期线两个理论，阐释为什么要慎重而选，于选择的主题上引入“问题－主体－方法－效用”的四段论，叙述所慎重选择的是什么，最后依托名分秩序结构与内战关系结构，审视蓝绿双方所提供选项之特殊性所在。
参考文献：
①吴玉山.战略断层在线的抉择：东欧vs东亚.中国时报.2022.4.29。
②吴玉山.台湾“总统”大选对于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选票极大化模式与战略三角途径.远景季刊.2000.1（3）：页1-33。
③Lowell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1981.33（4）：P485-515.
④刘国深.需要大声呼唤和平.中评社今日头条.2023.1.17。
⑤刘国深.两岸政治僵局的概念性解析.台湾研究集刊.1999.（1）：页1-7。
⑥林冈 李林杰.对“九二共识”的再分析与思考.中国评论.2023.305（5）：页13-20。
⑦邓曦泽.面对问题本身:问题、方法与效用:论六家要旨的启示之一.原道.2009.（00）：页128-138。
⑧初国华 张昌吉.战略三角理论与台湾的三角政治.2010.49（1）：页87-110。
⑨张启雄.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差异:宗藩体系对殖民体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79）：页47-8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7月号，总第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