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昌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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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军事是政治的延伸”，而《孙子兵法》早就说过，“上兵伐谋”，这两个思想都是说政治决定战争、或者政治先于战争，但是现在的中日战争已经全面展开，虽然双方都有和谈或者妥协的意图，不过都不是主要声音，此时政治已经不重要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才是唯一之途。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38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自去年七月（1937年7月）至本月（1938年11月）死伤官兵，第一期44万7千，（由开战至南京失守）第二期（自南京失守至徐州失守）死伤官兵34万2千。第三期(自徐州失守至本月二十日）死伤官兵25万4千，总计104万4千，内官长伤27000余员，死13500余，士兵伤66万9千余，死33万4千余，即伤与死之比为二与一，官兵伤亡之比为一与二五。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194万7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者尚未计及。）”
开战之前全国兵力为207万，此时伤亡104万，补充194万多，兵力虽然比开战之前更多，但兵员素质极差，多为未经任何训练的新兵。
开战仅15个月的时间就连续失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太原、济南、徐州、开封、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和地域，战场形势极其悲观。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召开南岳军事会议，意图解决两个问题，1，抗战还能不能打下去？2，要打的话、如何打？
第一天是委员长给百位师以上的官长们打气，“自从去年七月七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十七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前我们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
说实话，按照城市为画线界限的话确实不合理，因为以后还不知道要丢掉多少城市、要排到多少期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应即改正”,那么怎么改呢？其实这些也是委员长他自己原先划分的，算啦，由他吧——
“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刚才所讲的截至现在为止这以前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这样就简单多了，今天以前是第一期，今天往后都算是第二期，总共就是两个学期。
“在第一期战斗过程当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我们这一个精神上实际上的最大成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最高的原则，今日我们已做到了！”
在这里委员长的逻辑稍微有些混乱，“军事失败”而“精神成功”其实是不管用的。“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这并不是“精神成功”，而是坚强的抵抗使日军迫使中国投降的目的没有达到、从而使日军“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这是战事发展到今天的战略形势。至于孙子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委员长的第一期抗战基本是日军“致人”、而自己才是“致于人”。现在还没有到厉害变换线转换的时候，勉勉强强说是一个相持阶段，离着“致人”的时候还老远呢，大概还有五六年的光景。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符合孙子的说法，委员长开始具体分析，“详细一点说：我们最高统帅所定的这个战略，就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所以在形势上过去我们虽然失败，但战略上始终一贯的成功，可以说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而使敌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基础。”
“战略上始终一贯的成功，可以说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委员长，您谈的是日本侵华战争还是“中国侵日战争”？一路败退失地确实也可以实现战略主动，但是军队不能有大的损失、国家力量不能有大的损失。如果人地两失、怎么能好意思“可以说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
“如果我们在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敌人侵占我们平津的时候，我们不依照这种一贯的战略，运用妥善的方法，来打击敌人，攻破他的狡谋，消耗他的力量，而拿我们全部军队使用在平津一带，与敌人争一日之短长，那我们的主力或许早就被敌人消灭，中华民国也许早就有灭亡的危险！”
这就是狡辩。“平津一带”绝非战场，而德国顾问所设计的“保定会战”是完全错误的，其指导思路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平津一带”不能用作战场，而河北北部和山西才是战场，特别是山西，其战略地位无可替代，轻易失去完全就是战略错误。至于“拿我们全部军队使用在平津一带”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存在，而是出现在了淞沪战场，兵力损失、国力损失极其严重。委员长说平津而不说淞沪，就是耍无赖。
“运用妥善的方法，来打击敌人，攻破他的狡谋”是指在淞沪挑起战争，这也是蒋纬国所讲的扭转箭头的战略胜利。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委员长虽然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能明说，因为此时在座的各位将领都知道“淞沪会战”是怎么一回事儿。
1937年10月中旬，淞沪前线右翼军总司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对前来视察的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汇报，“没法子再抵抗了。我们要撤退，但首先我们必须要运送10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工事，我们就能重新集合从前线撤退的部队，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一场溃散。”张发奎请求陈诚向蒋介石汇报，陈诚也答应了，但是没有下文。陈诚很清楚委员长的想法，根本不会去碰钉子，要不然也不能是“小委员长”是不是？
10月28日张发奎奉命到松江参加军事会议，“会场设在松江车站的一节列车上，出席者还有宋子文、白崇禧、陈诚、顾祝同、薛岳、孙元良、我以及其他将领。”
《张发奎口述自传》是其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夏莲瑛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太多敏感人事隐秘，张发奎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张发奎的这个要求应该是已经完成口述之后的提出，在讲到上段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还没想到这个要求，而是很愤懑地加了一句话，“这件事我忍不住要讲出来，因为我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不要介意蒋先生知道后会发怒。”
在这篇《口述》里，张发奎对蒋介石的批评、指责很多，自己是老幼咸知的反蒋头子，其实根本不在乎多说一句还是少说一句蒋介石的“坏话”，可是单单在这里加了一句“不要介意蒋先生知道后会发怒”，说明此事是蒋介石的心病，而张发奎所讲“不知自己还能活多久”，意思就是自己死后未必有人能说、有些不讲就死不瞑目的意味，这说明了这件事的重要性。
“那时淞沪会战已葬送了大量人命。在蒋先生莅会前，我们在火车车厢里讨论了形势，我们都认为，无法再抵挡敌军的优势火力。”这是前线指挥官及战区指挥官的一致意见，并不是个别将领的单独意见，这说明了这个意见的客观性。
“蒋先生到会之后，高级军官们依次报告。我提议我们从淞沪前线转移十个师到苏嘉、吴福国防要塞工事，如是我们便能重新集结后撤的部队，以便确保有计划的撤退。我感到有信心顶挡敌军的推进，我们的工事坚固的，永久性的。”
在这个会上，张发奎的用词还是比较和缓的，没有像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跟陈诚讲的“避免一场溃散”，而是“有计划的撤退”，那样的话“蒋先生…会发怒”的。
战前张发奎“参观过这条防线，深受感动，汽车与卡车都在工事地下奔驰……”这让一位久历战阵的指挥官“深受感动”国防工事，给了张发奎“顶挡敌军的推进”的信心。其实在9月初淞沪开打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张发奎就向蒋介石建议，向淞沪前线投送兵力要有一个上限，比如说50个师，一旦第50个师投入淞沪战场仍不能把敌人压制住，那么接下来的援军（至少10个师），不再往前投送，而是放在后面的吴福、苏嘉国防线，进而开展全面持久的消耗战。至于上海的一线阵地，也不必主动放弃，从“八一三”算起，以顶三个月为期。
这是一个非常客观可行的正确策略，实在是扎实的用兵之道，而现在不得不从前线撤下10个师，已经是非常被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