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理解：英美法律体系的基础思维是，法律的基础建立在“保护好的行为”的，而不是“保护好人”的。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保护好人。
而某些专制国家的的思维是：法律的第一要义是保护好人，而不是好的行为。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于，通常人们有一个倾向，都是认为自己（进而和自己是同好的人）是好人，是正义之人。既然是正义之人，当然值得被保护、也必须被保护。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所说的。
所以判案的时候，就要看人，你是谁的人，他是谁的人。比如文革时候，如果是毛的，那就是好的，不管做什么行为，都是好人的行为，那就是要保护的。先发展到好人打坏人，那也是好。进而发展到，好人就是要有权利做坏事。这是不是很颠倒？
最后，法律武器化，即是说法律变成了一部分人对付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因为那部分掌握法律工具的人，先把某些人定义成了坏人，就不再需要根据具体行为判案了，都已经是坏人了，还审啥，直接惩罚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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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法治国的体制里，为什么那个正义女神要把眼睛蒙起来，就是表示我不看人，只看你的行为。任何人做这个事儿，都不行。比如打人。你别一边说自己是好人，一边还打人。
再者，还有个基督教的影响，就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可不是你人说了算的，那个权柄是在上帝那里”。你不能自封个好人，然后就让法律保护你，违法乱纪也保护你。
所以，一视同仁的意思是：对事不对人。
当然，这是理想，人仍然可能不由自主受个人的爱憎所影响（谁没情绪呢？），但法官还是要自我要求尽量做到公平。进而，为了防止个人情绪，抵消个人情绪对案子的影响，从制度上怎么安排、设计呢？又加了个陪审团制度，让很多人共同评判，期望偏见能被互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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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 文革时人人都认定自己在保卫好人，结果到处都是违法乱纪打砸抢，社会瘫痪。
- 而法治社会甚至承认自己没有权柄判断谁是好人，只是谦卑地要做对的事儿，社会就更文明，有更多的好人好事。
两种思路的差别：
- 保护好人：无论他干啥都护着他，结果，好人变坏
- 鼓励好的行为：坏人做好事，也是公平对待，结果，坏人也能变好。
- 其实，这个在家庭和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做的对的鼓励，不对的不鼓励，才是正道。否则溺爱和偏见都是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