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又“，是因为先有蒲松龄《姐妹易嫁》的故事，讽刺做姐姐的嫌贫爱富。再有张爱玲的《十八春》。顾曼桢中了姐姐曼璐 “借肚子生孩子” 的暗算，被姐夫祝鸿才奸污，怀孕，生子。兜兜转转，无奈嫁给姐夫。最后再嫁给姐姐的初恋情人张慕瑾。凄惨阴森的故事，离奇，离谱。读了莫不恨姐姐的狠毒，厌姐夫的下流，深深同情曼桢的不幸。门罗小说 Friend of My Youth 《我年轻时代的朋友》讲的也是一个姐妹易嫁的故事，不过事情前后都是外人旁观臆测，当事人始终沉默着没有辩白，更觉扑朔迷离。
二十年代的加拿大小镇，芙罗拉 (Flora) 跟妹妹爱丽 (Ellie) 相依为命。芙罗拉已经订婚，未婚夫罗伯特 (Robert) 寡言少语。姐姐的婚期近了，妹妹却好像着了魔似的变了个人。她犯恶心，呕吐，哭，躲在稻草堆不肯出来，逼急了就跳到农仓地板上，还满雪地打滚。大夫请来了，但是根本近不了她的身，更做不了检查。最后实在瞒不过下去了，罗伯特支支吾吾吐了实情，爱丽怀孕了，怀的是他的孩子。长姊如母，芙罗拉能怎么办呢？为了妹妹和家族的体面，她让出了未婚夫。妹妹嫁给了罗伯特。
原来的农舍一分为二，新婚夫妇住大的半边，芙罗拉另一边。日子到了，生下的是个死胎。再怀孕，流产。再怀孕，又是死胎。十几年过去了，一连串的流产和死胎，耗尽了爱丽的身子。她苍白虚弱，少女的活泼劲儿早已消失殆尽，只不改那一不顺心就撅嘴赌气的小孩子脾气。
孩子一个也没有生下来，爱丽的病势却愈发沉重。传言渐起，她得的是癌症 (“a growth”, p.9)。这样的不治之症，当时的做法是请护士住家，照顾病人。护士奥黛丽 (Audrey) 年轻，但矮胖，粗鄙，是个 “捞女” (“Had some rich fool altered his will on her behalf?” p.13)。一年后，爱丽病逝。
村里人都说这下好了，芙罗拉终于可以嫁给罗伯特了。然而，接下来的婚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 奥黛丽嫁给了罗伯特。如果说，芙罗拉错过第一次是为了自己妹妹作牺牲，那再次错过，是为了什么？很多人不解，甚至愤愤不平。这打抱不平的人里，有一个是门罗的母亲。母亲是如此的义愤填膺，她虽然彼时已经远嫁异乡，但意难平之余写信给芙罗拉。爱之深，责之切，母亲慷慨陈辞，为芙罗拉再失良缘痛惜，为奥黛丽横刀夺爱不齿。但，她一厢情愿的关心碰了个软钉子。芙罗拉的回信来了，口气礼貌而疏远。她含蓄地提醒母亲不要为别人的家事操心，还是多关心自己的小家庭吧 。母亲没有回信。
但是，母亲一直耿耿于怀。
她多年后一再跟女儿门罗提起这件事，坚信奥黛丽是不择手段的心机女。门罗有自己的判断。她认为芙罗拉两次（终生）未嫁，也许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选择。说不定，她是不婚不育主义者。帮妹妹清理了数次流产的血污，任谁都会有点有婚孕阴影吧？！或者，芙罗拉是天生的性冷淡 (“her turning away from sex.” p. 22)？
门罗坦承，母女俩对芙罗拉看法的不同其实正体现了两代人时代观念的变化。(“The odd thing is that my mother’s ideas were in line with some progressive notions of her times, and mine echoed the notions that were favored in my time”. p.23) 在母亲生活的一战后年代，性仍然是神秘黑暗的，禁忌不可说。二战中长大的一代如门罗，则对传统嗤之以鼻，包括茶会，白手套，和性禁忌。
除了性的观念差异，小说里还数次提到了职业女性。我觉得，这是小说一个隐藏的主题，也是芙罗拉回信时态度变化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百万男性劳动力应征入伍，女性就业选择和规模因此扩大，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女性。比如母亲和奥黛丽，一个是乡村小学老师，一个是出身低下但靠努力往上爬的家庭护士。作为受过教育的，独立的 (“independent”, p.23) 时代女性，她们自挣自花，享受着自食其力带来的经济独立和旁人艳羡的目光。母亲攒了薪水作嫁妆 (“to work on her trousseau”, p. 5)，嫁衣和婚礼远比父母一辈隆重奢华。(“Her dress was to be appliquéd with silk roses, her veil held by a cap of seed pearls.” p.15) 奥黛丽开一辆漂亮的小轿车 (“shiny and smart” p. 13)。旁人对此有嫉妒，但多欣赏和爱慕。比如《年轻的时候》里，大学生潘汝良对洋行秘书的倾慕就有代表性。潘汝良爱上了俄国女孩沁西亚，因为 “沁西亚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向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 跟家里 “庸脂俗粉的姊姊” 完全两样。
此外，母亲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她当时的教师身份，使芙罗拉对她青眼有加，成就了两人的友谊。当母亲出嫁，回归家庭，失去了职业女性的光环，芙罗拉对她的态度自然随之改变，才有了那封 “休管他人瓦上霜” 的客气信。拿奥黛丽对比一下，这一点就更明显了。芙罗拉自始至终都尊称奥黛丽为 “Nurse Atkinson”。就算她嫁给了罗伯特，也很久没有改口。这是因为芙罗拉的潜意识里，认定职业女性身份不容小觑，值得礼遇。
多年后，芙罗拉给母亲写了一封信，简述了近年的生活变化（已经离开农场，在小店做收银员，租住公寓）。她说到了奥黛丽，直呼其名，不再称她为 “Nurse Atkinson”。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改口？是因为芙罗拉觉得自己终于跻身职业女性，不自然流露跟对方同起同坐的自信？！信末，她对母亲每况愈下的身体表示同情。母亲没有回信。一个是她中风后握笔困难，另一个是心境和境地都不同了。
母亲没有回芙罗拉的信，但当她偶尔兴起，也曾试过写信给故旧。“我最亲爱的玛丽”，“我亲爱的茹丝”....... 还有 “我年轻时代的朋友”(“Friend of my youth”, p.24)。一封封开了头的信，散放各处，但都没有下文。母亲当时不过人到中年，但经济和健康情况都不如意，回想做老师时（职业女性）的无忧岁月，只怕有隔世之感。
想起《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恩娟和赵钰。上海教会学校的同窗，几十年后美国再见面，却没有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的相见欢。一个是为生活四处奔波的小小口译员，一个却是妻随夫贵的阔太太。短短一顿午饭，恩娟三次对赵钰的话表示怀疑。赵钰说往事套近乎不成的尴尬和失落，和恩娟居高临下的打量和矜持，处处说着今非昔比的 “云泥之感”。
母亲对奥黛丽的态度比较复杂。奥黛丽初来农场时，曾尽力对母亲示好。这一个是她生存者的本能和手腕，想在新地盘拉一个盟友。另一个也有惺惺相惜之意，都是年轻时髦的职业女性 (“both stylish, intelligent women who liked a good time and had modern ideas.” p. 13) 想起苏青给张爱玲的约稿信，“叨在同性”。哈哈！然而，同性相斥。母亲看不上奥黛丽。不喜她矮胖的身材 (“stout”, p.13) 和红发，“her pinkish-orange eyebrows” (p.13) —— 红发，常常跟低贱和恶作剧联系在一起。厌恶她把爱丽从床上拉扯起来的粗暴和戏谑，更不爱听她对芙罗拉横挑鼻子竖挑眼以自抬身价。此外，芙罗拉自始至终敬奥黛丽如上宾，难免让母亲心生嫉妒。有点像争夺大姐注意的几个妹妹：）
母亲仰慕芙罗拉，赞美她的容貌气度，几次说她像女皇 (“like a queen”, “a gypsy queen”, p. 8)。她的黑发，晒得小麦色的皮肤和苗条的身材，都让母亲羡慕。这是互补心理，母亲长得丰满。妹妹爱丽的容貌，跟芙罗拉小别而大异，“was like a copy of Flora – the kind of copy you often see in families, in which because of some carelessness or exaggeration of features or coloring, the handsomeness of of one person passes into the plainness – or almost plainness – of the other.” (p.9) 写得有意思，但还是张爱玲更高明。看她笔下《年轻的时候》里沁西亚的妹妹，“ 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 这个 “发酵粉” 的比喻实在妙绝，形象，出新。
是不是所有二婚再娶的故事，只要有一个病妻，就会让人想起《简爱》？这篇也不例外。在女人的八卦和闲话里，男主罗伯特一言不发。他沉默是金。
秋意浓，雁南飞。上周末遛狗时，儿子帮我抓拍了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