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告诉我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指要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最近网上偶然读到戚本禹的回忆录。他批露了当时部分庐山会议的具体情况，（见附页）。他记录了李某在庐山会议的部分表现。透露了一些细节。不知道真假。但是至少提供了一个故事。彭大将军不仅是写万言书，还有一些小组活动。李某应该是立功了。可是结果却没有。在李某的回忆录也没有找到。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寻找查看（google :”戚本禹回忆录”)。由于当事人大多都走了，真相很难发现。读者只能自己来作判断。
很多在香港发行的书，大多是从另外一面讲了自己的故事。如果是一个法官，想要分析寻找事实真相，必须听取原告和被告两面的证词。在海外，比较有幸，可以看到很多书。许多老革命家最后想不到自己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而且只能在海外申冤。
戚本人受到的文革的待遇更是奇扒，他早年参加革命，拥护相信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结果被安排住在秦城监狱里，享受“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后人几乎无法相信。但是，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他仍然相信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结果被继续安排在监狱里。
在戚的书中还提到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前因之一，两派人物的持有很多的不同观点。其中之一是电影“清宫秘史”的讨论。借用外国力量来建立和维持政权，那是爱国主义还是買国主义呢？这个问题有标准答案吗？不要说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早就都是这样做的。
彭，李和戚都带着他们各自的遗憾走了。和他们同时代的另一方也走了。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如何处理一个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想法和主张。
可以看到以前的做法，结果是大多平反了。如果找不到新的有效的管理方法， 这些平反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失去的时间和生命能够找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