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与启蒙救亡
——选自王志勇《福音、国度与文化：三化异象与基督徒侍奉的天国战略》
具体而言，“古今中西”问题无非就是对于上帝和我们自身的认识问题。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自我，仅仅围绕时间和地点问题争来争去，不管是主张“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还是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过是极其狭隘与肤浅的体现。加尔文在1536年首先强调：“基督教所有教训几乎都涵盖在这两大部分之中：关于上帝的知识和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1] 没有真知识，我们就会生活在各种形式的虚假和谎言之中。
中国大陆学人丁耘谈及古今中西问题时强调：“中国现代思想，每当社会面临巨大转变、历史在岔路口忽感迷失之际，必兴起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辩。”[2] 王文锋牧师也明确强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维意识和关切要点上，始终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和社会如何面对中西和古今”。[3] 在中国大陆目前思想界，自由主义更多关切的是中国如何汲取西方现代文明中自由民主这一核心理念，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能够融入全球化的更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秩序；新左派则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实践破灭之后，试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重建本土在意识形态上已经丧失合法性的秩序；大陆新儒家则试图在已经支离破碎、丧魂失魄的传统文化形态下，通过义理与实践的修复，重建儒家的道统秩序，从而填补共产主义实践崩溃之后的秩序空间。[4] 所有这些争议最终都聚焦在文化与价值的问题上，最终也必然是真理与道路之争。
针对二十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这些汹涌澎湃的思潮之争，汤一介总结说：“至90年代末发生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派和‘新左派’之间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之中，但旁观者一般都认为仍然围绕着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不能不看到这还是与‘中西古今’之争有关。近百年来，在我们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5] 毫无疑问，对于基督徒而言，要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目前面临的大转型过程中发挥光与盐的作用，“古今中西” 问题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这也是本书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我们最终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破解古今中西谜题的钥匙，因为他不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启1:4-5）。正如巴文克所强调的那样：基督“是恩典之约的终极内容。在他里面，上帝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他满有恩典和真理，是纯粹的恩典；他不是新的赐律者，也没有带来新的律法，而是带来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在基督里，耶和华完全显明出来，也完全赐给了我们。”[6]因此，终极而言，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大挑战、大变局、大转型，我们所提倡的并不是任何观念和理论，而是主耶稣基督本身。
当然，我们也会竭尽全力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阐明人人都需要的救赎与重建之道。因此，在回答“古今中西”这些根本性问题时，我们明确地把以17世纪英国清教徒神学为代表的基督教正统神学与当今欧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处境，把个人性的安身立命与公共性的国家与文明建构联系起来，从而完成“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奏，即心灵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双重转型。“启蒙”所强调的乃是个人心灵的觉醒，“救亡”所面对的乃是国家与社会的危局。基督教内部的基要派忙于拯救灵魂，却常常忽略了社会的需求；基督教内部自由派往往注重社会的需求，提倡文化的转化和重建，却忽略了个人灵魂的救赎。
圣经中所启示的乃是个人启蒙与社会救亡的平衡之道，上帝给我们的根本性的赐福就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诗23:3）。这种“灵魂苏醒”是指在上帝的光照下，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自己和世界，不再被蒙蔽，这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福音所指向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义路”，就是公义的道路，这是上帝在其律法中向我们显明的荣主益人、建立文明之路。
[1] 加尔文，《敬虔生活原理》，王志勇译（北京：三联，2012年），2页。
[2] 丁耘，《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北京：三联，2020年），2页。
[3] 王文锋，《从“万国公报”到“牛津共识”——基督教与近代雨来的中国社会思潮》（香港：方舟机构有限公司，2017年），515页。
[4] 参考马立诚，《当地中国八种社会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 汤一介，《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见《学术月刊》，2004年7期。
[6] Herman Bavinck, “Common Grace,” trans. Raymong C. van Leeuwen,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24 (1089), p.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