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无疾而终令人失望，原因在于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看，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信息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经比较深，李定国率兵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队驻扎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孙可望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企图取代永历皇帝，因而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在这种情况下，孙可望就决定起用因保宁战役失利而废置昆明的抚南王刘文秀。刘文秀在1654年正月被任命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正是孙可望为了配合张名振展开大规模长江战役而作出的部署。然而事态发展并不似孙可望预期的那般顺利。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和在贵阳的秦王“国主”（孙可望）行营之间的危机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永历帝为了保持自己象征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于在广西的安西王李定国率兵“救驾”。
就抗清大业而言，孙可望拍板定调决定采纳北线长江会师方案；李定国在顺治十年（1653），顺治十一年（1654）致力于南线同福建厦门一带的郑成功会师广东的计划。从表面上看，南北两线同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攻，前景似乎颇为乐观。然而，作为原大西军第三号人物的刘文秀清楚地意识到孙可望的骄横跋扈已经严重威胁到西南政局的稳定。刘文秀立志抗清复明，却不愿意为孙可望打天下。刘文秀奉劝孙可望应该满足于当好庙中主持方丈的角色，不要忘乎所以，推到殿上供奉的佛菩萨，自己爬上宝座，弄得不伦不类，信徒星散。孙可望听不进去，一意孤行，于1654年五，六月间由贵阳返回昆明，企图举行禅让礼，皇袍加身。
刘文秀眼见孙可望做事乖张，内部既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危机，自应以稳定政局为首务，“出师东伐”的计划因而搁浅。六月，孙可望从云南回到贵阳，七月初六日“大招讨”刘文秀择日出师，然而在以后的半年里，刘文秀徘徊不前，毫无挥军入楚之意，原因即在于担心孙可望发动宫廷政变。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之间的矛盾在永历朝廷内是公开的秘密。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勾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问题，而是内部凝聚力的问题。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当初李定国攻打广东，郑成功如果能以主力配合，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李定国，郑成功联军如果能够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会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有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但由于拥明势力内部的种种矛盾而至无法同心合力凝聚成一股力量终至于功亏一篑。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的人物，他自身的野心膨胀而至没有办法协调好各方力量，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