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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振中在此战负伤的情况也很有意思，说是头部和腋窝被炮弹破片所伤，还有一说是左腿被炸断，手枪子弹从左耳旁射进，又从右耳下穿出，送往河北保定斯诺医院抢救。这些都是“战史”，另外还有“野史”说的就不太一样了，宛平爆发冲突，北平各界都组织慰问团前去鼓劲儿，大学生们更是闲不住，除了放鞭炮这次还来劳军，真是哪儿都有他们，“7月12日，战争爆发的第5天，燕大民先队派遣柯华、朱劭天、徐慈梅和我（赵荣声）代表燕京大学全体学生到前线慰劳。……我们在瓜摊上买了几担西瓜，，在一所民房里见到了37师219团第三营金振中营长。尽管我们带的礼物菲薄——一封慰劳信，一包《燕大周刊》和几担西瓜，但是金振中营长很高兴。他感到爱国的北平学生来到前线慰问，对他们的鼓舞很大。”
“卢沟桥战斗中负伤的金振中”
学生们当然要关心战事，也就是大刀片怎么砍小鬼子的故事啥的，“谈起卢沟桥的战事，金营长谦虚地没讲什么，而是从里面请出一个拄着白色粗木棍，从头到脖颈缠着绷带的黑大汉来。”金营长善于带兵而拙于口舌，说多了这些大学生也听不懂，干脆直接上伤员来说明情况——“仔细一看，这个上身穿着白老布短袖衬衫，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眼睛充满血丝的伤员乃是名字已经上了报纸的吉星文团长。”——看看、看看，这都把团长折在里边了，你就说战斗激烈不激烈吧。
“吉星文团长首先说，‘同学们到卢沟桥慰问，不敢当、不敢当。军人守土有责，敌人杀上门来，我们只有全力抵抗，一定要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丧失。’”
“吉团长接着激昂地向我们讲述了几天来的战斗经过，‘7日夜间妄图侵占宛平城未逞，便用大炮向我们轰击。8日日寇在多门大炮掩护下集中兵力向卢沟桥石桥以西的铁路桥我军阵地猛攻，我方因过去有不许出击、只能死守的消极禁令，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铁路桥和龙王庙被日寇占领，我守桥一排33人，包括排长在内全部壮烈牺牲。我军兄弟忍无可忍，夜间11点，拿着大刀、手榴弹，发挥老西北军的特长，趁着黑夜，摸营进行一场白刃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缺胳膊短腿，大败逃跑。我军收复了铁路桥和龙王庙等处阵地，解了心头之恨。’”
这篇回忆的作者是赵荣声在1935年8月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 10月即加入燕京大学的中共外围组织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11月又加入燕京大学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被派遣至卫立煌处潜伏。因为情况复杂、形势难以掌握等等原因，没搞出什么事情后就离开卫立煌回到燕京大学复读。及到解放之后，因无法证明自己的历史关系，党员资格不能作数，进入《工人日报》报社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被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1958年10月，赵荣声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一家三口被下放到山东济宁，赵荣声被分配到济宁地区供销社，在此工作了18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荣声的“右派”获得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恢复其1957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正式调回《工人日报》社。1979年10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委作出了《关于赵荣声党籍问题的复查结论》，恢复其1936年4月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出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长，1991年病逝。
此次赵荣声和同学一起去往卢沟桥劳军，目的还是比较单纯的，玩味这些文字，感觉也比较真实，也有一些和战史不一样的地方，一些细节很重要。一个是第29军反击铁桥，一个是在10日晚，而此文中吉星文的话虽然没明说，不过按照顺序理解是在8日夜，这是不对的，铁桥反击战是在9日协议签订、执行之后发生的。这有可能是吉星文误导，也有可能是学生们没搞清楚。
“我军收复了铁路桥和龙王庙等处阵地，解了心头之恨。”是不错的，不过日军立刻发动了反击将龙王庙夺回去了，看来只能半“解了心头之恨”。吉星文不说这个日军的反击龙王庙也可以理解哈？
“因而铁路桥和龙王庙被日寇占领，我守桥一排33人，包括排长在内全部壮烈牺牲。”牺牲的33人，大多应该是龙王庙的守军，日军战史记载是在龙王庙击毙20人、伤40人，后续一般都会有伤重不治的情况，死亡人数肯定会增加，再有就是日军炮击宛平城和铁桥，应该也造成了伤亡，这样看来牺牲33人的情况还是比较可信的。另外有意思的是，吉星文把这33人都算在铁桥上，大概是要突出铁桥保卫战的激烈，其实也就说明了铁桥的重要性，龙王庙是不太紧要的。值得注意的是“8日日寇在多门大炮掩护下集中兵力向卢沟桥石桥以西的铁路桥我军阵地猛攻，我方因过去有不许出击、只能死守的消极禁令，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铁路桥和龙王庙被日寇占领，我守桥一排33人，包括排长在内全部壮烈牺牲。”这33人都是在日军进攻龙王庙和铁桥时牺牲的，吉星文并未提到后续的“反击战”的伤亡，原因可能是伤亡比较轻微，吉星文觉得没必要提，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伤亡，也就是本来就是单方面的无人反击战，是不是？
大学生赵荣声并没有提到金振中负伤，负伤的却是团长吉星文，不过这个伤员的情况看起来有些不同寻常——“拄着白色粗木棍”，什么样的木棍是白色的呢？肯定不是刷了白油漆，吉团长没有那么矫情小资是不是？应该是削去了树皮的白茬树枝。这个赵荣声也是，好歹也是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混的，观察还是不到位、描写自然不明确、不准确。
“从头到脖颈缠着绷带的黑大汉来……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这个头颈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战军的打扮很不协调，“下边打着整齐的绑腿”说明腿部没有负伤，那为什么还要“拄着白色粗木棍”？怎么看怎么像演戏是不是？此时演戏呢似乎也有必要，8日晨金振中第3营轻易“失守”铁桥，日军一下子就占据了战场主动，这肯定让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大发雷霆，特别是旅长何基沣，本来就以“粗暴”闻名军中，此次部下如此狗熊，必然是暴跳如雷，一盆接着一盆的狗血给吉星文、金振中兜头泼将下来。吉星文、金振中自然是狼狈不堪不知如何应对，不如假称负伤以应付“粗暴”的旅长。不过这个假装受伤自然是畏战、避战，无论如何是使不得的，那样等来的可不是旅长兜头泼下的狗血而是子弹了，如此只好演一场“头颈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战军”闹剧给“粗暴”的旅长去看。
再有就是后文金振中还带着这些大学生们参观了宛平城——“左腿被炸断，手枪子弹从左耳旁射进，又从右耳下穿出，送往河北保定斯诺医院抢救”——三四天就恢复成这个样子了吗？这是吃了什么了？
“当吉星文团长讲话的时候，士兵已经搬来了几个西瓜，拔出挂在背上系着红绸子的大刀，擦擦几刀，切成多片，招待我们。好像用动作向我们表示：大刀是那么锋利，鬼子们的头也那么容易砍。我们看见院子里西瓜堆积如山，知道慰劳者已来过很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吉星文的一句话，“我方因过去有不许出击、只能死守的消极禁令，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铁路桥和龙王庙被日寇占领……”这也许就是7月8日晨战斗中守军不开枪的原因。在此之前第29军有“不许出击、只能死守”的命令，战斗爆发时部队首先要判断形势才能决定开不开枪，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发起抗击、还击，而当时情况更为特殊，部队已经知道是自己要挑起事端，可是事端扩大了，这完全出乎预料，以至于根本没有敢做出反应。秦德纯自述，“凌晨三时半，……我当即对吉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要是代理军长做出这个指示，当时就打起来了是不是？秦德纯号称“八面玲珑”，不会的不会的，咱们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战史并不可信，反倒是这些“野史”更加真实，另外还有一篇当时的新闻报道，应该是关于卢沟桥之变最早的报道，作者是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其父亲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实。读小学时，方大曾就喜欢摄影，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第一架相机。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大学期间思想活跃，热心进步活动，曾与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杂志。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工作之余同时担任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
1936年11月底，傅作义指挥晋绥军击败日军、伪蒙军、“大汉义军”等部取得百灵庙大捷，记者纷纷前去采访报道，小方也前往展开了43天的绥远之行，拍摄了四百多张照片，完成《绥远军事地理》、《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通讯发表于《世界知识》。
卢沟桥战事爆发后，小方在7月10日即前往宛平，后又多次前往，最后完成《卢沟桥抗战记》于8月1日发表于《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另外还有《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城》、《卫国捐躯》、《民众慰劳》等专题摄影报道陆续被上海《申报每周增刊》、《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刊发。
卢沟桥之后小方追踪战事陆续前往南口、大同、石家庄、保定等地采访、报道，并发表两篇通讯9月4日《从娘子关到雁门关》和 9月7日《血战居庸关》，9月30日《大公报》刊出小方《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的通讯后再无消息，其家人在年底于《大公报》连续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也是毫无回应，小方就此完全消失，应该是死于战乱之中。
方大曾 小方
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中记述，“十日清晨，战争既停，记者乃骑着自行车赴卢沟桥视察。”其间在平汉路丰台的岔道的沙岗为日军截停，日军在此也无大部队，仅有“四五座帐篷”，“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许到宛平城下。这一带寂静无人，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还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
“宛平县只有东西两个城门，东门是紧闭着，要从北边绕过西门才能进去。城门开了一半，警察领我到警察局，蒙一位于巡官陪同到各处拍摄战迹照片，并以事态之详细经过见告。”
“时间已是正午，……记者在宛平县工作毕，即登卢沟桥西行，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我即据实告以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只有五里，……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兵士的尸体，正在被一个个的拍照抬埋。……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
“下午四时，赴驻军团部去访吉星文团长，他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不要回去了。’”
小方是10日午前抵达宛平城，东门紧闭于是绕到西门进城，东门城头插白旗表示已经停战，进城之后发现并无驻军，金振中第3营已经撤出，小方于是和警察局接洽。到了中午小方从西门出城跨过卢沟桥前往长辛店，“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再结合日军在沙岗仅设有“四五座帐篷”，还有“城角上飘着一面停战的白旗，城上有几个保安警察在放哨。”这些情况表明双方已经执行了停战协议，日军永定河西岸也就是铁桥西首撤往了沙岗，而且大部队应该是回到了丰台军营。第29军也依约撤出了宛平城，宛平城的守卫由冀东保安队接收。
“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
战史言到，金营长是在今晚反击铁桥的战斗中负伤的，这就有意思了，难道是下午三四点还躺在“伤兵专车……腿部被炮弹炸伤”的金营长又爬起来在晚上带领部队反击铁桥来着？然后第二次负伤，接着在一天多后的12日中午又领着大学生们逛宛平城？这这这、这如何理解？
同样有意思的是吉星文，此时在长辛店的团部，小方所见也没有负伤，吉星文指挥了今晚反击铁桥的战斗并不是带队冲锋的，怎么到12日搞成了“头颈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战军”的样子？
团长吉星文、营长金振中二人一会儿负伤、一会儿爬起来冲锋，很明显就是对7月8日晨日军抢占铁桥完全失措了，只好诈伤以应付旅长何基沣、师长冯治安了。
记者小方当时“随手”记录的一些细节也恰恰印证了前文所分析这两天的情况，双方在9日中午已经完成了撤军，不仅仅是第29军已从宛平城撤出退过石桥，日军也退出了铁桥，从铁桥西首撤回丰台，仅在沙岗布置了“四五座帐篷”警戒兵力，特备是 “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这说明日军已经撤离铁桥远去，不可能出现相隔300多米、400米竟然不知道敌人在不在的情况，也就是说今晚所谓的铁桥反击战大刀砍鬼子的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此时铁桥就是一座空桥。
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写吉星文的几句话，“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不要回去了。’”
昨日9日中午双方都按照协议撤了兵，傍晚又一起在宛平城喝了香槟，说明此事已经“和平”解决，那为什么吉星文还要说“前方很紧”呢？前文咱们写过何基沣回忆9日晚，张自忠给自己挂电话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情况应该是虽然第37师按照协定撤了兵，但是冯治安却准备重新占领铁桥，于是第29军内部就起了纷争，张自忠属于遵守协定派，而冯治安、何基沣就属于推翻协定派。
小方在长辛店见到吉星文是10日下午4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不要回去了。’”咱们强行推断一下，吉星文手里的这张电报，就是要重新夺回铁桥的攻击命令，并且冯治安等人也对这个违反协定的行动后果有一定考虑，不过日军的报复并不大，原因就是要搞更大的，远远超出了冯治安等人的想象。
由此强行推断，咱们也可以继续推想，吉星文在接到进攻铁桥的命令之后，就把在伤兵列车上“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喊了起来，让他组织兵力实施今晚的行动，于是就出现金振中负伤混乱的情况。
7月10日晚冯治安、何基沣的主动进攻是“卢沟桥事变”的转折点。本来7月7日夜的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了，7月9日2点双方签订了《秦德纯、松井停战协议》，7月 9日白天已经按照“协定”各自撤兵。王冷斋记述，7月9日傍晚6点，“日军河边旅团长专派笠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译官三人，携香宾酒来县，向余面致慰劳，各人并面尽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决，并盼以后永远勿再发生。”
7月10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第38师师长张自忠进行深一步的谈判，并且桥本群向国内汇报谈判不错的进程，参谋本部依此报告解除了关东军紧急派兵的准备。
而冯治安、何基沣在7月10日晚的行动将这些全部击碎，事件演变到现在完全不受中方的任何控制了。
